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贻害：对官德的放心与民智的不放心

　                                                        　鲁直

　　文化和传统导致了制度设置方面的偏重与盲区，而制度设置的漏洞和偏颇又放大了体制性危害，并以其强制力改造文化和国民性。如此说来，数千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血腥朝代更替，每一个朝代都免不了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律发作，以及底层民众总是逃不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宿命，均属必然。因为根子早已埋下，从未改变。

　　人之初，性本善?

　　近来很流行唱红歌，据说可以以此挽回逝去了的道德和重建信仰;稍早之前又是一波国学热，树孔子像、倡导读儒家经典，于是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多出了很多儿童摇头晃脑的“人之初，性本善”。朗朗书声中，家长和很多人都笑了;笑声中，又一代完了。

　　这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悲剧：号称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中国人主流，有意无意间，居然从未去怀疑和反思“性本善”的问题。尽管同为儒家阵营的荀子也曾有过“性恶论”，但他老人家的歪理邪说作为非主流从来不入统治阶层法眼，而被统治者们好像也对此从未感冒过——这不是我胡说，从我们一贯的制度设置，集权而不是分权防范，可作佐证。

　　如果承认人性本恶或者人性中有恶的因子，那就必然要从制度设置上来防范。如同西方人一直在做的，圣人只在神话中，现实生活中对于总统也是要当作流氓来防的。首先通过层层自下而上的检视和选举筛选几道，尽量不要声名狼藉德行不彰者;然后再防范流氓，不怕他是流氓，而是要让流氓也耍不了流氓。正是在此立论之下，他们创立了分权的政体，在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之下，有效地预防和限制了人性之恶的为害。

　　相反，我们从未如此。

　　我们先是宣扬人性本善，教大家伙相信人人都是好人，而最高统治者更是天字第一号圣人，那么在制度设置方面当然就没必要去防恶人和小人了——这也不是我信口胡说，纵观所谓五千年的历史：统治者们先是忽悠说“君权神授”，当民智渐开，“神”这个事没法说得太细之后，我们马上与时俱进换了一个调子叫“以德配天”，皇帝老儿坐天下，其法统的正当性都是来源于天，所谓天命所归，是为天子。既然他是天子，那么万民就只能匍匐朝拜了。为什么天命归他，而不归你我呢?那是因为他有“德”，而我们从小就知道了“人之初，性本善”，有些人确实可以是天生的道德真君有道明君的，现下的这位就是不世出的真君，这样大家就都无话可说了。

　　除此之外，我们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力宣扬天子之懿德。每天选取他的“德显”之举全天候滚动报道，众口一词万民歌颂，以儆效尤。如此上下垂范上行下效，自然就会涌现出一大批学先进的榜样，于是全国广为宣讲、推广，同时升这些榜样的官，给予他们很好的政治待遇和物质报酬。学榜样得好处的力量是无穷的，全国各地马上又会涌现出更多的学榜样的典型，于是再树这些先进和典型，天子也不失时机地出来接见、慰勉一下，掀起学榜样的新高潮。这样，在最高榜样的指导、垂范和带领之下，全国全民都高潮了。人人都知道，是在天子的德治之下获得如此盛世的，那还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去怀疑他和防范、限制他的所作所为呢?更遑论制度化的设置了。他的话就是真理，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们只要膜拜就够了，听从和跟随就好了，难道还用怀疑吗?要说制度化设置，那就是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他，给他，给他这样的好人!让他来决定和主宰我们的一切!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他太操劳了，日理万机也不够，我们怎么忍心呢?还是让他再指定几个他信得过的有德之人，来帮他完成带领和指导我们的重任。他是道德真君，又目光如炬，既然他都说了“你办事，我放心”，他都放心，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所以感谢他的英明指定，帮我们免去了自己选择的麻烦;他指定的人一定错不了，他是天子，他指定的人就是小天子;小天子再指定一些小小天子……如此众星拱月，星光灿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仰望星空就好了!在满天星辰的照耀和指引下，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也正是如此对官德的感激、膜拜和放任之下，统治了我们上千年的金字塔式集权统治格局由此成型和延续。

