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确定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一系列措施敲定，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7月24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李炳炎教授提供了其《共同富裕经济学》书稿以及该书出版发行座谈会上国内知名专家的发言稿。记者在发言稿的基础上，再对相关专家进行了补充采访，咨询社会上普遍关心的话题：什么是共同富裕？为什么会出现收入差距过大？如何遏制？从先富论走向共富论，这一新的发展战略如何调整和实施？

越是在新的历史关头，就越要坚持改革的深化与完善、坚持在分配中注重公平，坚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不动摇

重庆日报：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讨论“共同富裕”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毛立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三部副主任、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当下在中国讨论“共同富裕”，很及时，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需要。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了一个重大特征，那就是“两个奇迹”并存：一个是持续了近30年的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另一个就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迅速造成的两极分化。

这个特征需要认真反思。只有正确地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前进方向。共同富裕恰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白暴力（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影响社会公正的倾向，进而反作用于经济发展，导致了社会总的有效需求不足、宏观经济失衡等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正”重大决策。重庆以“共同富裕”为主线，理论联系实际，构建了一个系统的框架，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尝试。

李成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在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过程中，理论和政策上有许多的调整。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归结起来有两大矛盾：一个是贫富矛盾，贫富差距很大；另一个矛盾是干群矛盾，它严重损害着党群关系。因此，中国的改革发展不能就发展谈发展，还有一个如何发展的问题。改革也应有一个统筹的问题，树立科学的改革观，不能用改革代替一切，还要看改革的效果如何。我认为，科学的改革观就是以人为本，创新、统筹、求共富。

重庆日报：就目前而言，关于中国改革的思潮主要有哪些？

毛立言：在新的历史关头，国内是有一些思潮在激荡和碰撞。目前至少有三种倾向：一是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二是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的社会市场经济。

沈立人（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研究员）：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就越要坚持改革的深化与完善、坚持在分配中注重公平，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

首先，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者和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过共同富裕的想法。但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主张的共同富裕就不能和这两种思想相区分。

其次，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邓小平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强调达到小康之后，就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向共同富裕努力。他讲，发展比较容易，而分配问题更艰难。共同富裕是很现实的问题，如果在贫富分化的道路上走下去，我们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会越来越远，贫富分化就会引发更多社会问题。相反，在走向长远目标过程中，如果我们注意共同富裕问题，防止两极分化问题，那么经济发展就会得到大家拥护。

新中国的改革始于收入分配，当时是打破大锅饭、发奖金。在今天，同样要从收入分配开始来审视和继续推进改革

重庆日报：在您看来，在新时期进一步推进改革，切入点在哪里？

毛立言：我认为改革的切入点就在于收入分配。新中国改革始于收入分配，当时是打破大锅饭、发奖金。在今天，同样要从收入分配开始来审视和继续推进改革。分配是经济运行的结果，人们的感受最深，利益的大变动都与所有制相联系。

李长征（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必须重视依靠初次分配。事实证明，西方发达国家都有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但没根本解决贫富分化问题。

邓小平同志1990年12月24日在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之初就开始讲，总有一天要成为改革的中心问题。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我国现在各种矛盾发展没有？是什么状况？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研究员）：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收入的分配与生产力的增长要相互适应。经济增长了，人民群众的收入就应该增加。如果收入没有增加，那么生产力是落后还是先进就与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重庆坚持共同富裕，注重深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除了表面上的财富分配以外，更可取的是强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杨承训（河南财经学院教授、博导）：当前社会矛盾较多，中央专门开会讨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提出“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放在第一位，要“有效调节高收入”。

所谓市场经济，只讲效率是不全面的。市场经济没有市场需求，那市场经济靠什么发展？只有增加有效需求，才能扩大市场，才能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没有消费力，我们整个经济就上不去，所以现在是瘸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初次分配的问题，才能提高消费力。

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共同富裕是其经济基础。分配不公平，收入太低无从建立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就是共同富裕。如果没有共同富裕，怎么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有着丰富的内涵，现在我们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简单化了

重庆日报：正如刚才谈到的，利益的大变动都与所有制相联系。如何反思当下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沈立人：分配是与所有制相联系的，所有制决定分配。

前些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劳动力过剩，而资本和技术稀缺，所以分配上要向稀缺资源倾斜。我认为，这种看法不正确。劳动才创造价值，资本和技术作出贡献，给一点回报是应该的。但是实际上按资分配的水平上升得很快，而这与资本的贡献究竟是否相称？劳动者的分配水平基本没有提高。企业改为私有企业之后，劳动时间延长了，工资水平没有提高，加班加点不给工资。就此而言，不公平也是很明显的。

