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被旧的价值观所培养，却为新的世界所吸引。他们是叛逆的一代，也是忠诚的一代；他们是苦难的一代，却也是自由的一代；他们是无所适从的一代，却也是领导潮流的一代。在无比凶恶，十分逼仄的年代里，他们对自己的出路充满绝望，对国家的混乱感到愤怒和悲哀，因此，他们既是个人主义者，也是国家主义者。”这是对“甲午一代”境遇的概括，这段话我读了不下10遍，深以为然却又感同身受。“甲午一代”是指清朝在甲午战争和洋务运动失败后，19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也就是鲁迅、毛泽东、蒋介石那一代人。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也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但“甲午一代”的境遇，对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改革开放一代”仍有警示意义。
甲午战争以前，清王朝已经屡遭英国、法国、俄国等列强侵略，已经先后遭天地会、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运动的剧烈冲击，帝国虽已经千疮百孔，但尚未伤筋动骨。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更是给世界制造了一个假象，以至于在甲午战争刚一开始，连西方媒体都断定日本必败于中国。英国《泰晤士报》在甲午战争爆发初期曾预言：“战争之胜利必归于中国，中国强大之海军可阻止倭国军队之运送船，并在同倭国之战中制胜。”然而，英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远不如日本人深刻。早在战争前30年，当日本人福泽谕吉得知《海国图志》在中国的悲惨命运之时，就已经断定，清朝气数已尽。因为书之命，即人之命，亦即国之命。1866年，由福泽谕吉翻译的《西洋事情》在日本创下25万册的销量，从而成为改变日本历史的畅销书，作者本人也成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相反，早在20年前已经成书的《瀛环志略》，直至经历20年的非议后才正式成为同文馆的教材，作者徐继畲本人更是命运多桀，此非国人夜郎自大也，实乃帝国体制和五千年的文化优越论使然。
书之命，人之命的背后，彰显的是中日两国变革的根本差异。日本明治维新，乃是从器物到体制，从体制到国民精神之全面武装，而中国洋务运动，仅限于对西洋事物之好奇与模仿，而缺乏革积弊，开民智以求脱胎换骨的勇气。因此，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很容易定格在体制的失败上，而体制的失败必然会直接归责于体制的维系者，于是，对慈禧太后与洋务派顽固守旧的批判，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畸形战略的批判便无可置疑。我想，腐旧落后的体制固然是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但是，绝不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根本原因，因为，战争有战争的逻辑。外强中干的清朝败给短小精悍的日本，如果仅仅是封建体制的腐旧所致，那么如何解释40年后，在体制上效仿美国的国民政府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再次的一败涂地，又如何解释“二战”期间，体制上远远落后与西方的埃塞俄比亚战胜意大利的现象？乔良将军在为时寒冰的《经济大棋局》所写的序言《悲壮的先知》中的一段话让我醍醐灌顶。乔良说：“我一向不大相信制度或体制可以解决根本性问题，因为本末不能倒置。所以，我坚信相对于制度和体制而言，构成制度、体制的土壤—国家性、国民性要远为重要的多。因此，不改变土壤结构去移植制度或体制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当日本对外韬光养晦，对内厉兵秣马之际，清王朝仍忙于镇压农民起义，忙于应付西方列强，忙于满汉之争，更忙于奢华无度的享受。当一个王朝在内外交困之际，它的最高统治者竟然敢将海军之军费挪用到庆祝自己寿辰上，这不仅是封建体制穷途末路的问题，更是一个国家性格、国民性格的问题。当上千年的封建体制形成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时，那么，这个国家统治者的性格就变成了国家的性格，而国民的性格只能是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所说的“历史不断呈现一种现象，对国家民族前途忧心如焚的人，往往受到最大的痛苦，而颟顸污秽的既得利益群，反而是最快乐的人”。这种国家之性格，国民之性格才是王安石，张居正、李鸿章、谭嗣同等人悲剧的根源。正因为这种“土壤”的顽劣性，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变法运动，越往后就越难以成功。当国家性格、国民性格对体制自我修复的排斥形成一种惯性后，只有外来的侵略战争，或者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才能改变历史的轨迹,对一个民族来说，这是一种耻辱，更是一种灾难。
“土壤”的顽劣性，贯穿与中国历史的每个时期。近代以来，保守派与洋务派之争，维新派与革命派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乃至今天的“左”“右”之争无不说明，中国人总喜欢在路线问题上争论不休，而这种争论无不沦为利益阶层斗争的工具，对于启迪民智，改造落后体制赖以寄生的土壤却鲜有用处。中国的前途命运，李鸿章规划过，康有为规划过，孙中山规划过，蒋介石规划过，毛泽东规划过，邓小平也规划过，可100多年过去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却越来越模糊，我们对前途的愿景越来越迷茫，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历史始终是一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批判斗争史，这种国家性格的结果就是历史经常会回到起点。相反，福泽谕吉在1885年的一篇《脱亚论》却成为日本至今仍坚持不渝的大国策，期间日本虽屡遭政治经济之大变局，但却始终沿着福泽100多年前规划的“脱亚入欧”前行，这不是日本人比中国人聪明，而是明治维新让日本脱胎换骨。
甲午战争中国之惨败，非国之无将相之才也。庙堂之上，奕、曾国藩、张之洞、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这些中兴名臣，无一不是治国之能臣；战场之上，虽然清朝军队早已腐烂不堪，但不乏聂士成、邓世昌、丁汝昌、林永升等以死殉国之士。但是这些由旧价值观所培养，却被新世界所吸引的人，在中国业已腐朽的体制之下，面对老态龙钟的帝国和一盘散沙的国民，只能被历史推着做属于他们这一代人该做的事情，而不敢也不能去改天换日，正如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李鸿章所说的“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情”一样的悲壮与无奈。李鸿章不但主办洋务运动，而且也出访过欧美和日本，以他的视野，定然是看到改造腐旧体制背后强大的“土壤”的艰巨性，才会发出如此的慨叹。
李鸿章死后50天，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便成《李鸿章传》一书，在书中梁启超通过将李鸿章与同时代伊藤博文的比较，做出了如下公允的评价：“依成败而论，自是伊藤胜于李鸿章，然以个人而论，李鸿章优于伊藤甚也，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地，此乃立宪国之地，且举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其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且举国人才一遇专制具为奴才。”所以梁启超慷慨悲歌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作为维新派的梁启超，对身陷封建体制之中的李鸿章能做出如此客观中肯的评价，对中国文化与体制的反思批判能如此入木三分，实在令今人汗颜！我想，梁启超的寥寥数语，纵使后世有万千长篇大论，也无法出其左右，更让后世对李鸿章的诸多争论显得暗淡无光。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只是日本以战争的形式宣告了清政府三十年洋务运动的失败，并把中华帝国衰败的趋势变成了震惊世界的事实。甲午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虽以失败收场，但梁启超的一篇《少年中国说》却成为中国睡狮梦醒的警世钟。此后，中国人围绕救亡图存所展开的前仆后继的斗争，把中国引向一条曲曲折折的现代化之路。今天，“左”派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右派”主张用西方体制改造中国的“特色”体制，这种争论看似大相径庭，但本质上都是对体制的改造或移植，并没有涉及到对国家性格、国民性格这一“土壤”的改造。如果100年的时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禀赋，如果今天我们仍热衷于对体制的批判而非对滋生这种体制的土壤的改造的话，我想，这种批判非但不能超越梁启超的寥寥数语，反而会制造又一个历史轮回。当然，如何进行“土壤”的改造又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国民教育、思想解放、体制变革等都不可或缺，本文所阐述的只是改造“土壤”的重要性，如果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