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何亚福从2004年9月19日开始联系，我们在曾经进行过非常好的合作（我非常怀念那段时间，因为那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是2006年下半年之后我们开始出现分歧。去年回国在北京的时候，杨支柱和王鑫海曾问及此事，说要不要将何亚福请到北京来。我说没必要，我们分歧并不大，这种分歧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目前存在的这些朦胧分歧可能还有利于各自独立研究。你们请何亚福来，还不如今后到时候我请何亚福来，我想他应该还是会给我这个面子的。杨支柱还以为我喝醉了，但我确实并不完全醉，因为我知道在2006年前并无分歧，如果回到2004年的起点，我们仍然会是很朋友的。

何亚福最近公布了我们的一些交流邮件，我想做一些补充（只涉及我们两人之间我认为可以公布的内容，不涉及其他不便公布的内容和第三人），进行沟通，消除一些误解。

先回顾一下民间反思计划生育思潮的历史。下面部分内容来自《大国空巢》后记(http://bbs.chinacourt.org/index.php?showtopic=242145)，互为补充。

 

一、反思计划生育思潮掀起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一开始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民众甚至以生命为代价超生，正是因为近2亿的“死里逃生”的超生人口，挽救了国家和民族，否则中国即将因为老年化和劳动力短缺而经济崩溃。

我出生在湘西农村地区，是中国抓计划生育最极端的地区之一。我目睹了很多极端事件，牵牛、拆房、吊打、关押是寻常事件（现在仍然发生；邵氏弃儿事件就是我们隔壁隆回县，但隆回是抓计划生育比较松的地方，还被黄牌警告）。1980年代我大嫂因为超生二胎有家难归而四处流荡的惨景，我记忆犹新（她后面英年早逝，是我选择读医学院的原因之一）。很多村民因为超生罚款致贫，十多年翻不了身。有次到朋友家，有个女孩的父亲刚好刑满释放，我看到她父亲人很好，一点不像罪犯，后面才知道是她叔叔超生，但计生办以株连九族的方式连将她家的房子也拆除，她父亲因为反抗而被捕入狱。

我小时候经常与父亲一起劳动，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谦谦君子（我可能更多地隔代遗传了我爷爷和我外婆的湘西血性），很少骂我，很会讲故事（每次去我舅舅家，孩子们都很高兴，因为可以听故事了），他给我灌输了一套传统的生育伦理文化（我哥哥们由于与父亲一起的时间没有我多，反而不如我“封建”），“有子穷不久，无子富不长”就是他灌输给我的，他还用风水学解释“发财不发人，发人不发财”（财丁不能两旺）。他非常尊重生育，尊重女性祖先，并要我们孝敬母亲，因为母亲功劳更大。我哥嫂吵架的时候，我父母只责备我哥哥的。我结婚后父母要我不要欺负太太，现在打电话时候还经常夸我太太帮他们生育了三个孙女孙子（而其他一些家长却是问女儿、儿媳是否找到了好工作）。在这套文化的熏陶下，我是很喜欢孩子的。大一的时候学生物学，一个老师做了一个生育意愿调查，我说希望生3个或4个孩子，一些同学还笑我思想落后。我女儿出生后，我父亲可能是怕我有遗憾而特意给我太太写了一封信，说很喜欢孙女；我给父亲回信说生女儿很高兴，但我今后出国后还要生两个。

但是我所接受的官方教育却是“中国人口太多”，我当时想，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与我个人的选择却是有冲突的。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大学毕业时候我放弃了去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我当时想去内科，但医院人事处却要我去妇科）当医生的机会（从经济角度出发，国内当临床医生肯定会比做基础研究的待遇好），而读母校药理学研究生，因为作为全国药理学三个重点学科之一，湘雅的药理学毕业生基本都能出国。

1999年底我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几个月后我太太和女儿与我团聚。老板是系主任，光博士后就有30个左右，来自11个国家，因此我结识了不同文化的人，发现中国人（以及韩国、日本人）是最不喜欢生孩子的。我当时是研究鸦片成瘾机制。在那里刚好又结识了一对50多岁的夫妇（还请我去他们家吃过几次饭），丈夫以前吸毒，后面在女朋友帮助下痛改前非，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结婚生子。他告诉我，他这个年龄的人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干过荒唐事，因为在1970年代美国性解放、吸毒的很多，如果当时继续沉沦下去，是不可能有他几个儿女的。在明尼苏达的时候我们准备生老二，但怀了几个月也没有怀上，我当时感叹，孩子不是想生就能生的，幸亏我们已经有一个孩子了。2001年我到威斯康星医学院（密尔沃基）之后才怀上老二（老二真有耐心，预产期过了2天才肯出来）。2000年我开始零星的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发在北美的多维网和万维网。2002年老板调走，我需要重新找工作，我最中意的是芝加哥大学（只有一个小时，搬家很容易），老板是个医生，实验室是由一个中国学者负责，老板给我电话，感觉还可以，但我英语口语不好，他又要那个中国学者与我联系，他对我很满意，他已经60多岁了，快退休了，希望我过去几年后接他的位置管实验室。闲聊中问我业余爱好，我说在零星研究中国计划生育，并将几篇文章发给他，他无意中跟老板说起此事，最后这个老板说不能给我位置（不知是不是怕我不务正业）。这个中国学者给我打电话说他很愧疚，要我今后吸取教训不要提这类事。因此，我后面研究人口问题，多年来系的人一直都不知道。

