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地区民间资本的投资观念比较保守，对传统行业的依赖性比较强，另外，‘现金为王’的直观理念影响着一大批人，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企业家。”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称。“但更主要的是，这是粤商资本意识的落后和误区。”王先庆说，“这是一个区域的资本生态问题，东莞的问题，是整个珠三角的共同问题。珠三角对资本的理解还停留在工厂资本时代，从政府到企业都是。”他认为，正因为群体性资本认识误区，随后形成的体制性和机制性缺陷，导致资本流动性差，沉淀在货币市场上。本质上，就是货币资本化的渠道不畅，阻塞严重。本文由《新金融》特约记者卢桦采写，发表于2011年6月13日 《新金融观察》总第三十九期 ，原标题为“东莞民资：沉睡的万亿巨款”。

  　贷存比50%，沉睡的民资

　　浙江温州历来有民间资本“风向标”之称，当银行出现银根收紧等状况，当地民资会灵活发挥作用，参与中小企业融资。珠三角城市里，制造业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东莞，其对中小企业融资，却长久地表现出沉默。

　　人民银行东莞中心支行数据显示，2010年底，东莞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突破6000亿元，达到6078亿元，同比增长19%；本外币贷款余额3442亿元，同比增长14%。

　　“这些仅仅是睡在银行里的小部分，真正的民资总量不止这个数目，包括银行存款余额在内，必定超过万亿。”长期从事民间资本观察的裴有青认为，东莞的民间资本往往是深藏不露，“多的说成很少、少的说成没有”是东莞财富现状的一大特征。从东莞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数量和发展历程及活跃的现状等因素来看，它们所创造的财富之和远在实际统计的数据之上。

　　民间流动性资金到底有多少，难以精确统计，因此众说纷纭，政府部门、金融部门、专家学者谁也说不清、道不明。

　　将躺在银行的那部分做出统计，2003年5月，东莞市存款总量达2021.01亿元；两年半后，2005年12月，涨了近一倍，达到3464.36亿元；至2008年6月底，各项存款余额突破4000亿元，达4086.19亿元，继2005年底存款超3000亿元之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再增近1000亿元。2009年12月，存款余额突破5000亿元，到2010年底达6078亿元。

　　这笔财富，就如一头睡熟的猪，安静地躺在银行。

　　据何静提供的数据显示，江浙地区存贷比约为80%，东莞只约为50%，而整个广东也只有60%。“也就是说，东莞方面，100块存款，只有50多块钱贷出去，存贷比一直以来都很低。”而这贷出去的50%，对象也主要是类似于华坚鞋业那样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获得贷款支持的几率极低。

　　同样是“民资殷实”的温州民间资本，却是实体经济的一泉活水。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如果包括全温州民间资金储蓄量、25万左右个体户的存款和个人外币存款额，温州民间流动性资金已远远超过7000亿元。

　　温州的民间可流动资本不但数量多，而且嗅觉灵敏，灵活性、趋利性强，抗风险能力强。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它们的作用积极且正面，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支持了小企业的创新、转型。

　　但东莞民资在实体经济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上万亿的身后，是4万多家东莞中小企业面临缺乏人才、技术、资金支撑的困境。它们自身的庞大早就与嗷嗷待哺的中小企业形成脱节。

　　“温州苍南那边我去了解过，那边有着对集资融资比较固定的模式，包括标准、风险控制体系，虽然还是不够完善，有着各种问题，但东莞这边比起那里，基本就是一张白纸。东莞有的只是普通城市也有的传统高利贷，还处于蛮荒时代。”上述长安电子厂企业主称，在东莞找这类地下借贷，月息便达8%，其企业与东莞大多数企业无异，利润率为5%的幅度，无法承受高利贷高额的利息。

　　“东莞民间借贷，一般也就是放贷公司了，从事这块业务的资金还是有限的，肯定满足不了企业的需求；放贷公司大多是短小的拆借，额度为20万元—200万元左右。企业接个大订单估计需求就达到300万元—500万元了。”专职从事东莞企业贷款服务的叶昌顾问有限公司负责人叶小慧称。

