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在畅销书之外，还应有一个“好书”的概念，从文化的角度对出版物进行评价。只有这两套评价体系同时存在，公众阅读才是有质量的。
俄罗斯人看书展时，一边排队买票，一边默默地看书。这就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心灵问题”。
什么书畅销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
日本漫画那么泛滥，为什么日本儿童的心智发展没有受到毒害？因为他们在看漫画的同时，还有大量经典童书可看。
最近，本报将10年之间有关公众阅读情况的各种调查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梳理，虽然各个调查的统计口径不同，出发点和倾向性也不尽相同，但数据所显示出的基本特点是一致的：在各媒介综合阅读率提高、特别是数字阅读率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图书特别是纸质书的阅读在一度跌入低谷后有了微弱的回升；但是，总体上升、看似乐观的数据中，如果细加分析，功利性阅读、消遣性阅读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经典作品正在淡出公众的阅读生活，令人忧虑。
情况是否如此？记者专访了著名出版人俞晓群先生。
畅销书和好书是两个不同的评价体系
俞晓群同意这种说法，“这10年确实比较典型，经典阅读出现了问题，而作为生产经典的出版者本身也出了问题，致力于生产经典的出版人越来越少了。 ”
问题出在哪里？俞晓群认为，这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新的高峰，是改革进入纵深发展的阶段，出版改革也由此向纵深迈进。缺少经典阅读的问题，从出版者来说，就是缺少经典生产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操作者对改革的思想准备不足。书业，以贩卖文化为生存之本，这一点与生产电视、机床的企业有极大的不同。文化产品，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属性。但是在出版改革的操作上，恰恰有很多时候是在以等同于一般生产企业、等同于一般商品的方式进行着。这就使大量商业化的观念对书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怎样评价一个编辑或者一个出版社的工作业绩呢？以前有重点书、重点项目，这几年一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标准就是畅销书，单纯地用利润判断图书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导致出版行业中的“极端商业化”思潮的盛行。
畅销书的概念，我们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从西方引进的。畅销书的英文是Bestseller,最好的商品。可见，西方国家是以经营一般商品的方式在经营畅销书。但是，不能忽略的是，西方国家还有一个“好书”的概念，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出版物进行评价的。只有这两套评价体系同时存在，出版和公众阅读才是有质量的。 “我前些年到美国去，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那一年美国最畅销的书是《莫妮卡的故事》，也就是莱温斯基的书，当时在美国畅销得不得了。我问美国的一位大出版家，这是你们今年的文化头牌吗？他很不高兴地说：‘这是什么话，哪里是文化头牌，这是垃圾头牌。’”两个不同的评价体系，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这种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现象，不但在当今的中国发生，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会发生。比如中国香港地区，为什么有人说它经济发达了，文化却出现了“沙漠化”的现象？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该总结各个方面的经验，在文化建设上，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然整个社会的商业化冲动，依然会造成整体文化产品品质的下降。欣慰的是，这几年，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在着手调整改革思路。
缺乏经典阅读的国家在文化上是非常危险的
采访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不少读者和声称不爱读书的人，对自己的阅读生活都表示没有什么追求。或者说书太贵了，或者说没时间。但是，在孩子的阅读上，他们却很舍得投入，而且对孩子读什么样的书很挑剔，如果孩子热衷于读那些戏说、穿越题材的漫画和流行小说，他们会深感忧虑。那么，公众对经典图书的重要性到底认识到什么程度呢？
什么是好书？俞晓群举了一个例子：在主持出版 “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时，我们专门聘请了商务印书馆老总陈原和刘杲做总顾问，陈原选书的唯一标准是 “存留价值”。是的，经典是人类文化思想的精华，是否具有存留价值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经典作品是一个国家的精神脊梁，是绝对不能抽空的。缺少经典阅读的国家在文化上将是非常危险的。中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经典的重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需要国家从战略高度上来进行引导和提倡。
“一次，到俄罗斯参加书展，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们从国家到民众对于作家的尊重，在他们的街市上、乡野间，经常可以看到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大作家的雕像。我想，无论任何国度、任何时代、任何状况，作家的受人尊重与自尊都是重要的。 ”
