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命题采取全封闭入闱制度，从4月底开始，全国16个省市参与出题的老师都已“入闱”，需上交所有通讯设备，电脑、手机等，然后关入特定地点，甚至家人病重、病逝，也无法回家...直到明天下午才放出来。如中间谁泄密，则将被判刑3年以上7年以下。不能上网，也不能玩手机电脑，关一个多月，很恐怖。以下是亲历者的自述。
突然被人抽去做高考语文题目的炮制工作，一年又一年，连续三年，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按我的处事观念，我是不大喜欢做此类受万众注目的事情的，个人的思维和成千上万个学生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稍有差池被众人唾骂不说，更重要会影响到许多人的前程。再者，每年高考时受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就是语文这一科了，人们不去议论英语和数理化考了什么，但一定要议论语文卷子考了什么，题目如何。
但是，去不去做又不是个人能决定的：今天晚上有电话，明天就得集中，准备入闱。
听说湖北省有一次什么考试把命题人员关到女子监狱里去了，我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而我三次被关的地方在解放初也是一个监狱，后来改建成一家保密工厂。一道又一道铁门从外向里延伸进去，在原始山林的山脚下，周围是高高的铁丝网，头顶上有许多探头在监控着那个院落里的每一寸地方。高考在保密环节的万无一失性决定了命题人员只能做短期的高级“囚徒”了。你一旦被关进那个见不得人的地方，出来时则到了高考结束，不管你家里发生了多么重大的事情，你都别想离开半步。
周围是陡峭而青翠的山遮挡着你的视线，视阈空间的逼仄会让人感到沉重和压抑。几十天时间多生活在第五道铁门和第六道铁门之间，尽管一日三餐甚至四餐由人提供，尽管也有棋牌室和篮球场，但活动空间之狭小总让人有憋闷感。因为工作性质的极度严肃和紧张，大多数人都锁着眉、沉着脸、不苟言笑。每到晚饭后，所有人从餐厅出来“放风”了：于是，在小得可怜的院子里，人们便开始做集体散步活动以放松自己。刚入闱的一二十天是最紧张、压力最大的时候，工作起来真正可以忘记时间的存在。有几次，我急匆匆回到自己的房间要办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但进了房间后却想不起那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房间转一圈或者几圈后，才在额头猛拍一把：噢，原来要去卫生间。
夜里两三点钟总有人在宿舍楼下踱步、抽烟、叹息，什么时候终于回房间睡觉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为了明天更紧张的工作，睡前喝一小瓶甚至两小瓶二锅头，在醉意中昏昏睡去，暂时忘却那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惧感。一觉醒来天还没有亮，我便穿上运动鞋，光着膀子，围着那唯一的篮球场一圈又一圈地奔跑。一次跑步能跑多少圈我根本无法记得，只是在我跑过的地方，汗水滴在新漆过的篮球场地上面，一天比一天密集了起来。在狂跑中，我通感了《红岩》中的华子良那种奔跑不息的心境。近似疯子式地奔跑，流出许多臭汗可以减肥，更多是为了释放和缓解压力的缘故。正当我想着自己的汗水何时可以把篮球场包围起来时，一场大雨冲走了那密集的暗黑色的汗斑，我在看不到成绩的地方继续着这种无望的运动。
4+6=10吗？
读初高中时，我的数学还是比较强的，以至于被周围同学呼为“数学王”。可是，时隔几十年后的高考命题点里，在一个10分题下出现两道小题一道4分一道6分时，我却无论如何也不敢肯定10=4+6，而是要列两次算式演算之后，方敢肯定4+6=10，方敢最后签名确认。
每次命题到了最后的复核、校对阶段时，命题者似乎对什么都不敢轻易相信了，其神经质犹如我要列算式去演算4+6=10。当最后一次定稿摆在面前要我签名确认后即可开印时，我拿起笔，颤抖着，一种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从我心底油然升起。我感觉自己那时在签一个生死状，一旦签上名字，似乎立即把自己交付出去了，再也不可挽回了。但是，阿Q在大团圆前画圈没画圆的细节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我居然怀疑自己写了几十年的姓氏“杜”字是否就没有写对呢，打开案头的《中华大字典》，一查“杜”字，左边为“木”，右边为“土”，没有写错，这才签上自己的姓名，不至于出现阿Q那样的错而贻笑后人。
