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中国内消费的贡献率一直偏低，居民收入的增长长期低于GDP的增长，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再加上社会保障功能不完善，居民消费需求无法释放，造成总需求和有效需求均不足，被迫寻求风险更大的政府刺激计划和国际消费市场。也正是因为居民收入过低和差距过大，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为生计而奔忙的阶段，全社会参与科技创新的人口比例过低，民间创造力得不到激发。

　　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由于传统模式已达极限，增长遇到“天花板”，长期积累的经济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增长大幅回落甚至停滞，严重者会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人均GDP在2010年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何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最大挑战。

　　一、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出路在于转换经济发展驱动力

　　从拉美、东南亚等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国家来看，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随着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迈进，要素（土地、能源、资本、劳动等）成本迅速上升，要素边际报酬不断下降，而由于没有及时成功地转换发展模式，不能保持持续的技术和制度创新，社会劳动生产率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经济增长失去驱动力而停滞。而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来看，其经验正是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尤其是实现了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

　　我国摆脱“贫困陷阱”的方式主要是依靠要素驱动，尤其是充分利用了低成本劳动力要素，发挥了后发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我国的劳动力要素价格开始快速提升，与周边越南、印度、印尼等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更为低廉的国家相比，缺乏比较优势。国际产业链中加工制造环节的转移具有候鸟式特征，逐利而栖。在我国逐渐丧失劳动力要素成本优势之后，其再度迁往其他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是经济规律使然和大势所趋。

　　目前，由于我国地区发展之间的巨大差异，可以把低端制造业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继续保持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且我国有相对有效的基础设施和完备的国内供应链，可以部分抵消劳动成本劣势，为我们争取到转换发展模式的时间窗口。但是，随着地区收入差距的逐渐缩小和周边国家的发展，中西部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可能很快将被侵蚀，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优势也将难以抵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如果在这段时间不能及时完成产业转型升级，使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转换为创新驱动，我国将重蹈拉美覆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转换经济发展驱动力关键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在我国改革开放逾30年的经济发展史中，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于政府投资和对外贸易，政府和外资在经济增长中居于主体地位，民众被动地吸纳进增长的大潮中，既非“三驾马车”的主导力量，也非成果蛋糕的最大分享者。民众经济主体地位的弱化将使经济增长缺乏微观基础，丧失增长的持续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提升我国民众经济主体地位的关键是提升民众的消费能力和创造力，其方向是促进经济发展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其关键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现在从各方面来看，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中，分配日益成为制约经济活动顺利运行的瓶颈环节。收入差距过大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普遍特征。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5的水平，而成功跨越“陷阱”的韩国的基尼系数为0.31，日本则为0.25，这主要归功于韩国上世纪70年代推行的“新社区运动”和日本60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进入到4000美元阶段，消费贡献的快速增长与投资、出口贡献的下降是客观趋势。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会严重弱化居民的消费能力，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我国经济增长中国内消费的贡献率一直偏低，居民收入的增长长期低于GDP的增长，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再加上社会保障功能不完善，居民消费需求无法释放，造成总需求和有效需求均不足，被迫寻求风险更大的政府刺激计划和国际消费市场。也正是因为居民收入过低和差距过大，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为生计而奔忙的阶段，全社会参与科技创新的人口比例过低，民间创造力得不到激发，只能依赖于政府支持的少数科研机构进行高、精、尖科技的研发，而一般性、日常应用型的技术创新和转化匮乏，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没有得到确立。

　　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及时地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国家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美国始终处于全球创新之源和产业制高点，其根本原因即来自于习以为常的公平竞争环境和无所不在的民间融资所打造的强大的民间创新能力。我国要提升国家的创造力，必须树立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激发民间创造力，而这要求在财富的分配中，企业和个人的比重要增大，居民收入必须得到普遍提升。因此，能否在分配制度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是决定我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内需驱动、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换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