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维正桃李满天下，领导干部听他讲课，需要组织安排并候日程，而中小学生慕名来请教，他也欣然应允。用主流意识形态教化尽可能多的人，是他毕生的追求。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是以后勤业务教育培训为主的专业军事学校，出了这个党史研究领域的一级教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的重要成员，有些偶然，在院长王新力看来，大师、名师其实是难“培养”出来的，主要靠个人对事业的执著。
今年4月，因邵氏年届75岁，到了最高服役年龄，学院没法再挽留他，不得已签下退休令，不久前给他开了个纪念从军60年的座谈会，并想把他宣传出去。王新力说，在邵维正身上，良知人性和忠诚党性完美结合。摆摆他的事迹是希望让人看到，“真正共产党员身上需要具备什么特质，才能使党的事业延续下去。”
王新力当院长三年半，邵维正从未找他谈到个人问题。谈到党的事业和单位的建设，则滔滔不绝，以致得了咽炎。总后勤部领导曾想给他安个副院长职位，他都嫌要开会占用时间而辞谢。顺理成章，对这次宣传计划，他几度谢绝，后因学院下了命令，才服从组织纪律，讲讲他自己，一位红色专家是怎么炼成的。
思想被解放
邵氏成就大名，早在三十余年前。中共一大会期、出席人数这桩党史上著名的悬案，就是他解决的。
1979年，他被抽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一卷《伟大的开端》编写班子，但当时这个“伟大的开端”，却搞不清关键的诞生情况。据他统计，关于中共一大的会期，有17种说法，出席人数，也是5说纷纭。
当然，众说纷纭包括了海内外研究。这边的官方口径，只有一种，是从延安时期就开始庆祝的日期：7月1日。那是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后确定的纪念日，久之成了党的生日的权威调子。至于包惠僧、刘仁静等后来与党脱离者，在几十年的正史里，往往被遮蔽在“等”字里。
邵维正有心求证，但挑战定论，思想上有斗争。他从小参加革命，几经政治风云而过关，有老同志出于关心而泼冷水，“弄出个新提法，就是和中央不一致，是政治问题，风险太大。不要因这个事犯错误。”
不搞，平平安安，搞，就要承担风险。最后还是决定搞。他说，这首先应归功于时代氛围的变化。此前的1978年，经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以确立。“党史上怎么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那就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他提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不利于皇帝的事也得记，有史官为此丢性命。同时他也估计，只要按党的思想路线去做，不会犯错误。“要是‘文革’时期，谁敢碰这个题目？一个研究人员不可能去突破、超越（官方结论）。”
忆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年轻、很激进、很单纯、很虔诚，中央怎么讲就跟着讲，党怎么说就怎么做，深信不疑。”那时，他在部队做宣讲工作，“谈不上研究。”
到“文革”中期作为军代表去西北“支左”，他已觉得“有点问题，很‘左’。但也不是很自觉”。直至七八十年代，解放思想风气吹来，他才打开禁忌，才敢于去碰那个原本说一不二的结论。
在查资料过程中，他获悉台湾有位专家公开讥笑，中共成立多年还搞不清自己的生辰年岁，“好像无父母的私生子”。气愤之情与不甘不心陡生，“那么多敌人都打败了，这么点事还搞不清楚？”于是，从怕犯政治错误，一变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以3个多月的时间，由与会代表的行踪着手，遍访一切能接触到的知情人和原始资料，终证出中共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23日，与会代表13人。文章发表后被胡乔木发现，遂提升为新的官方结论。
政治仍第一
考证中共一大获得认可后，一位党史专家对邵维正说：“像这类过去已定论的重大问题都能重新突破，还有什么问题不能研究呢？”
邵维正也自认从那时开始不再盲从，不过仍有底线，“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不做”，“政治第一”。
后勤指挥学院政委何振喜亦持此见，他认为，严格组织纪律与学术自由、学术民主不矛盾，只要不碰四项基本原则、“军队非党化”等底线，即使在部队，学者也大可自由去研究。
在邵维正看来，作为军内研究者和教员，反倒还有有利之处，“部队更单纯一些，受西文思想影响小一点，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很高。”
何振喜说，邵维正与一般学者不一样，非“学院式研究”，而是把自己的研究、宣传和党的事业需要紧紧结合在一起。
邵维正近30年来，著作等身，最响亮的大部头都紧扣主旋律。建党70周年时，他推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献礼之作；建党80周年时，主编《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并提出“比较两个80年”的著名论断；现在建党90周年，又出版《中国共产党90年创新实录》，以宣传党的光辉历程、提振民众对党的信心为己任。
身边人如学生李步前说，对党，他是真忠诚，对马克思主义，他是真信。
邵维正自己说，从15岁参军，赶赴抗美援朝战场时起，他就相信党是人民的大救星，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这一信念，60年不变，“磨练了60年，不是一日之功。这是我自己选定的路，从不动摇，没有人强迫我。”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外苏东巨变，国内搞市场经济，人们的意识、价值取向发生很大变化时，邵维正仍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必须的。
他记得，当时曾有一部队的政治教员去北京火车站托运大捆马克思主义教材，车站人奚落：“现在谁还讲什么马克思主义？”在课堂上，也曾有干部学员对他不无怀疑：“你讲那么多大道理，你自己相信吗？”
在他当时的印象里，他所为之付出的事业，由过去的崇高，变成苦涩的崇高；过去的神圣，变成无奈的神圣，过去的伟大，变成悲壮的伟大，“在那种氛围里，我也没有动摇，要下决心守住这块阵地。指导思想退了，党的前途就危险了。”
他为之高兴的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更受重视。国内，中央于2004年开始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这一重大工程。国外，“国际金融危机一来，马克思主义又吃香了。”
尽管他的公开言论和著作都是以讲成就为主，但在课堂内，尤其是面对领导干部学员，讲得多的则是问题、教训，以激起忧患意识。他解释，内外有别，因材施教。
比如，在去年中央纪委举办的县级纪委书记理论轮训班上，为证明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举例，延安时期有群众诅咒“雷公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毛泽东由此反思边区的赋税政策，做出开展大生产运动决策。
对这个案例是否适宜在课堂上讲，他本有些顾虑。授课前咨询中央文献研究室人士的意见，答曰，年谱已载。遂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