　　家法之治

　　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里还可能有两个问题：一是天子之德包括方方面面，包容的范围太广，垂范的内容太粗泛，有必要条理化和细化，这样才便于草民们学习;另外，总会有些人不服王化，不能完全由大小天子们的恩德所感化，或不符合榜样们的行为规范。对此，就有必要指定规则和家法。一是将“德”条理化、规范化和细化;一是对“不德”的行为予以制裁和惩处，杀一儆百，杀鸡骇猴。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部中国法制史，就是一部“出礼入法”“德本刑用““德主刑辅”的演化史。相比西方法制，我们与之相比尽管也有“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的共性，但有一个最大和最本质的区别——西方的法律体系，是从下至上，以下层的角度去限制和制衡大小天子们的权力，维护平民的权益;而我们的法，从来都是从上到下，以王化的角度来驯化万民的，为维护天子们的统治而立，它的本质是“家法”。

　　如果说，“人性本善”“以德配天”“以德治国”的愚民、奴化是从思想上根源性的影响深入骨髓，是集权体制的法统根源，那么家法之治就是集权体制王天下的根基。通过家法之治，一是确定了统治阶层、大小天子们高高在上的地位，他们的指定、任免、私相授受再也与百姓无干，权力至此完全垄断于集团、小圈子内部，事实上剥夺了草民们最根本的选择权力;一是通过家法规定，引导及禁止、制约、惩处草民们的行为，将其驯化乃至奴化，不要说挑战天子们的权威了，就是怀疑也不行，最好连怀疑的念头也都不要有，满脑子感恩戴德就够了。不仅如此，大张旗鼓地审判、游街，组织大规模的公判大会和批斗，以及凌迟、腰斩、剥皮实草之类极其残忍的血腥展示，对民众产生足够的威慑力，进而让百姓畏法。

　　畏法之余，又因为“法”由官定，案由官判，官家居于一言而判、一言而断的主导地位，畏法实质上也演变成畏官——本来，西方的良法之治是在教导、宣示民众懂法的基础之上用来对抗、限制、规范官权力，保障私权力的;到了中国，家法治就变成了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成了官们管制百姓，也就是公权力罗织罪名，整治和钳制私权力的手段。以至时至今日，中国民众不仅秉承“民不与官斗”的优良传统，而且本能地不愿打官司、害怕打官司。与此同时，他们大多数也不懂法，官家也有意无意地不宣扬、不普及法律常识。

　　如此，思想、言论、行为方面三管齐下，流毒所及，以“性本善”和道德真君为立论起点，由“德本刑用”“德主刑辅”的家法之治护航，集权体制进一步加强，稳如磐石。

　　对民智的极端不放心和防范

　　与对官德的极其放心和相应的官权极端放任相应成趣的，是我们历朝历代以来对民智的极端不放心和防范。

　　“君权神授”“以德配天”等等忽悠和把戏，即便有对民众从小到大、铺天盖地的洗脑，有家法之治的保驾护航，想要千秋万载帝业永祚，还得有一个基本前提：民智不开。要不然，只要百姓稍微有一点脑子或常识，这个把戏就玩不下去。然而事实却是，事到如今，这一套不仅还在玩，不仅大行其道，还有一大帮人大声叫好，原因何在?——对民智的愚化和防范。

　　先说防范。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商君说：牧民之道，先令其贪，再教之愚……看来，千年前的“子”们对于民智的开启是非常忌惮，洪水猛兽，莫过于此，对于“愚民便于统治和管理”这一伟大真理早就有了深切的共识。而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对此莫不心领神会。所以，当我们看到清末梁启超评论李鸿章，说他不懂治国，不懂国际竞争、强盛之道不是靠国家而是靠国民的时候，我们在佩服梁氏的见识之余，也不得不替李鸿章叫屈——倒不是李的见识不够，人家明白、高明着呢。梁之所以如此评论李，根本原因在于李梁两人的屁股坐的地方不一样——李作为统治阶层，要的就是全民在政治和思想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样才便于“指哪里打哪里”。在此前提下，知识越多越好，否则便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李鸿章们虽然也开学堂学习西方的技术，但要确保“中学为体”的前提;反之，梁在野，从全民和民族的利益计，发现思想的禁锢是民智不开的根源，是民族国家落后的根源，觉得仅仅只是“西学为用”还不够，于是提出批评。这也太冤枉李鸿章们了，不是肉食者们没这种见识，实乃有意而为之。