　　投资渠道单一，独爱酒店业

　　近十年来，东莞酒店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目前拥有300多家星级酒店，数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其中五星级酒店22家，四星级酒店25家，且还有大量酒店等待评级。从经济整体实力和过境旅客数量看，东莞在广东省内不如深圳和广州，但星级酒店数量却超过这两地。

　　而与国内大多数高星级饭店为国有化或外资化起源不同的是，东莞星级酒店业是民营资本唱主角。

　　“容易驾驭和经营，现金回笼快。”一位酒店老板毫不避讳地说。投资酒店业的人，有相当数量拥有雄厚财力，但缺乏文化水平，也不会做工业制造，闲余资金的去向曾让他们感到无比困惑，“当时进入酒店业的愿望很朴素，就想找到一个放钱的地方，觉得盖个饭店不错，看得见，摸得着”。

　　东莞乃至中山、江门等地，酒店这类的服务业风险相对小，资金周转快。上述酒店老板分析，投资这个行业，造价非常低廉，一般情况下1.5亿元至2亿元就能造一个星级酒店，而且在产品投资回报上，既能使资本保值、增值，又能实现丰厚的现金回流。

　　“怕投出去之后，不会资本运作，又担心企业不合作，更怕露富等一系列问题。”上述酒店老板表示。

　　“广东地区民间资本的投资观念比较保守，对传统行业的依赖性比较强，另外，‘现金为王’的直观理念影响着一大批人，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企业家。”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称。

　　“但更主要的是，这是粤商资本意识的落后和误区。”王先庆说，“这是一个区域的资本生态问题，东莞的问题，是整个珠三角的共同问题。珠三角对资本的理解还停留在工厂资本时代，从政府到企业都是。”他认为，正因为群体性资本认识误区，随后形成的体制性和机制性缺陷，导致资本流动性差，沉淀在货币市场上。本质上，就是货币资本化的渠道不畅，阻塞严重。

　　“这就是珠三角再造的最大障碍之一。”王先庆强调，企业缺乏产业转型升级的信心，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使得民间资本的投资举棋不定，这一点严重影响了民间资本的活跃程度。

　　而且，大多数企业在低附加值传统领域里的单一发展模式制约了企业盈利水平，投资回报率不高。所以，即使有专家建议要撬动民资进入制造业，但资本持有者仍然不为所动。“因为这点利益他们不在乎。”

　　然而资本并不缺少投资的欲望、增值的愿望，企业家们也深知东莞酒店餐饮等行业的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但好的投资领域几乎都被国企垄断了，民资的本性怎么会甘愿“吃渣”？

　　在中国民间资本最发达的温州，民间资本却在2008年底开始以各种形式“回归”银行。资金回流，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投资渠道收窄，民间资本找不到出口。

　　“民资的实体性太强、虚拟性太差，缺少流动，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就是资本流动的动力不足，土壤不良。”王先庆说。　　

         另一种无奈 被隔离固化的民间资本

民资难以撬动的关键因素，除去民间资本主观意动性不强之外，客观的原因是，当形势需要民间资本转型、释能与提升时，它们却并未被赋予相应、更多的投资权利与自由。

随着东莞的城市升级将会出现大量的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导致大量的资金缺口。可一直以来东莞的民营资本大量进军一些传统服务行业，如餐饮、酒店等行业，这一现象表明民营资本在参与上的严重缺位。

政府工程，民资难以涉足

2009年10月17日，是东莞民资瞬间一亮的日子。民间资本大量涌入成为厚街总投资达45亿元的33项重点工程项目启动的一大特色。由民间资本投资的项目尽管只占了6个席位，但投资额却高达28.14亿元，占投资总额的62.5%。

这些项目包括厚街垃圾发电厂二期扩建工程、广东创新职业学院、兴业国际家具之都、希尔顿酒店、南兴木工机械有限公司新厂、供电公司调度大楼，从6大项目的民间资本投向来看，厚街民间资本已呈现出流向公共事业领域的趋势。

当前，东莞正处于“调结构、保增长”的关键期，尤其是当“三驾马车”中的出口和消费见效不明显时，各界对投资拉动内需的期望甚高。而东莞并不是太多的镇区能像厚街一样，把隐藏的民资力量“请”出来。