愿意给我位置的几个单位中有2个单位是妇产科（包括哈佛大学也是妇产科），我隔壁邻居是一个60岁的单身女教授，她对我女儿特好（现在每年还往来几次）。她反对我去南方，说在美国北方生活习惯的人不喜欢南方（教育、治安都比较差）；她也反对我去哈佛，她以前在波士顿生活（她父亲曾是麻省议员），说波士顿生活费太高，我一个人养活4口人有压力。而麦迪逊是大学城，长期是美国最适合居住的城市，因此我选择了威斯康大学麦迪逊分校妇产科（看来我与妇产科真有缘，大学临床实习的时候，有两次临床操作考试，轮到什么科就考什么科，我两次都在妇产科，虽然我当时最不喜欢的就是妇产科）。

老板是一个英国人（至今还是英国籍，从英国探亲回来的时候美国海关要查他的指纹，让他很不满），他经常说美国不如英国，没有学好英国的长处。他骄傲地说现在世界上很多科学体系和社会制度都是英国人建立的。我的《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多少受他的影响。他有个朋友是加州的中国人，2008年时候在一次会议上对他说易富贤在中国网络名气很大，出了一本影响力很大的书；他回来后问我此事，我吓一跳，敷衍过去了，说是一本很普通的小册子。2011年他这个朋友又对他说起此事，他回来后直接在网上查了一些关于我的英文资料，并下载到了我的幻灯片，用翻译软件大致翻译着看。他对我说，你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以前一直没有告诉我。看来他并没有不高兴。

计划生育虽然一直受到农民的不屈反抗，但是由于是“不争论”，因此在舆论层面一直是风平浪静的。2003年前国内论坛不能讨论计划生育，我最开始只能在海外论坛打游击。2002年我开始系统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我关于计划生育的文章“登陆”中国的第一个网站是人民网强国论坛，2003年中期强国论坛开始零星地“漏放出”我的一些文章，最开始也是反对一片，但舆论逐渐逆转，成为国内群众基础最好的论坛，但人民网由于格式的问题，不能靠回贴将沉下去的帖子顶上来，单篇文章点击率并不高。2004年初在大陆的主阵地还是强国论坛，但是其他论坛（包括中国法院网、天涯、凯迪、新华网）开始转载我在强国论坛的文章。

2004年7月完成《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还在等什么？》（又名《计划生育何去何从，攸关中国持续发展》，目前能找到中国报道周刊2004年09月12日转载的版本http://www.china-week.com/html/2249.htm）一文（明确提出停止计划生育），这篇文章被海内外很多中文网站转载（7月开始在新华网被讨论数月，近两万点击率），2004年10月15日并被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修改后以《计划生育政策攸关中国持续发展》为题发表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4-10/19/content_2108796.htm)。这篇文章与“国家启动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报道放在一起。标志着民间反思计划生育思潮的兴起。此外，2004年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发表我的《老有所养，谁来养?》（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1631/13317/1193988.html；这篇文章初稿是2003年写的），该文被“网易财经”评为2004年11月份中国财经新闻“TOP-10”第八，浏览量超过80万。这两篇文章是主流媒体最初发表我的两篇文章。

2004年7月之后扩大在中国大陆网络论坛的宣传力度，2004年7月29日以“水寒”为笔名在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注册（第一个帖子《计划生育委员会撒谎，威胁中国持续发展》http://bbs.chinacourt.org/index.php?showtopic=54414&hl=），大多数文章被置顶推荐，得到广大法律工作者一面倒的支持。

2004年8月4日以“中山水寒”为笔名在天涯注册，讨论比较激烈。

2004年8月28日网友帮在新华网发展论坛注册，此后发展论坛成为主要宣传和辐射阵地。

2004年8月28日我小儿子出生，新的生命给我巨大的力量，并让我勉强做到了言传身教。

2004年9月12日接受新华社《嘹望东方周刊》上海站记者采访后，我就着手将过去几年的文章浓缩整理成一篇长文（后面整理成9万字），准备请他们送交有关部门。

在2004年9月之前，国内主要网站（如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法院网、天涯等，其中我在天涯论坛和新华社论坛的两个帖子大约有近十万点击率）局面初步打开，反计划生育思潮已经由我掀起，现在还有一批从2003年就支持我的老网友（如徐胜等）与我有联系。

 

二、2004-2006年与何亚福并肩作战

 

