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8月15日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示，大盘底部已经确认，有人迟疑有人反对。反对者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是，欧债危机还将持续，必须等风波见了眉目之后，中国股市才可能探到底。我要批评的，恰恰是这一错误观点。

　　第一，中美股市一个处于地板区域，一个处于相对高位，两者有根本不同。中国股市因美欧危机暴跌属于超调。

　　中国股市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最高只到过3471点（2009年8月4日）。随后一直不振。2011年以来，股指基本上在低位上运行。

　　而欧美股市却在短暂下跌后，很快收复失地，不断创出新高，有一段时间甚至与2008年危机之前的高点持平。

　　第二，欧美经济危机的确对中国出口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这不是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是有着扎扎实实的基本面支持。一是中国的城市化挡不住。城市化是促使经济增长的极大的内生动力。围绕城市化，投资、消费都大有空间。二是投资驱动仍将持续。虽然我们已在主动抑制投资驱动，尽量给经济降温；但中国的国有体制决定了大规模投资不可能短期内退出。

　　2013年政府换届后，投资即使主动减速，但规模小不到哪里去。其实，所谓投资拉动不可持续也是一个悖论，并非真理。在我看来，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只要有经济效益，可以促进就业，伤害环境有限，本质都是一样的。那些叫嚷政府投资不可持续的人，无非是希望私有化力度再大一点而已。

　　从消费来说，大中城市的消费能力显著提升，未来还会大爆发。现在遏制房价过快上涨，适当提高个税起征点，都是为了鼓励一般消费。还可以继续在鼓励消费方面采取措施。要把过剩的消费能力管理好。

　　第三，中国与欧美国家的经济合作还会持续。政府会采取适当措施，与美欧保持战略关系和经贸合作。危机时期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加大从美欧的进口，进口我们所急需的一些产品和技术。中国还可以利用美欧危机，购买一些对方的资产。

　　就是说，危机之中，首先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其次维持好和列国的关系，使危机传导限定在一定尺度上。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自我调节能力，内部回旋余地大得很，可以主要依靠内需稳住经济。何况，只要我们处理好与列国的关系，“外需底线”也是可以稳住的。

　　第四，中国股市不是缺钱，也不是缺业绩，更不是缺题材，而是缺吸引力。

　　吸引力的缺乏，是政策之失，而非其他。一是新股发行制度还不能够真正取信于民。面对投资者和社会质疑，管理层反应迟缓。其中最要紧的一条，是不能对超募现象实施治理。二是对退市制度犹豫不决。三是有崇洋媚外心理，不合时宜地推所谓的国际板，并且，给国际板硬贴上“救世主”、“活雷锋”、“公平秤”、“知心姐姐”的标签。

　　我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凤凰卫视、新浪网以及证券日报等媒体上都反复表达过，我们的股市当然要对外开放，而且不能停，但是，我们要公平的开放，要内外企业一视同仁，不要为外国公司搞专座、“专约”。违背这一基本点的开放，必然是伤害中国股市的定价权，伤害中国经济的自信力。我们不要以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天下一家，不分彼此。你叫停美国攻打利比亚，他会听吗？你让日本停止与美国搞什么战略弹道防御系统，他会听吗？你让美国少制造一点通货膨胀，节约一点开支，他会听吗？

　　现在，我们尤其要回归到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来，不要被全球化中的某些“游戏规则”所欺骗，要明明白白地着眼于增长自己的实力。同时，要用国际化的语言、方式，尽量谋求较好的外部环境。但是，外交不是跟随，外交更不是投降。

　　长期以来，崇洋媚外势力导致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价权严重缺失。对此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我建议，要对投资A股的投资者给予税收优惠；对A股市场分红给予税收优惠。对长期资金入市也给予必要的政策优惠。此外，尽快推出退市制度，立即合并AB股市场。

　　从技术指标看，A股市场估值已到了历史低位。据统计，2008年10月金融危机顶峰时上证综指最低为1664点，沪深300指数的平均市盈率是14倍。2009年8月上证综指最低为2663点，沪深300指数的平均市盈率是19.73倍。2010年7月上证综指最低为2319点，沪深300指数的平均市盈率是18.2倍。面前的上证综指为2500点左右，沪深300指数的平均市盈率才15倍左右，可谓相当稳健。

　　美欧经济由于是从高峰逐渐回落，其股市下跌合乎情理。而中国股市已长时间在底部运行，完全不符合经济保持着持续发展动力的基本面，回升是必然的。目前的底部区域完全可以确认。

　　不过，底部确认，不等于大盘要立即创出新高，但是，年内穿越2900点是可能的。中国股市能否走出更长跨度的上涨行情，内部政策远比外部危机更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