　　事实上，为了防止儒以文乱法，首先必须在思想源头上予以引导和控制，必要时辅以非常手段——从秦代焚书坑儒，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唐代开科取士到宋代理学之兴，及至清代《四库全书》的编修、大兴文字狱——或威逼，或利诱，洗脑不成则干脆大肆杀戮，方法和形式虽然各异，意图和目标却是一以贯之的。至于本朝，尽管说“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但是，大海航行还是得靠舵手：民众的智慧是靠不住的，要么太愚昧，慈父们不放心;要么知识越多越反动，那更不放心啊，所以要将文化的命革掉才是正道。为了避免革命不彻底流毒不清，到如今新闻和出版还要审查，高校教育必须要党委领导，外面的世界太灰暗各种歪理邪说太离谱还是弄个防火墙挡住为好，挡了外面还要注意内部搞个绿坝来护航……。必须要净化思想，统一认识。对于不保持一致的，要么以经济问题、作风问题等等理由予以隔离或搞臭，要么放逐到西方化外之地让他们的歪理邪说不能蛊惑我纯真无辜国人，要么干脆割喉沉井从肉体上消灭……

　　除了主动和被动防范，愚民教育也是关键一环。比如“三纲五常”——树立核心，训练对君父夫绝对服从的奴才意识;“精忠报国”——朕即国家，国就是家，这样一置换，愚忠不愚忠已经分不清楚，忠了就行;“父母官为民做主”——官员既然如父母，那就要尊重和膜拜，又有纲常伦理在，那么官员的权威和所作所为不容置疑，即便有不是或失误，那也得“为长者讳，为尊者讳”;而问题、阴暗丑恶都“讳”或者“三七开”了，显露和流传的都是光辉高尚的一面，自然永远伟大正确光荣;而既然这么伟大正确光荣，那么更毋庸置疑、更应该五体投地听他的话跟他走、指哪里打哪里;既然一直是官员来为民做主，那就习惯性地等他和指望他来做主，自己的权益意识慢慢消除;既然从来自己都没有做过主，那么自己做主的能力也就渐渐地没了，自己就是做不了主的;既然没有自己做主的意识，也不具备自己做主的能力，那难怪慈父和青天大老爷们不放心了，还是指望青天大老爷们来做主吧，等着、跪着就够了，这样最好，省事、省心。

　　而这么一以贯之的愚民、弱民之下，民智不开顺理成章。于是各种封建迷信四处泛滥，个人崇拜深入骨髓，一些最基本的常识性的理智也不复存在——比如“父母官”(到底是谁养着谁?)、“闯王来了不纳粮”(不纳梁闯王和他的一大帮人马喝南北风?)、“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么平均主义，谁愿意去花气力干活?)比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精神变物质”、比如喝了神水刀枪不入，比如屎尿/狗血可以退洋兵，比如喝尿可以治病(尿里面含有大量人体排出的废物和毒素，喝毒而治病?“尿毒症”患者就是因为无法有效通过尿来排毒这才通过透析等其他途径排毒)、比如唱歌可以治精神病……别说慈父们对民智不放心，其实民自己又何尝对自己放心呢?

　　一方面，采取各种办法和手段不让民智兴;另一方面，又正好指斥民智不开，于是以“民智不开”为借口维持一个庞大的家天下集权统治，进一步放任“官德”来“以德治国”。

　　对官德如此放任不加限制，对民智又是如此地不放心和钳制——越是放任官德和官权越可以肆无忌惮地愚民和弱民，越是民智不开习惯于等待青天大老爷做主越放纵官德和官权百无禁忌，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于是，民众习惯性匍匐和跪拜于官德与官威之下，总算和谐了。(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