2004年9月19日收到何亚福给我的邮件：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了您的一篇有关计划生育的文章，对您的观点我表示很赞同，我以前也写过一篇《中国人口的相对量在减少》，网上可以找到。希望我们就人口这一问题能交流看法。”

我在网上查了他的文章，他在网络很活跃，发了很多时政杂文。他的这篇《中国人口的相对量在减少》，是在人民网。根据当时在网络的搜索，这应该是他在此之前唯一一篇关于人口或计划生育的文章。

看到何亚福的邮件后，我非常高兴（如果联系到当时的氛围，可以理解我这种心情；尤其是何亚福擅长写杂文，如果能将从写时政杂文转写人口文章，那是非常好的），当即就给他回了封长信,并将我给《嘹望东方》整理的3万字（后面又将8万多字的全文给他）内容发给他，并将我的十多篇（其中有几篇内容重复较多，以不同标题发在不同网站）文章链接发给他，其中包括：《计划生育何去何从? 攸关中国持续发展》（后面于2004年10月15日发表在《国际先驱导报》）、《老有所养，谁来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深层哲理》（后面于2004年11月1日发表在《中国经济周刊》），《讨伐计生委!》（初稿在人民网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我回信说：

谢谢您的邮件和支持！我看了您的文章，与我的一篇文章异曲同工！我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几年了，以前文章都难以在国内论坛刊登，去年以来我的计划生育文章基本都能在人民日报强国论坛深水区刊登，被加星重点推荐，并被很多网站转贴(包括新华社发展论坛、最高人民法院法治论坛、天涯论坛以及北美的天下论坛等)，目前有数万读者，数千回贴。并且已经深入虎穴了，被收录到国家计生委主办的“中国人口信息网”了。附件是我的最新总结文，有三万多字(目前参考文献还没有整理完)。能否给予修改建议?

 

2004年9月20日何亚福给我回信：

您好！粗略看了您这篇《讨伐计生委》，觉得其威力不亚于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

 

2004年9月21日何亚福给我来信说：

今天我也在强国论坛贴了一篇文章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694943&typeid=17

 

这应该算是何亚福第二篇人口文章。2004年9月22日何亚福给我回信推荐了国内一些网站（如凯迪）说：

我对人口问题并非内行，但也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使罪恶的“计划生育”政策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准备发我的文章，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何亚福，2004年10月4日何亚福给我回信说：

您好！祝贺您的文章将在中国有影响的媒体上发表，这将有助于政府重新审视中国的人口政策。刚才我注意到在“猫眼看人”论坛上，您的文章已有近一万的点击率。相信您会继续努力，最终促使政府废除祸国殃民的“计划生育”，我也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您打边鼓。

 

2004年10月22日，人民网邀请我24日就计划生育政策做个访谈。我本人当然是希望提明确提停止计划生育，但当时的网络环境还很不好，官方网络邀请访谈，既不要让版主难堪，又要说出该说的话。如何准备，我当时征求了十多位网友（包括何亚福）的建议。网友们的建议各不同，有些网友建议作出一些妥协（只提放开三胎），何亚福等几个网友认为不应该妥协，我采纳了何亚福等人的建议。24日的时候，版主竟然等了20分钟不敢放贴，看来管理员有压力。后面版主短信通知我说现在没问题了。但后面仍然出现很多次卡壳，版主提醒大家注意一点，说可能有领导。但我的观点基本都发出来了，一些网友的没有发出来。后面法治论坛一个网友还专门发了一篇文章抗议。

 

何亚福评价这次访谈：水寒您好！这次我发的绝大部分贴子都放行了，只是中途论坛上不去（提示是“数据库连接失败”）。基本上大家的观点都表达出来了。可以说反对现行计划生育的占了主流。我们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谢谢！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2004年10月28日我给何亚福回信：

我也不赞成设立上限，但目前计生委似乎只愿意放开二胎。即使不设上限，也还是应该通过税收、医疗保险等手段惩罚丁克家庭和单身家庭，给多子女家庭免税，否则人口无法上去，多子女家庭也无法养育子女。

 

10月29日何亚福回信：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彻底取消计划生育，而不是允许多少胎这个问题，因为生育权本来就属于基本人权，不属国家强制限制的范围．

 

何亚福参与讨论并不久，但有如此认识，我认为是非常难得的。正是因为我们的理念一致，因此我们合作的很好，长期以来我一直将他当成最好的朋友。

 