题目在创制时可以进行各种大胆假设，要在一些根本没有问题的地方拿出有意思的考题来，真是一件特别挖空心思、拷问智慧的事情。你提出一个假设或拿出一道题的雏形，首先得看能否引起其他老师的关注，引起多数老师注意了才有可能对它实施进一步打磨，否则你再好的创意也只是一种自言自语罢了。不少时候，我们共同打磨一道小题，尤其是那些多项选择判断题，陷入其中之后，连我们自己都会在一团糊涂中出现短暂的眩晕，然后在咒骂考纲中走出短暂的眩晕感。拟制和打磨考题时，我们还是充满信心和豪情的，但进入审核、校对阶段，我们则不得不神经质起来。尽管有什么命题组和审题组之分，但一旦出了错误和瑕疵则是整个语文组的，会在全国语文界永久性地留下把柄。所以，04年的考卷已经开印之后，有老师夜里做梦时突然发现我们把一个常识性的字写错了于是喊醒全体老师连夜商讨如何勘误的事；所以，06年当我们校对了数百遍的考卷被工厂的校对员发现了一处极其重要的错误时，我们全体命题人员向那位校对工人鞠躬、敬酒；所以，6月7号开考的前夜，我虽躺在床上千方百计强迫自己入睡，但却仍有躺在焚尸炉上被烧焦的感觉。呵，当你手里拄着的拐杖突然之间有可能变成一条蛇的时候，你还敢相信什么呢？
即使是这样一种心态对待考卷，我参与甚至负责的卷子里仍有在考后才被人发现的不该错的错误，对此，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老母猪也能看出双眼皮来”
去参加高考命题，有两种人最合适不过：一是中学老师，一是女性。中学老师如果能去参加高考命题工作，在同行和学生眼里会是一种无尚的荣耀，之后会名利双收。如果是女老师，之后的名利双收还是未来时态的，而正在进行时的被欣赏和被呵护会让她们在那个小地方立刻年轻美丽动人起来，甚至连笑容都娇羞起来，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十几岁似的。
而大学老师，尤其是像我这样自由闲散惯了的大学男老师，经历一次就足够了，而接二连三去那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折磨。我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回来后谈在那里的感受说，那是一个连老母猪都能看出双眼皮来的地方。
虽是笑话且有些刻毒，但它起码反映了这样两个现象：一是女老师在那里受欢迎的程度如众星捧月一般；二是人性会无视什么斯文和严肃，总要暴露它的本真面目。
有关部门决定高考命题人员时大概也考虑到性别因素的作用力，所以，各命题组总要有少量女老师。英语这一科最抢眼，女老师数量每年可达三四个之多；语文组按道理不应那么惨，但实际情况竟然和数学组一样，年景好时会有一个甚至两个女老师，年景不好时居然连一个都没有。那么，年景好时，我们会捧自己组里的“月亮”，围着她转，吃饭争着给她打，散步多人陪着走，照相每人都要和她照，嘘寒问暖也几乎是众口一词，……男士们大都有点争宠的味道，惟恐自己被挤了出来；而年景不好时，自己组里没有一个女士，同志们便会把目光投向英语组或者数学组，而英语组或者数学组的男老师们则会把齐刷刷的目光反投过来，带些许“绿”意。
哈，走在众多男士欣赏的目光下，女士的脚步不觉轻盈起来，下巴也开始抬高了起来，脸部的笑容也更甜甚至更娇气起来，身上的衣服也换得更勤起来，照镜子的次数也多了起来，……多少年沉于工作和生活中的她们大多已青春不再，正常的生活圈子没有更多的人尤其没有众多男同事打量欣赏她们，她们只是一个极平凡的存在者，而一旦被放置在高考命题点里，情况一下子就不同了：她们简直成了除命题之外的生活的中心，时间对她们似乎是倒着流的。
你看，早上五六点我光着膀子在篮球场跑步，有男老师提意见了，说他们组有女老师，我光着膀子不好。你看，偶尔一次卡拉OK，女士不会跳舞都不行，跟某个男士多跳几个曲子也不行。你看，命题告一段落外出旅游放风时，男士们大都跟着女士跑景点照相去了，把前来看望我们的省里的领导晒在一边，领导得知情况后笑道：想不到竟是一帮登徒子！
暮色里远去的背影
