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子人生

    “五四”运动时鲁迅发现中国乃是“吃人”的国度之后，引起知识者对故国文化的一场深刻的反省。七十多年过去了，我又有一个悲哀的发现，这就是到了六、七十年代，不论是吃人还是被吃又降了一等，因为“五四”时所说的吃人和被吃，其前提都是“人”，即无论是吃的主体还是被吃的对象都应当是人，而不是物。而我却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同一代人以往却常常只是物——一枚统一棋盘上的棋子，即被吃的棋子和吃别人的棋子。这个发现，可算是对棋子人生的发现。

    棋子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利与能力。它在你死我活的两军对垒的棋盘上，其身份虽有区别，但都是下棋者的傀儡：要么作为傀儡被吃，要么作为傀儡吃别的棋子。无论吃或被吃，都只是一种中介，一种器具，一种物，其吃与被吃均低“人”一等，属于“物”层面上的吃与被吃。

    先说被吃罢。棋子被吃，其实不是直接被人吃，而是被人指挥下的棋子吃。棋子之死，均不壮烈。因为统统不是死于英雄之手也不是死于真正的人之手，而是死于没有脑子和心灵的器物或低等生物之手：有时被“车”辗死，有时被“马”踩死，有时被“大炮”轰死，有时被“仕”整死，有时被“卒子”撞死，其死亡都不如被人吃掉惨烈，更不如被英雄杀死壮烈，死时全无感觉。

    “五四”时讲“吃人”是象征意义上的“吃人”，也就是指肉体上、精神上的被奴役、被压迫和被吞食。我所经历的所谓“被吃”也就是这种精神象征意义。而此时我感慨的是自己竟也像一枚棋子，吃我的竟也只是一些被人驱使的棋子，猛人们指尖下的“物”。一九八九年前他们批判我时宣称自己是“主义的大炮”。一九八九年之后大炮不响了，前赴大批判沙场除了少数是红学界和美术界的小“仕”之外，其它均是三流卒子。我称这些卒子为“饾饤小儒”，实在是抬高他们的。这些统一指挥棍下的“棋子”，因为只是一些肉傀儡、肉车马、肉大炮、肉卒子，所以批判我的时候，浑身都是塑料气、木头气和主人手指上的烟焦味，决无人的灵气和属于自己的语言。如果我真的应当被吃，也希望被狮虎般的英雄亲自吃，可留下一个惨烈的故事，而现在却被这些肉棋子吃，留下的只有乏味的滑稽故事，所以一直觉得懊丧。

    我也曾“吃”别人，在“斗私批修”的“火红”年代里，我被“帮助”过，也“帮助”过别人。所谓帮别人其实就是摧残别人吃别人。而吃人时并非真正愿意去吃，而是被人当作一枚棋子去吃。有时被当作“车”，有时被当作“马”，有时被当作“卒”，有时被当作“炮”。而且是绝对驯服的“车”、绝对驯服的“马”、绝对驯服的“炮”、绝对驯服的“卒”。被当作“仕”、“象”的时候很少，被当作“帅”的时候则从来没有过。我和许多同辈知识者被当作“卒”子往前冲的时候居多，被当作“大炮”批判“修正主义”的时候也不少。文化大革命时，十亿人成了十亿门大炮小炮，我也是其中的一门。那时候，革命领袖总是号召要统一步骤，统一指挥，“全国一盘棋”，现在我才知道它的深意，知道我们正是这一盘棋中的一尊炮，一齐对准刘少奇，“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里的所谓炮打，也不是自己真正掌握大炮，而是充当炮灰而已，正像棋盘上炮筒子。

    回想以往，发现自己只是一枚棋子真有点晦气。作为棋子，吃与被吃，和真的人并不相干，譬如当“炮”去打“帅”（刘少奇）时，就从来也没见过这位国家主席的样子，而把我们当作棋子去“炮打”的统帅，也只是在电视上见过，其实与我们也不相干。吃和被吃，都是别人指挥下的一场傀儡戏。想到这里，又觉得懊丧。

    懊丧之余，想到鲁迅倘若活着，其发现的“中国民族乃是食人民族”的命题应当有所补充，大约要改为“中国民族乃是靠棋子食人的民族”。而我曾经历过的这一种人生，则可称为棋子人生。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