何亚福杂谈文章写的很好，密集地写了不少文章，2004年底和2005年影响最大的是“关于计划生育的对话”系列，通俗易懂。他的“对话”在凯迪有近30万的点击率。他太太对网络宣传（包括对我的文章）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004年11月16日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刊发了我的《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该文是2002-2004年文章的总结稿，近九万字，很多观点从学术角度并不规范，但反映出当时在黑暗中探索的努力guancha.gmw.cn/uploadfile/2006-8/26/200682617476837.DOC）。11月23日《中国报道周刊》（当时订阅人数超过10万）也刊发此文。东亚经济评论做了一个专题：http://www.e-economic.com/special/s54.htm。2005年2月23日该文被《新华报业网》收录为“精粹”：

http://xhby.net/xhby/content/2005-02/23/content_698051.htm

http://xhby.net/xhby/content/2005-02/23/content_698052.htm

http://xhby.net/xhby/content/2005-02/23/content_698053.htm

http://xhby.net/xhby/content/2005-02/23/content_698054.htm

（《西北人口》2006年3期曾发表华东师大夏骥、刘洪青的反驳我这篇文章的论文。）

虽然从时间上，何亚福加入我们的队伍并不算久（而另外一些网友从2002年就与我在一起的），但其他人自己写文章比较少，主要是宣传我的文章，而何亚福却在短短一个多月写了很多篇杂文了，因此我在致谢名单中将他列在第二（插曲：当时致谢名单并未征求网友本人的同意，一些人担心计生委报复，怪我不该将他们列入，有些后面改用新网名反计）。

我登录大陆论坛后是小心翼翼（否则版主就删贴）。2004年国家成立了人口发展战略组。我当时对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有幻想，以为国家启动人口发展战略组的目的就是调整人口政策。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了，成立如此庞大的高级别战略组，假如得出继续现行政策不动摇的结论，那么就滑稽了。据我当时掌握的信息，上面有人有放开二胎的想法，国家计生员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做了“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的表示。我当时幼稚地判断，人口政策可能是在放开二胎和停止计划生育进行选择。我当时想我们民间力量能稍微起点推动作用，只要政策能够调整就可以了。尽管当时法治论坛的网友提醒说：组长蒋正华是原计生委主任，尤其副组长宋健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主要论证者，注定不可能调整人口政策的。但我当时仍持乐观态度。

2004年11月 27日收到中国人口学会会刊《人口研究》副主编来函，说是很多人告诉他关于我在网上刊发的文章，他对我的文章很感兴趣，希望我将文章送交给他。但是后面没有反馈意见。我知道中国是迷信权威的国家，主流人口学家的话语权肯定比我们多，并且从“术”的角度看，他们确实比我们掌握的专业知识多多了，因此我不断与一些人口学家们联系，但他们不理我。

2004年和2005年情况确实比较乐观，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刊物都发表了我的文章，人民网请我主持节目讨论计划生育政策，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成员来美国听取了我的演说，中国驻美领馆也将我的建议送交有关部门。我也将文章送交国家中长期规划组。新华网的论坛被我们牢牢掌握，最高单篇文章点击率超过15万。有些社会贤达将我的文章送交最高层，据说有关部门曾考虑提前进行人口普查。当时我期望2006年开始的十一五规划将调整人口政策。如果十一五规划调整人口政策是多赢：对老百姓来说获得了生育的机会，对国家来说恢复了持续发展的能力，对最高层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政绩，对计生委来说获得一个平稳转型的机会，对人口学界来说是浴火重生的机遇。

但是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建议下，十一五规划根本没有调整人口政策。2006年11月30日中央还召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会议，2007年01月22日更是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在《决定》的鼓舞下，各地抓计划生育以前更严，出现了广西博白事件，各地并严惩富人超生。

十一五规划出台后，我当时有一种输到了连短裤都没有的感觉。2006年6月凯迪封了我的ID（2010年才 “出狱”）。在2006年11月30日中央召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后，我在新华网的的两个笔名被封。我的博客文章也被严厉限制（版主还经常往下修改点击率，将数千点击率降低到数百，可能是怕点击率太高，以减少敏感度；现在博客中国似乎又这样）。天涯倒是没有封我的ID,但严厉限制我，我的的绝大多数文章被封删。每到敏感时间就要将我的ID封一段时间（有时候是一周，有时候是一两个月）。我在国内的亲人也受到计生委的迫害，地方官员威胁说我一旦回国将抓起来。

2006年之前，网友想超生，问我怎么办，我要他们等一等，看十一五是否松动政策。2006年之后我基本都是回复“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要他们自己想办法自救，有些老网友在2006年之后要么想办法在国内超生，要么到香港超生。

2006年我对计生委和人口学界完全绝望。我写了几篇文章炮轰人口学界（包括开明派学者，必须敲打敲打他们，否则不会动的）。如2006-9-21的文章：

《就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与中国人口学会翟振武副会长商榷》

http://bbs.chinacourt.org/index.php?showtopic=178508

我2006年8月23日在光明观察的一篇文章（http://www.dajunzk.com/renkwy.htm，http://www.comment-cn.net/politics/manage/2006/0823/article_6240.html）中说：“1980年要是有人提出“二胎方案”，相对于独生子女方案来说还算是功臣；现在要是还只是提出“二胎方案”，就不是功臣而是罪人了”。

我认为必须高举大旗，揭露人口问题真相，即便不能影响决策，也要影响民意。不是我们将观点妥协就能更容易让高层接受。事实上我们连妥协的资格都没有。妥协唯一的效果是帮着将水搅浑。