尽管在师范院校教过十几书，教的学生大多数做了中学教师，但因为工作上没什么联系，我对中学教师这个群体并不熟悉。
但是，进入命题点里创制考题，就得跟中学教师打交道。因为命题队伍的组成多为中学教师。
应该说，被选拔参加命题工作的中学老师，个个都是当地的一流人物，他们的学识和才华无愧于他们高级甚至特级的职称。但是，大概因为长期困顿于第一线教学之中，地域意识、中学思维表现在命题工作中，难免与大学教师的观念发生碰撞。他们的看法是，大学教师生活在象牙塔里，不了解中学教学现状。所以，不少时候，他们在表达自己意见时显得比较激动。
有老师明确表示，他之所以从某个市区被选拔上来作为命题者，必然作为他所在的市区的代表，试卷里理所当然地要表达他所在的市区的声音。你不理他，但他要理你，跟你明里暗里说，并指出某某老师拿出的什么题目有可能在那个老师的学校里做过。拟制选择判断题目时，有的老师可以让那几道类似文字游戏型的题目难了再难，你脑子转一个弯是解答不了的，必须转两个甚至三个弯才能破解他设下的“陷井”，破解之后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高深。默写填空一项，有许多小题出得特别窄，大学文学教师看了答不出几个，你不得不向他们“讨”一两分在这道题上才能勉强及格。尤其对于现代文赏析题和作文题的拟制，那真能算得上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以中学老师为主组成的命题组拿出的现代文赏析题里一定要考一道文章层次的划分题，而以大学老师为主的审题组非常反对这样考。考题交付印刷的最后时间到了，这个问题还僵持着。中学老师一定要考这是底线，大学老师反对考层次的划分也是底线。两个“底线”较劲的结果是，你我各退半步——“双赢”：最后的题目定为概括文章中某几个自然段的意思。有中学老师要把“八荣八耻”出成作文题，并极力阐明这个题目的意义。我们曾把猪八戒列为一组文学人物的第一个作为作文话题，遭到中学老师的一致反对。他们说：猪八戒贪吃贪睡贪色，全是缺点，让学生写猪八戒消极影响太大。我想跟他们辩论说猪八戒的贪吃贪睡贪色恰是健康男人的标志，但看到他们对猪八戒的成见太大，还是最后放弃了（后来我写了“中国圆形人物第一人：猪八戒”，挂在博客里以作为对关于猪八戒问题的纪念）。在讨论一组作文题其中涉及一个“阿Q有一天能姓赵”时，有位中学老师就表现得相当激动：阿Q怎么能姓赵呢？他怎么能配姓赵呢？我无语。
依稀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东北师大读研时，我的导师杨先生给我打电话交给我一个艰巨任务，代表他接待从下面一中学专门跑来找他的一位老师，他在一本著作里谈到某一篇文章的层次划分，那个中学老师不同意那样划分，于是从一百多公里外的地方乘车赶来要和我的导师一论高下。由于杨先生那天要去北京开会，他把接待那位中学老师的任务交给了我，并嘱咐我只听不辩，并尽可能肯定那位远道而来的老师的意见。那是个下午，在东北师大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那位老师激动地滔滔不绝地讲着他关于那篇文章层次的划分是如何正确而我的导师的划分是如何不正确。我当时多想站在他的对立面跟他辩论，但为了不辱师命，只静听那位老师阐述，并时而肯定一下。东北的天黑得特别早，大概傍晚五点左右，他感觉终于“说服”了我，才挎上他的拉链已拉不上的黑皮包，离开了东北师大。我把他送到学校门口，望着那位老师在暮色远去的背影，一种无言的的苍凉感席卷了我的心胸。
按我多少年的经验，我发现，同是教师，你教什么学生便决定了你是什么水平。中学老师中有许多人如果一开始就在大学教书，那他们在学术上的造诣也会相当高了，他们的视界也会广阔成大海，但是，他们在中学几十年如一日耕耘着，其思维疆域也就难免受中学视界所困，其地域利益意识似乎表现得更为充分些。
有一年，我们拟制的考卷上午考完下午得到央视《直通高考》栏目的高度好评时，整个命题点的所有老师都欢呼起来，我们语文组的老师当然也格外高兴。但是，当我们六月八号下午准备坐火车返回时，有语文老师打电话得知他所在的学校语文考试结果不大理想时，竟在我旁边立即破口大骂起来，言下之意他所在的学校没有考好都是我一手造成的。对此，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文章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