秦晓为FT中文网撰文《中国崛起与全球“新均衡”》，我比较认同他在文中提出全球“新均衡”的治理理念，但对“中国崛起”持谨慎乐观态度。
在可预见的未来，各国只有通过合作、互补、协商、有限度的冲突才能更好地治理全球性事务，如关注全球气候变暖、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金融危机、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推动贸易自由化等，甚至连一些国家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也会成为全球性焦点。最近中东、北非地区的民主化浪潮推动了这种有着全球性特征的新型事务的跨越式发展。
不可否认，全球化让中国快速地融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并分享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发展红利”，这是中国经济难得的发展黄金期，基本上建立了市场经济的雏形，“中国崛起”也由此而起。但中国的历史却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崛起”的另一面。
“中国崛起”面临几个不可回避的历史难题。第一个难题：中国如何从几千年的皇权过渡到个人的民权上来。这与秦晓提倡“去中国特色，实现普世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自由、人权、民主、宪政是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史上最能实现“个人潜能”的有效途径。专制只为特权阶层服务的，以限制最多数人的自由实现极少部分人的最大自由，这刚好与边沁的“功利主义”（即实现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相反。无自由，不幸福。因此，专制连“功利主义”都不够资格，更别说什么“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之类了。
能够长期保证民权的唯一途径就是实现民主。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开明专制的好光景，如“文景时代”“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时期，“薄赋轻徭”“官民相敬”，老百姓过着比较安定富裕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专制政体下，只有统治者具备德性与善良的品质时，才能保障老百姓部分民权。倘若遇到暴君、昏君与庸君，那老百姓该如何是好？林语堂在《吾国吾民》里提到的“贤能政府”就是那种开明专制的翻版。
事实上，自清朝“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不断在寻求适合中国政体发展的模式，“共和政体”“民主政体”“宪政政体”，甚至连“军阀政体”都尝试过，最后全部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中国的精英忽视了制度变法必须要与器物层面相配套变革，才能发挥制度变革的作用。虽然后来的变革者接受了这个血的历史教训，但中国还是未能走出“黄宗羲定律”这个怪圈。这里面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的确值得每个中国人深思。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贤能政府”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经行不通了。胡温治下的时期，试图用“贤能政府”取代“民主政府”，但结果差强人意。“贤能政府”依靠的是统治者的德性与良心治理国家，但在分权化的经济竞争时代，则意味着每个分权者都必须是一个有德性的治理者，这近乎“道德圣人”般的苛刻要求，无疑大大地降低了“贤能政府”的效能，贤能治理大打折扣。试想想，中国目前的官僚科层，从中央到乡镇，这么庞大的层级有多少大大小小的治理者啊！“贤能政府”只能在农业时代或者前工业时代才会发挥很大作用，农业时代或者前工业时代不需要向下级分权，只需要向老百姓赋权，就可确保治理效能并且权力集中在核心人物手中。但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社会分化与治理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高层统治者不仅需要与下级分享权力，向民众赋权，而且还要协调下级治理者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权力争夺，这意味着最高层需要从统治者身份向协商者身份转型，也只有民主才能完成这种身份转型。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第一个难题，也是最大难题，我们该如何实现从专制政体到民主政体的飞跃，需要政治智慧与道德勇气，让这个难题留给可以改变中国历史的关键人物吧！
历史的第二个难题：中国老百姓如何从顺民转变成公民。正如文中所提到冷战时代的终结，形塑了全球化的新秩序。历史真相重新帮我们梳理了这个时代的纷繁与诡异。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我们才能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冷战时代，正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集团对峙的巅峰时刻，价值观服从于简单的“二元意识形态”，朋友与敌人，对与错，好与坏，是与非，这种过度对立的意识形态，严重伤害了个体大脑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余毒至今像一个幽灵似的在中国的上空飘荡，“网络暴民”“仇美主义”以及“非理性行为”的声势空前浩大，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遗憾。
中国几千年的社会一直遵循被剥夺自由参与公共事务而创造出来的稳定秩序的发展轨迹，进而培养出了千千万万的顺民。顺民既不需要独立思考，也不需要政治权利，只需要盲从与听话，权威主宰一切，个人命运微不足道，国家命运才是最重要的。“主权大于人权”就是这样演变而来的。而公民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的个体，并且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批判与怀疑权威，坚持自由、自主、自治原则，追求公平正义。顺民社会支撑了权威与“国家主义”，扼杀了独立性与“自由主义”，而公民社会恰恰与之相反，并且解构了集体对个人的压迫，信奉“人权高于主权”。
有关集体与个人之间的争论仍在继续，也有学者把集体主义称为社群主义。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社群主义研究的领先者迈克尔·桑德尔所警告的那样，“当公民社会很弱小，鲜有中间机制来协调国家和个人的关系，社群主义的理念可能会是危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认为认同感要么只能是国家主义的，要么只能是个人主义的。只有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团体很发达时，社群主义才会是一种多元的伦理观。这也是托克维尔的观念，美国民主的要素之一就是中间团体的发达。所以，认同和社区的多元化，是社群主义伦理观的要素，否则所有的认同感向一个单位集中。”
桑德尔的警告深刻揭示了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与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提醒了建立民主政体不是一件易事。中国人唯有生成公民素养，才能培育出强大的公民社会，扩展社群主义与多元主义，最后反哺民主政体，推进社会全面转型。中国如何培养公民，造就公民社会，这是历史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第二道难题。
历史的第三道难题：中国如何实现内外可协调一致的治理机制。秦晓提出的全球“新均衡”就是这个难题的新命题。封闭社会的统治者只需要考虑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然而开放社会的统治者不仅要考虑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倘若在平衡国际关系时，后院起火那怎么办呢？中国参与全球“新均衡”的治理机制有一个潜在假设条件：中国的内部事务并不会矛盾重重，人民对政府普遍感到满意。但事实上，中国的内部事务不仅矛盾重重，而且相当复杂，对政府的满意度也是很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高层既要解决内部矛盾，又要协调国际事务，避免遭致其他国家的妒忌与警惕，为寻求新的国际合作秩序与发展机遇竭尽全力，这显然超越了一般国家政治的范畴。
难题摆在面前，解决还是不解决，中国人还在那里。每到历史的关键时刻，危机也会接踵而来，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是发挥中国人博大精深的政治智慧与聪明才智的时候了！
本文最早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相关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