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说“文学是人类腐败躯体上的蛆”，陈希我则说“文学就是面对我们生存的根本错误，知痛而迎，悖反之下的理性，谵妄之下的真实，黑暗之下的光，无梦之下的梦”。迄今读到的探讨中日民族性差异最深刻的文字居然不是某某国际关系专家的论著，而是这部《大势》，关于爱、仇恨、变态、伦理、遗忘、宽容、民族情感、历史记忆……一个名字中带有“中国”二字的中国人（实在是“中国”得不能更中国了），主人公王中国的女儿叫王女娲，这名字又隐喻了什么？如书中所言，“缺则求补，穷则思变”，父亲要用这个名字补回自己与生俱来缺少的尊严。

    在一个精神逐渐失重的时代，文学承重的意义何在？讨论活着的困境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对于存在者，文学是改变世界的操练。“假大空”的文字试图摆脱现实的丑陋和重负，让“美好”的艺术和“丑陋”的生活不相像。而真挚的文字，则用良知穿透世界，穿透现实的痛感，继而载着疼痛飞翔，去抵达生命之轻。

    小说中的“王中国”在迷惘的时候常常记起鲁迅，因为强烈地感觉到了“弱”，“我感觉着他的存在，在我走路的时候，在我做事的时候，在我睡觉的时候，在我说话的时候，他会蓦然岔进来。他好像鬼。”鲁迅，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逃不开的符号，尽管陈丹青说“七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但是，“他像鬼”——多么精辟啊。不过，据说鲁迅已经从中学语文教材中被撤退了，除非主动去读，更年轻的人们，不必被鬼纠缠啦！陈希我先生曾在《仙台的‘鲁迅讲堂’还好吗？》（见《美文》上半月2011年第5期）写道“鲁迅毕生致力于唤醒国民，但遗憾的是，国民仍然没有被唤醒。只不过从当初的麻木，转成了神经质。强大是什么？强大是健康，也就是淡定无感觉，比如身体，哪个器官跳出来有感觉了，它就有毛病了。”

    “王中国”就是一个跳出来的器官，变态的父权让他不得已操控女儿，“以爱之名”对子女进行侵害似乎是中国父母的特权，这是小说除了民族性外探讨的另一深刻主题。中国满是“王中国”式的父亲和“曹七巧”式的母亲，非常态的爱导致“变态”，用网络上流行的话说：“恋”是个很强悍的字，它的上半部取自“变态”的“变”，下半部取自“变态”的“态”。事实上，我们的文化中缺失的正是一种领悟及容纳变态的智力。嗯，写作就是一种变态，尤其是“泄露天机”的写作更能戳痛人的神经。好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如艾伦·坡笔下可怖的城堡不在德国，也不在美国，而在他的灵魂之中；卡夫卡的世界则是古老的布拉格。陈希我则是立足现代中国的顽疾。

    由此想起了前段时间由日本核辐射危机引发的抢盐风潮，谣言止于智者，非理性的疯狂谣“盐”闹剧，注定只是一场短暂的插曲，然而正是从这些不经意的插曲里面，我们窥探到了深埋于我们民族骨子里的痼疾。这痼疾让我们无法回避，它以尴尬的表情，展露了一个坚硬的命题：我们的历史究竟将我们塑造成了怎样的人？

     “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艺术的概念，中国书法很讲究“势”，蔡邕在《九势》中写道“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一语道破了书法之玄机！生物学也有“去势”的概念。作为发展中的中国，也有它的力量和势力，以及存在的困惑，借用小说之名，是“大势所趋”，在这种“大势”下我们仍然面临着深层的问题：怎么处理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屈辱记忆？一个遭受苦难的民族如何走向新生？我们又如何摆脱如胎记般存在的历史梦魇，如何成为更健全的大国？

                                               （此文为《美文》下半月刊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