2006年一些内参发表了我好几篇文章。王小强老师鼓励我出版一本书。我就在激愤之中整理成《大国空巢》。在2006年底完成了书稿，希望在2007年初出版，幼稚地希望能影响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但出版社迟迟没有出版，我急了，就将手稿打印后自己用活页夹装订好，邮寄给很多中央领导（我当时用的最贵的邮寄方式，每本邮寄费都是40多美元）。李斌刚任国家计生委书记一周，我也给她邮寄了手稿。2007年9月25日《大国空巢》终于出版，我后面又给一些中央领导邮寄了书。后面只有国家统计局派人给我回信，并要我再邮寄一些书，一共邮寄了20多本。十七大开幕式那天（2007年10月15日），人民网发出了《大国空巢》摘要（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8/6378873.html），我当时很高兴，出版社对国内官方媒体这种反响也很高兴。但是不久之后，中央电视台一位编导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央电视台专门开会宣布《大国空巢》为禁书，“去年传《伶人往事》等八本书在内部吹风会上遭禁的时候，台内尚无明示，一本《大国空巢》竟值得如此煞有介事地列入黑名单”。网友称《大国空巢》是2008年第一禁书（其实宣布时间是2007年11月）。

十七大之后，我将希望寄托在2011年，因为有三个天然台阶：《公开信》30年到期，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束，2011年开始十二五规划。我选在2010年回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进行一些造势。2010年两会前我给两千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邮寄了资料；2010年底、2011年初我给几乎所有（近5000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几乎所有副省、部级官员（一千多人）邮寄了彩色印刷幻灯片和文字资料。但是事实证明我又“幼稚”了一次。去年在旁听南京人口学会议就感到不妙。我开始还以为与人口学界有沟通的空间，大家共同努力促使在2011年调整政策。但人口学界的氛围与社会的氛围截然不同。张维庆公开说本届政府只有两年任期了，不会调整政策的。并且该会议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2015年中国人口达到13.9亿，今后总人口会达到15亿。80位人口学家集体论证的这一结论（2015年13.9亿人口）如愿以偿载入了十二五规划，十二五仍然坚持计划生育。在人口普查结束后，保守派人口学家代表翟振武竟然被计生委选去给政治局上课。

 

三、2006年之后的隐性分歧

2006年下半年何亚福开始与我出现分歧，转向支持放开二胎。他2006年12月31日发邮件给我，邀请我作为《放开二胎倡议书》的发起人之一。我当时感到很诧异，因为他知道我在批评人口学界的二胎方案。但作为盟友，我从情感上很难拒绝他，就将《大国空巢》手稿的21章发给了他，里面专门有一节是反对二胎晚育软着路的，希望何亚福能对倡议进行修改，注明二胎方案只是政策调整过程中的过渡方案。既然作为发起人，我想大家总应该有几个轮回的修改，我一直期待各位发起人的意见（当时我甚至还不知道发起人的全部名单），然后修改后的终稿同时在各自博客和网站发出。但是我一直没有收到何亚福的邮件。倡议信公布之后，网友告诉我才知道。梁中堂教授是直到中央某前官员的秘书打电话通知他，才知道倡议信。

明知我反对二胎，邀请我作为发起人。看到公开信如此草率（未经讨论，有些发起人甚至用的是网名）地发出，我确实有一些纠结。很多网友责问我为什么不在博客和论坛宣传这个公开信，我在法治论坛通过短信就此与何亚福进行了沟通，请他理解。

但是二胎倡议之后几个月后，有人告诉我何亚福在新浪博客（以及后面的法天下博客）专门写文章《“春秋责备贤者”与“一步派”》引用我的观点指责我“春秋责备贤者”。

何亚福在文章中说：“有人说：‘人口政策之所以一直纹丝不动，就是因为从1980年代以来学者都只敢提二胎，要价太低，一事无成。’这种观点使我想起了‘春秋责备贤者’这句话。” “又有人说：‘1980年要是提出二胎方案，相对于独生子女方案来说还算是功臣；现在要是还只是提出二胎方案，就不是功臣而是罪人了。’这种观点也是“春秋责备贤者”。”

我先开枪（攻击人口学界的二胎方案，当时何亚福根本没有提二胎方案），何亚福的二胎倡议后钻靶，还把我拉进靶里，最后何亚福却公开发文章指责我开枪伤了人。

当时是低谷时期，需要大家的团结合作。我也没有发表不满的言论。我曾经收集了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电子邮箱，后面又请老网友帮忙收集了数百个电子邮箱（主要是学术界的，需要在学术界期刊或网站才能找到）。虽然当时我知道何亚福与我有分歧，但2008年我们还是将这些邮箱给了他（他可能并不知道）。

我对何亚福的文章一种风格也感到有一点点不舒服。比如他上面《“春秋责备贤者”与“一步派”》明明是公开批评我，但却用“有人说”而不直接反驳“易富贤”，我连辩护的机会都没有。