经典是青山流行如春水
在一篇文章中，俞晓群有个著名的比喻，“挽一湾春水，望一带青山”，春水就是畅销书，青山就是经典。他所编辑的丛书大多是很严肃的出版物，同时发行量也不大。他是怎样看待经典和畅销书之间的关系呢？
俞晓群说，就文化整体而言，经典与流行有着各自存在的意义。流行文化，就像一湾蜿蜒流转的春水，充满活力和动感，源源不断；经典文化，就像一带绵延不绝的青山，巍然耸立，亘古不变。在我们美好的文化生活中，它们占领着各自的空间与时间，没有冲突，也没有压迫。
畅销书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止庵先生说：“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 ”畅销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就是符合商业规则，追求最大的受众与最低的成本。如何获取“最多的受众”呢？一是通俗化，如果突破底线，就会走向庸俗、低俗；再就是热门领域，比如凶杀、打斗、性、色情、死亡等。读者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能被畅销书榜牵着鼻子走。
“作为一个出版人，谁都想做畅销书，一生没做过一本畅销书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作为一个读者，追逐流行，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不论是出版人还是读者，总要有人讲理想、讲格调，总要有人坚持做经典、读经典，这样才能实现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
俞晓群还举了一个例子：2007年我参加俄罗斯书展，是陪苏叔阳先生一起去的。在一个座谈会上，中国与俄罗斯的学者和出版人在一起交流。有一位俄罗斯的院士站起来说，我知道你们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我更想知道，今天你们是如何解决“人的心灵问题”的？谁是“当代中国的托尔斯泰”？当时，没有一个中国人站起来回答，很尴尬。会议结束以后，我问苏叔阳先生：“心灵问题是怎么回事？ ”苏先生说，你看一看书展大厅前的广场上。当时俄罗斯人排着队买票看书展，整个广场上站满了人，却没有一点喧闹的声音，人们都在排队的同时，默默地看书。这样的景象，我们在国内很少见到。苏先生说，这就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心灵问题。
经典阅读必须从儿童做起
本报在调查中发现，任何一家书店里，儿童图书不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是最多的。而在采访书商时，他们也都认为，童书最好卖。青少年的阅读率高，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对经典阅读缺失的担忧少一点呢？
俞晓群的认识却相反：目前中国的童书经典出版恰恰是薄弱环节。日本漫画那么多、那么“滥”，很多中国家长对孩子迷上日本漫画如临大敌，可为什么日本儿童在整体上心智发展没有受到毒害呢？就是因为日本的儿童在看漫画的同时还有大量经典童书可看。我国在民国时期，儿童文学图书就有不少是大家、大学者作的，鲁迅、冯雪峰、叶圣陶、丰子恺、张元济、吴稚晖、蔡元培等大家都给儿童写过作品，他们的作品生动有趣、寓意深刻，具有启发作用，也是颇受今天的家长和孩子喜爱的。而我们现在的童书虽然多，真正的经典却少之又少，或者篡改经典，或者只追流行，或者弄绘本画册，在花哨上做文章。
儿童的精神世界必须要我们去塑造，用什么？就要用那些反映历史精神、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好书。我们目前想出的办法就是重印经典，像我们现在做的 “幼童文库”、“小学生文库”丛书，就是70多年前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好童书，既可以让孩子读，也会让成年人受到滋养。“既然当代人不愿意好好写书、好好画画，不妨让原汁原味的经典再现。 ”
受访者档案
俞晓群，著名出版人，海豚出版社社长。他提出“书香社会”的出版理念，主持策划了很多具有很高思想与学术价值的丛书，如“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书坊”、“海豚书馆”等，从国外引进“探索书系”、“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系列图书”、《工商管理大百科全书》、《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等世界著名品牌图书。作为一个学者，他的著作和译著有：《自然数中的明珠》、《数学经验》、《数术探秘》、《人书情未了》、《一个通才的绝唱》、《数与数术札记》、《一面追风，一面追问》、《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蓬蒿人书语》等。
推荐书目
《中国读本》 苏叔阳主编。
推荐理由：它是独立作家的作品；它符合国情，弘扬民族精神，适合国人阅读；它已经被翻译成10余种文字。《宽容》 荷裔美国人亨德里克·房龙写于1925年。
推荐理由：这本书，唤醒了我的良知，使我进一步懂得了“解放思想”的意义。我最喜欢《宽容》中的一些名句，诸如，在野蛮的社会里，宽容的概念是不为人知的；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偏见和自诩正确的优越感，一旦加上怀疑和恐惧，会使最谦卑最温顺的人变成万物之中最残忍的畜生，以及宽容理想的最大的敌人。
《娱乐至死》 美国人尼尔·波兹曼写于1985年。
推荐理由：波兹曼宣称，美国社会患上了一种不治之症——文化艾滋病，导致美国文明的倒退，逐渐回到“野蛮世纪”。这种疾病是由两种病毒引起的：一种是电子传媒，再一种是以电子传媒为载体的极端娱乐化倾向。书中，波兹曼列举了大量的例证，用以说明一个道理：电视只有一个声音——娱乐的声音。它外在的因素是商业化与收视率，内在的因素是电视本身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文化。波兹曼说：“在这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文化已经变成了一场滑稽戏。”“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