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初越先生曾在《南风窗》撰文指出：“中国，从更大意上来说，就是乡土中国。乡村的和谐，就是中国的和谐，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和谐。”一向追求和谐，以诗歌闻名于文坛的著名作家蒋巍先生说，当他“敲完《沉没的“草根声音”》时，整个生命仿佛被冻结了，一种惊愕与疼痛的寒流包围了我的身心。”

　　他说，这种疼痛无法言说。从了解到黑龙江垦区农工“前仆后继”的上访缘由，到采访写作，这期间是他64岁的生涯中最为沉重的日子。

　　作为从业十年的媒体人，尤其在面对上访整整17年、4次被拘留的薄义的那句话：“我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不会变，我才上访告状到今天！”。我的心也在莫名的颤抖，也明白了他们“前仆后继”上访的理由——那是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种信任不倒下，上访的脚步将不会停止。

　　但我不明白的是，什么样的事情能让一个农民上访17年还依然继续奔走在上访的路上？当他失去了对有关部门的信任后，他会选择什么？是不是孙志刚被打死了，才发现收容遣送制度早已落伍；唐福珍自焚了，才清楚暴力拆迁的民生之殇；佘祥林11年冤狱，才反思司法程序的严重漏洞……

　　一个健康运转的社会，能否事事惊动中央，是否要事事“举国关注”？如果唯有如此才能解决，那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在做什么？“躲猫猫事件”、“钓鱼执法事件”、“高速公路天价收费案”、“郭美美事件”已经在不断地透支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这导致每当社会上发生利益冲突事件时，民众几乎众口一词地质疑当地政府对事因的判断和解释，民间舆论“一边倒”地呈现对政府的不信任，往往政府越“辟谣”，“谣言”越能得到广泛传播和相信。

　　农民对政府丧失信心，以及农民与政府之间关系恶化无疑将增加农村地区的管理成本。而管理成本的上升将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此时，一种恶性循环便出现了：地方政府以农村社会稳定为借口要挟中央政府，阻碍农村行政机构改革及政治体制改革，或许成为可能。

　　和谐是民生社会的发展方向，稳定是民生社会的根本。但事实表明，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少一点“我没时间跟你闲扯”的粗鲁，多一点平等耐心的沟通；多一点“刘维佳”式的工作作风，走访贫困村、上访户，主动寻找农民的“痛”，掌握矛盾缘由，运用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权益保障等机制，这才是消除上访等不稳定因素的解药。

　　体察民情，寻找农民的痛，不但是政府官员的必修课，还应该是媒体从业人员的必修课。只有脚上沾满了泥土，你才知民之所愿，你才能写出真正的民众呼声。这样才能构建出更强的政府公信力和“喉舌”的诚信度。

　　记者在大兴农场调研时，十几个农民闻讯而来，陈诉农场的种种“违法”事件，而不远处角落里几个人却叼着烟卷，含糊地说道：记者就是农场的狗，给点钱就走……

　　毋庸置疑，政府公信力的流失，一度让作为“喉舌”的媒体陷入尴尬境地，媒体的诚信度也随着政府公信力的急剧流失而流失。就像食品安全危机导致国人抢购洋奶粉一样，媒体的诚信危机也导致国人在“事发”时，更愿意搜寻和信任海外媒体的报道与评判。  

　　寻找农民的“痛”，寻找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的“痛”，寻找社会中的各种“痛”，是人民公仆的职责所在，也是“喉舌”的历史任务，不容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