在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收养四川地震灾区孤儿要慎重》（http://bbs.chinacourt.org/index.php?showtopic=278968&st=0）。汶川地区是羌族集中地，这个民族却并没有顽强的生育文化，几千年来人口在不断萎缩，总人口只有30万，并且生育率只有1.47。文明的传递靠世代相传的人口，这次孩子损失很大，如果幸存的孩子被收养走，今后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可能走向毁灭。因此这次灾后重建，一定要考虑羌族人口因素。对于这次地震中孤儿，应该尽量由当地灾民收养，沾亲带故的优先收养。这样社会习俗，语言、血统都能连贯。

这篇文章当时在网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也受到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羌族的张海洋教授的高度评价。我也将这篇文章送给国家很多部委（如发改委、民委、民政部），并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

很多人指责我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其实是不公平的，我只是反对目前的逆向民族主义。我来自湘西，是多民族地区。我知道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文明的重要性。因此当汶川地震发生后，出于本能的念头，我写了这篇文章。我也认为民族融合是历史的趋势，但有一个过程（自然过程），并且这个过程要保护好各民族经过数千年创造的文明。现在羌族遇难，如果将孩子收养走，相当于趁火打劫。这篇文章也得到很多汉网网友的支持，他们认为我们文明一直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

但何亚福对我的这篇文章有不同看法。他写了一篇《收养地震孤儿、民族融合与民族平等》（http://www.bloglegal.com/blog/cac/1700013045.htm）。文章说：“有人认为：‘对于这次地震中孤儿，应该尽量由当地灾民收养，沾亲带故的优先收养。这样社会习俗，语言、血统都能连贯。’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羌族的孤儿由汉族家庭收养，并没有什么不好，这样更有利于民族融合。”

对我的文章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比如我与杨支柱在很多问题有分歧，但都明确指出，有些观点可以求同，有些观点可以存异（我们可以甩开胳膊打架，穿上衣服喝酒）。陈友华在《人口与发展》写了一篇《大国空巢》书评，既有高度评价我的观点，也有批评我的观点（陈友华也欢迎我批评他的观点）。穆光宗在《人口与发展》中也写了一篇文章反驳我对马寅初的批评。这都是很正常的学术交流，比如《大国空巢》中粗测死亡人口的方法就很不规范，与我后面用年龄别死亡率和生命表的方法差别很大，我是很欢迎大家指出我的错误的。因为个人的观点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学术需要多样性才能进步。尤其是今后停止计划生育之后，如何调整下一步政策，更需要大家争鸣。如果采纳某一个人建议，那么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因此我是欢迎批评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还主编了一本书《激辩“新人口政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将我作为乙方一号人物批。全书333页（但只有40页是乙方观点，包括我的13页的《全面一胎化还是停止计划生育-与学部委员程恩富商榷》），首先是宋健的特稿（相当于序言），老调重弹了他的最适人口理论，人口零增长理论，不怕老年化理论，并称赞李小平的观点“极中肯綮”。田雪原撰文高度评价1980年《公开信》的历史作用。主旨文章是程恩富的《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回应十点质疑》，该文30页，驳斥了我的很多观点，并专门有一节“回应大国空巢说”。还包括程恩富的学生汪洪涛教授《严格的一胎制是科学发展的现实选择--评易富贤的若干人口观点》（汪洪涛和程恩富的另外一位教授级学生余斌还通过网络或邮件批驳我的观点）。程恩富说出版后一直没人反驳他，其实他的观点我以前就反驳过了。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公开信》起草人之一的张敏才大校将在2010年人口学年会的演讲（受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邀请）内容整理成一篇文章《以实际行动纪念《公开信》发表30周年——兼试对《大国空巢》点点评》，发表在北京大学的《人口与发展》上，只有1页关于公开信，5页是批我的（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CRK201005004.htm）。我还没有时间回敬老人家。

何亚福对我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指名道姓地正面批驳。他这种既公开又“有人认为”的方式给人一种“在背后下手”的感觉。

最近他在《南风窗》的文章《以制度改革应对未来人口结构危机》（http://heyafu67.blog.163.com/blog/static/107334342201171510611191/）也应该是这种风格：“一些人口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类发展指数(HDI)与生育率成反比，即HDI越高，生育率越低；HDI越低，生育率越高。例如，2009年8月10日新华网报道：‘此前的研究表明，那些人类发展指数(HDI)——衡量社会进步普遍使用的一个标准——越高的国家，妇女平均生育率越低。’人类发展指数(HDI)与生育率成反比，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HDI也存在一些缺陷，没有考虑到性别因素。为了弥补HDI的不足，联合国又开发了性别发展指数（GDI）”。

何亚福看到HDI与生育率的关系首先是从我的文章看到的。他完全可以直接反驳，没有必要加上新华社2009年的文章（事实上新华社这篇文章还是认为发达国家HDI与生育率正相关）。

