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念，那些为理想而活着的人
文/孙玉良
人到底应该为什么而活着?
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改革开放后，中国洞开了国门，精神文明的“纱窗”，同时也被“撕开一个洞”，西方的苍蝇、蚊子随之冲了进来，刺入中国人的肌肤，深入中国人的“血液”，诱导“人性之恶”，“泥石流”般爆发。
发展是硬道理，本来是想带国人“向前看”的，结果大家不约而同的，演变成一致“向钱看”，中国人的价值观，被严重“物化”扭曲，偏离了方向。
中国是最早发明“指南针”的国家，却第一次在大海航行中，迷茫了方向。
我是一个在北京的打工者，真真实实的农民工，周末的时间里，喜欢坐在中央党校的门前，静静地想那历史的长河，想那建国前的“波澜壮阔”，想那“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风流人物”，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到底是为什么？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我轻轻地读着主席的诗。为民主而战，为自由而战，五四运动让中国人第一次懂得了人生还有“民主”与“自由”的追求，让中国人第一次接触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国父孙中山的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让他的后继者们，一个个前仆后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的诗，让之前“懵懂”的国人，醍醐灌顶般活明白了，那一辈共产党人，全部为信念而活，为理想而死。
只能这样解释，否则不能解释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何舍弃了“升官发财”的欲望，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中去。
毛泽东，来自于湖南湘潭的一个小山村，大家仅仅注意到他是闹革命的先驱，常常忽视了他年轻时的“仕途”生涯，他曾做到了国民党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兼“代理宣传部长”，拿现在的话说，是“省部级”干部了，那时他才三十岁，刚刚而立之年，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啊！但他舍弃了到手的荣华富贵，到井岗山组织“秋收起义”当“山大王”去了，照俗人看来，这不是“神经病”吗？
同样不可理解的，是他的战友们。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祖父周起魁曾任淮安府山阳县候补知县，父亲周劭纲是“国学生”、“主事衔”，捐来的“正六品”，虽然是“有官衔无职务”，但也不是平常人家能做到的，你得有钱“捐”才行啊！周恩来的姥爷万青选，那更了不得，出生在北京，三次出任清河县知县，还曾在安东、盐城、宿迁等县任知县，直至署理淮安知府。周恩来虽然后来“家道中落”，但他曾在天津南开求学，后留学日本，又到过法国、德国，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物，在著名的黄埔军校做到了政治部主任，和蒋介石同为“领导层”，凭他的聪明才智，如果在国民党政府发展，岂能不是“开国元勋”级人物？
但他和毛泽东一样，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放弃了到手的荣华富贵，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南昌起义一声枪响，爬雪山，过草地，踏上了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漫漫征途。
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这样做？其实早在他少年求学时就有了答案。我们可能都熟知一个故事，那是周恩来12岁的时候，他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时，有一天，魏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当时的年轻人们，特别是年青人和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思想困惑，没有明确的理想追求，没有人生奋斗的目标。魏校长向同学们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读书？”
如果你现在问在校的同学们这样一个问题，我敢肯定的是，一定也能将他们问“傻”了。周恩来的同学们，有的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有的回答“为了明礼而读书”，有的回答“我是为我爸而读书的”，只有周恩来回答的令世人惊叹“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他非常郑重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现代的同学们，还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志向吗？我不晓得。从周恩来回答这个问题到现在，正好一百年过去了，但我相信，百年的岁月，并没有让国人长多少见识，现代的同学们回答这个问题，估计比周恩来的同学们强不到哪去，这从他们一窝蜂似的报考公务员可以看出来，“学而优则仕”的根深蒂固意识仍然未去；这从某些人由贫寒学子发展到贪官污吏可以看出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腐朽封建思想仍然盛行；这从教育产业化将学校也变成赢利的“市场”可以看出来，一个满脑子都是赚钱思想的老师，能给学生们“传什么道，授什么业，解什么惑”？北大学子范跑跑在地震面前先跑了，其实我们不能责怪他自己，有几个学子，不是共产主义信念的“逃兵”呢？