自此昙花一现之后，民资在市政工程投资方面，再鲜有斩获。

2009年9月末，东莞举行2009年重点工程竣工暨动工典礼，总投资约360亿元的28项市属重点工程分别开工、竣工。工程分别包括1项工程揭牌、2项工程通车、6项工程（主体）竣工、19项工程动工。2010年6月，东莞市道滘镇投资32亿元建30项重点工程。2011年东莞全市重点建设项目投资224亿元，其中包括城轨等项目。

“这么多政府工程，民资却分不到多大的蛋糕，这是整个广东的问题，它确实存在压抑民间投资的问题，因为重外资，轻内资是普遍现象。”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直言不讳。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东莞市特约研究员林江表示，以2009年那次总投资达360亿的工程为例，标志意义大于实际效果。“28项工程的实际效果会在明后两年陆续体现出来，对于东莞来说，此时启动这些基建工程，就是为了扩大内需。”

扩内需中如何从以政府投资拉动为主，向以社会投资拉动为主转换？

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创始人，华佗CEO论剑组委会秘书长、首席专家严介和，曾告诫东莞民企逐步淡出房地产市场，转向投资基础建设。“企业可以以BT（建设—移交）、BOT（建设—经营—移交）的方式与政府合作，获得利润，”严介和说。

首届广东“外博会”期间，东道主东莞厚街为解决“面子”问题，镇委书记黎惠勤建议各村组采用BOT形式加快垃圾压缩转运站的建设。

早在去年，东莞市凤岗镇通过BOT曾引进近一亿元民间资金参与治污，兴办污水处理工程。

在这些政府部门承担的建设和经营特定基础设施中，私营企业通过招标方式取得专营权，在特许权期限内负责这些项目的建设、经营、管理，并用取得的收益偿还贷款，在特许权期限届满时，项目公司无偿将该基础设施移交给政府。

“这的确是民资的出路之一，政府可以挪出这笔资金办更多的事，更重要的是，这就是刺激内需保增长的表现。”业内人士说，“但目前我国BOT方式的私营单位还是以外商为主，民营企业的潜力并未得到挖掘，而且推广领域并没有预想中宽。”该人士叹惜。

另一种无奈，资本被固化

民资除了难以涉足政府工程外，另一个无奈的事实是，民资被逐渐固化。

近二十年的“建房运动”，为珠三角很多村镇的经济带来了快速发展，形成了令人惊叹的原始资本积累。而很多村民仍乐此不疲地把资金投入到房产中去，新村代替旧村，旧村并无去处，陈旧的还没有散去，崭新的又拔地而起。

东莞东城大井头村富民楼李阿姨指着眼前这栋建于1996年的七层高的出租屋说，这一带的房子都是大井头村的“第二村”，“以前更旧的房子在那边。”她随后指向不远处的建筑群里，那是她家住的第一代房子，已出租近二十年，而她也在1997年搬进了东莞市区，眼前的这栋建筑是她的第二套出租屋。

因为房产慢慢在老化，价值越来越低，李阿姨的房子近三四年来每间月租没高过150元，还跟不上物价的上涨。整栋楼占地约300平方米，有70间房，每个月总租金10500元，因为房子旧，房间空置率有时高达50%，“一半租不出去”。

老旧的房产没有及时得到处理，在不自觉地“固化”，无法再生产价值。如果换成其他投资方式，它们产生的价值不会只是每个月上万元。

按照《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集体所有房产不能拿到房产证，没有房产证的房产，很难在银行抵押贷款。也就是说，东莞大量的集体房产，只能以固化资本的形式存在。这些资产已经不能够再流通，严格说已经失去了再生产的能力。

也就是说，假设一个村年固定资产总额为4000万元，它就不能被抵押成4000万元，甚至是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去进行再投资。

据东莞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东莞32个镇街实现可支配收入280.7亿元，村组两级可支配收入183亿元，分别增长14.8%和6%。村组集体总资产1228亿元，比上年末增长4.7%，净资产936亿元，增长5.2%；村组净资产超过2亿的为131个。而早在2008年，东莞市的村级集体总资产、净资产占全省同级资产的比例便超过38%。

所以，押在房产上的几千个亿的资金被看作是一笔巨大的民间沉没资本，这部分正是村组集体所有资产的主体，占据着东莞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甚至更多。

参见：http://www.022net.com/2011/6-13/4768592327354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