其实我以前也比较过GDI与生育率的关系，相关性远远没有HDI大，因此我是放弃不用。到目前为止还是HDI与生育率相关性最强（尤其是2010年以前的老指标）。但是我在《大国空巢》中第521页仍然提到GDI对生育率的影响：“为测度两性发展差异，联合国还发布性别发展指数（GDI），选用指标为男女出生时的人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与毛入学率，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估计年收入等四项。中国的GDI排名比HDI排名靠前3位，而日本GDI排名却比HDI排名推后3位。中国GDI排名比HDI排名靠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从这些数据看，中国女性过多地参与物质再生产，这势必降低她们放在人口再生产方面的精力和时间，必然引起生育意愿的降低。”我比较发达国家高HDI与TFR关系时，发现有正相关关系，说明鼓励生育需要“动能”，但这种相关性并不强，因此HDI只是反映生育率下降“势能”的最佳指标，并不是反映HDI导致生育率上升“动能”的最佳指标，我想找更合适的指标。但后面《自然》发表了其他学者的这一成果。

从风格上来说，我的文章比较长，有些学术味太重，不适合于快餐（有些网友需要分几次才看完），因此我喜欢打阵地战（我在网络都是用网名：水寒、中山水寒，因此我的网名比“易富贤”名气大多了），喜欢在天涯、凯迪、新华网等大网站，将同主题的多篇文章放在一个帖子，然后动员网友长期讨论（因此我的支持者中很多主贴并不多，但他们事实上贡献却很大，很多网友从2003年、2004年就长期支持我的，今后将整理一些名单出来），“霸占”网络舆论，形成气势，聚集人气（如果哪个网络媒体有关于计划生育的投票，我的动员能力比较强），因此我有很多百万大贴，2007年之前在网易就有好几个上50万、上百万的大贴（如：《历史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近150万：http://bbs.news.163.com/bbs/jueqi/383678.html），2010年凯迪重新允许讨论后，我又有好几个百万大贴（最高的突破400万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371904，幻灯片也突破200万：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618931）。连法治论坛、红网这类不适合阵地战的网站，我也有十多万点击的帖子。天涯一直是我的主战场之一，是我耕耘较多的网站，但天涯每到敏感时刻就像割草一样删我的贴（比如杨支柱超生案后，天涯一下子删了我累计一百多万点击的帖子）。如果天涯不将我的潜力贴（有些已经有60万、80万点击了）删除，我在天涯应该有很多百万大贴。我的支持者中来自天涯的也最多。

何亚福的文章短小、通俗，更适合于网络快餐，容易被众多网站转载。他的战斗风格是打游击战，因此，从风格上我们互补性很强。

 

四、公开分歧

我与何亚福的分歧公开是在2009年2月8日。当时有人通过邮件又在提要提“二胎倡议”2009年版。我回信表示反对，并说2007年版的倡议我并不完全赞成，2008年版根本不知情。这份邮件被杨支柱公开在博客里。何亚福也在博客发表申明（后删除）。我对这种方式并不赞同。这么一公开，让反计阵营处于分化状态，一些网友将矛头指向我，另外一些网友劝我在阿蚌的提案联署，以维系团结。何亚福也在天益论坛里呼吁大家要“举手之劳”参与联署。让我很纠结，但是还是违心地参与阿蚌提案的联署，也参与了何亚福提案《无条件为所有“黑户”上户口的建议》的联署，并在博客文章（http://yi.fuxian.blog.163.com/blog/static/10900580220092821224577/）里也推荐何亚福的提案。

但是我当时觉得，二胎倡议已经两年了，叶老等27位政协委员的二胎提案被广泛宣传，南方周末也连续两年发了我的二胎预测（内容倒不是二胎）。一些代表、委员也只提各种二胎方案（其实也有不少代表、委员提停止计划生育，只是没有让媒体知道）。如果继续停留在“二胎”，很不好。有些长期支持我的网友感到无所适从。并且当时的舆论环境已经走出低谷，2008年、2009年初新华社《环球》杂志发了我两篇文章。各论坛也比以前宽松了很多，比如人民网就将我的《与其推迟退休年龄，不如停止计划生育》放入首页，并作为“强国好帖”收录在正规的“时政”栏（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0291/8320973.html），并被南方都市报摘发。

因此我也在2009年人民网“E两会”上提交了《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347号提案，http://elianghui.people.com.cn/proposalPostDetail.do?id=2172&boardId=1&view=1），我征求了梁中堂老师的建议，梁老是支持我这个提案的，李建新也支持我这个提案。由于是明确提出“停止计划生育”，被人民网放出来就不错了，并没有如阿蚌和何亚福的提案那样被推荐到提案首页或人民网首页，但是众多网友的动员下，仍然得到多达4万多人支持（十多万点击）和796人联署（后面被人民网禁止联署），只有数百人反对，成为2009年人民网“E两会”“第一提案”， 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2日报道了这个提案。说明网络民意并不停留在“二胎”，而是呼吁“停止计划生育”。