钱学森临死都弄不明白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冒”不出拔尖人才来，被人们命名为“钱学森之问”，答案或许在这，同学们弄不懂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读书。
朱德、邓小平、刘少奇、蔡和森、李富春、瞿秋白、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出国留学，但他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出一条“救国”之路；陈毅、、聂荣瑧、林彪、恽代英等人都曾在黄埔军校学习，但他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全中国。现代的年轻人们呢？出国留学的比那个年代多了何止百倍千倍，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在国外生活安逸，或为了在国外镀金国内发展得利，更有的干脆就为了获得一张绿卡，不再做中国人了！
想做“汉奸”，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你得挣足了做“汉奸”的资本，这是不是国人的悲哀？想当年钱学森万里迢迢从美国归来参与建国大业，看到这种情况他会不会很寒心？
领袖们咱不说了，因为他们是领袖；伟人们咱不说了，因为他们是伟人。那些为了新中国建立而不惜一切的平常人呢？刘胡兰，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女孩子，面对敌人的屠刀，眉头不皱，“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至今仍在高空回响；邱少云，为了不暴露战友的目标，面对熊熊烈火，咬紧了牙跟；还有那个举起炸药包的董存瑞，喊出了“为了新中国，前进”的时代最强音。现在有所谓学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但我相信，既使董存瑞当时嘴里没有喊，他那崇高的理想，也一定在凤凰涅磐的那声爆炸中升腾。
我怀念，那所有的，为了崇高的信念而活的人，为了美好的理想而死的人！
在几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大同社会”，“大同社会”什么样子，没有人看到过，只不过是托孔子之名展现儒家对于未来社会的一种构想罢了。中国人常有一种怀古思想，认为三皇五帝那时侯很好，连帝王都实行“禅让制”，民主的不得了。几千年来，理想化的文人墨客们，常把这美好的追求，赋之于诗词文章。到了民国这时候，“国父”孙中山既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又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把实现这“大同”社会的方法，设定为“三民主义”救中国。为了这个信念，他可以让出大总统职位，去为心中的国家修桥补路。他在其《建国方略》中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近乎空想的蓝图：10年内给中国修建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铁路，100万英里（约160万公里）公路，并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向袁世凯申请愿意身体力行去干这事，被袁世凯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如果不是袁世凯称帝试图恢复封建社会，激得孙文搞起了二次革命，也许他真的会变成中国铁路之父了。
孙中山“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共产党接过了他举起的旗帜。“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实现“大同”社会的升级版，在我们村，有一个九十四高龄的老共产党员，叫郭文重，乡亲们亲热地叫她“宝和老太太”，我曾经多次采访过她。郭文重是一个文盲，认不得几个字，但她从小就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共产党是对的，毛主席是对的，叫人们过上好日子是对的。实现共产主义不好吗？那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崇高的理想啊！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干这样伟大而光荣的事业，死了也值啊！谁反对共产党、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就是抱着这个朴素的不能再朴素的信念，她在战争时期挖地道、运公粮、站岗放哨、出生入死革命了一辈子，差点因为这跟亲生父亲绝交。她没有文化，不会说些大道理，脑子也有些糊涂了，但我相信，她的心中一定有一个坚强的信念支撑着，耄耋之年仍不忘为村发展献言献策，她说得不见到正确，但这份心意，弥足珍贵啊！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是一名党员，常常念叨着这句入党誓词，但放眼周围，有几个人，会象那些逝去的革命先烈那样，真的为了这个目标而去奋斗呢？卢梭曾写过一本“忏悔录”，那是真诚的忏悔，为什么有些共产党干部，非要等到犯了法，身陷囹圄时，才思考着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呢？中国缺什么，现在不缺钱花了，但急缺一种为崇高理想而活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