重庆日报：除了上面的原因，还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初次分配？

何干强（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我们从实践中发现，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有着丰富的内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了有关所有制实现形式的真实含义：生产资料的主体凭借其对生产条件的占有，借以实现其物质利益的过程和途径，以及取得收入的形式。

在共同占有生产条件的情况下，公有制通过什么途径和过程来实现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不仅是集体的利益，而且有个体的利益，值得研究。这方面的探讨远远不够。比如公有制控股的股份制公司要分配一笔利润，首先就要解决在按股分红与按劳分配之间的协调问题。现在，我们是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简单化了。

杨圣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导）：除了所有制，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也是导致两极分化、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

市场既促进生产力发展，又必然造成两极分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用100年造成了超过人类以前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这就是市场的作用。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市场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市场的消极作用，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有相关阐述。我认为，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双重作用必须看到；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副作用都要看到。现在要探讨两极分化、共同富裕，必须研究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价值规律既能促进生产力进步，管理效率提高，又能造成两极分化。

公平就要体现效率，经济增长了，但是工资反而下降了，对于工人来说，这个经济增长就是没有效率的

重庆日报：讨论共同富裕，其实也是在讨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当下的一种流行观点是，注重公平必然丧失效率，是这样吗？

余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平不应会导致效率低下。因为这里的效率指的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效率，而是指社会总体的效率。新自由主义的效率是一小撮人的效率。目前讨论效率和公平问题的关键是，效率是一小撮人的效率，不是广大人民的效率。什么是公平？所谓公平就是体现出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经济在增长，但是工资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对于工人来说，这个经济就是没有效率的。

戴园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提高效率要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靠提高人力资本。要提高效率最主要的是要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没有成为现实。

我认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才更有利于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此外，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还跟人力资本的投入有联系。发达国家之所以效率高，是因为他们人力资本投入高、创新能力强。所以我们主张通过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创造城乡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中国劳动者的教育水平，由此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总结起来，只有讲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才是真正的讲效率，真正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世界银行以公平和效率为主题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出越是重视公民健康与教育的发展，越是重视公平，越是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因此，更加重视公平，改变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机会不均等的局面，将会更有利于世界社会的发展。

重庆日报：既然公平和效率是辩证统一的，那么为什么之前我们还曾提倡“效率优先”呢？

沈立人：“效率优先”的提法与中国当时特殊背景有关，西方经济学和外国政策中没有效率优先的提法。公平和效率不是互为成本的，不是讲了效率就要牺牲公平，讲了公平就会影响效率，要靠公平来带动大家的积极性。而且我们讲的不仅是起点的公平和机会的公平，而且包括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有人讲，初次分配讲效率，再次分配讲公平；市场讲效率，政府讲公平。这是不对的。如果初次分配就不公平，要靠再分配或第三次分配来达到公平，是不容易实现的。

研究共同富裕，就是研究劳动人民经济学

重庆日报：有人说，重庆搞“共同富裕”是搞左的那一套，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李成勋：搞改革，搞共同富裕，就涉及到一个划清界限的问题。首先，要划清和保守派的界限：第一，我们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主张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只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二，我们既坚持社会主义又承认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是只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又不认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三，我们主张改革开放又主张反思改革，而不是反对改革本身；第四，我们既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又主张发展市场经济，而不是只主张发展商品经济不主张发展市场经济；第五，我们既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而不是赞成公有经济不赞成非公经济；第六，我们主张开放，主张吸收外来文明，不主张闭关自守。划清这些界限，搞改革、搞共同富裕就不是“老左”。

另外，我们还要划清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界限：第一，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第二，我们主张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公平竞争，他们主张消灭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第三，我们主张兼顾公平和效率，他们主张效率永远是第一；第四，我们认为应该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而他们主张执行轮流执政的多党制度；第五，我们认为广大劳动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认为企业老板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第六，我们主张应当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主张要和西方社会一体化。

李炳炎：我认为，研究共同富裕，就是研究劳动人民经济学。追求共同富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就是在关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我认为，如何实现社会公平，要重视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问题，只有劳动者得到他们应得的收入部分才叫公平，撇开劳动者谈公平，就偏离了主题。

记者 周季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