我后面整理了一篇《二胎方案是错误的》发在光明观察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4/content_916921.htm，延续我2006年的思路，驳斥了人口学界的二胎方案。

如果就此为止，我与何亚福的纷争还是可以基本消除，再凝结新的共识。但是2009年3月06日何亚福又提交了一个新提案《“计划生育”应转变为“家庭计划”》（ http://elianghui.people.com.cn/proposalPostDetail.do?id=22590&boardId=1&view=1），这个提案是人民网版主递交的唯一人口提案。

而那段时间我恰恰又正在研究家庭计划（我以前就知道国际社会的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仍然是减少人口为目的）。一个美国华裔学者给我的邮箱发送了大量资料，说美国在中国计划生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我看他的资料很多是美国基督教、天主教的机构谴责一个叫《NSSM-200》的文件，而我又不是宗教信徒，我开始并不当一回事，并且我并不相信阴谋论。经过他反复给我发邮件，我只好仔细看了他的资料，看完资料，吓我一跳，我开始自己收集相关资料，但我写文章的时候犹豫了很久，因为这可能让我的处境很艰难。最终我还是将文章发在了网上，后面并于2009年6月17日以《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计划曝光》为题发在光明网（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6/17/content_936306.htm），也发在《香港传真》，引起很大的轰动。

我将这些资料发给国内一些人口学教授，他们感到“不寒而栗、十分震惊！”，因为他们以前压根就不知道。只有香港科技大学人口教授涂肇庆不感到奇怪，他打电话给我说，其实193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设立人口学的时候就是为了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是属于外交学院的；1945年雅尔塔协议时，苏联与美国、英国还有一个私下协议，就是要控制中国人口（他在美国读人口学的时候，有老教授告诉他的）。

也有一些人对我这篇文章很不认同，海外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委托他的朋友给我来信（请原谅我公开邮件，但我没有公开的姓名，并且这封邮件只针对我，对原作者并无损害）：“我希望易富贤能指出他对 NSSM-200 的评论是针对原文的第几页，第几自然段的。他有关NSSM-200的评论和维基百科的介绍都只是短短的一两句话，都不可能‘非常全面’，也都可能‘非常不全面’。问题在于不可以断章取义。这才是我的怀疑所在，也是我要求易先生指出他的观点的具体出处的目的。如果易先生是个负责人的文人，希望他能给予答复，具体指出原文的第几页，第几自然段。易先生的这样评论仅是出于国情的不得已，因为这样诽谤美国（中国的敌人）能易于让国内的大多数人接受他的核心思想。更易于让上层接受。为此而断章取义也是无伤大雅的。如此说明，我是可以接受的。”

我用NSSM-200英文原文逐段逐段回答给他的疑问，并回信说：“欢迎你的朋友的质疑，但你的朋友说我是‘诽谤美国（中国的敌人）’，那是言重了，或者是太小看我了。事实上我那篇文章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儿子（美国出生）提供的资料，他当初研究洛克菲勒家族是因为这个家族在1940年代使得国民党丧失了政权。但是随着后面掌握的资料，发现洛克菲勒家族很早就策划减少中国人口。他坚持说中国的计划生育不是自杀，是being deliberately soft-genocided（被种族灭绝）。我开始对他的资料并不重视，也不想参与到意识形态之争和阴谋论。后面发现他的资料是真实，觉得有必要公布出来。我在美国谋生，诽谤美国对我有什么好处？事实上我揭露美国，反而将我置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既得罪中国政府，又得罪美国政府,并遭到其他一些集团的反对。可能对个人的生存构成威胁。但该说的话必须说出来，必须保持独立的精神。”事实上美国政府仍然是支持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相当部分经费流入中国），2011年8月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21日在四川大学发表演讲时还说“完全理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实美国将为此而后悔和愧疚（道德层面、宗教情感层面），中国因人口老化而衰落不但不利于全球经济，更不利于人类文明（就像日本、韩国、欧洲人口为萎缩一样）。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民间人士和政治家在反对中国计划生育。

坦率地说，我在文章中有几句话确实是附带提醒何亚福的，比如：“不但需要停止中国目前的这种计划生育，也需要停止国际社会目前公认的那种家庭计划。”我是希望他反思“家庭计划”。我为什么不直接提他的名字，有两种考虑：这是一篇很严肃（甚至是“严重”）的文章，如果提何亚福的名字，对他可能并不好；此外，何亚福本人似乎并不接受“直呼其名”的方式。

有人（我并不知情）将我的文章发给了何亚福，但何亚福并不像人口学家们那样感到“震惊”，也没有反思“家庭计划”，而是写了一篇辩护文章《家庭计划就是自主生育》（http://heyafu.blog.sohu.com/118320953.html）。事实上2006年之后，何亚福的大多数文章我都没有看。网友转发了他的这篇文章之后，我很吃惊。

几个月来，何亚福一直没有反省“家庭计划”，相反一直为“家庭计划”辩护，还认为反对家庭计划有两种人1、支持强制少生，2、支持强制多生（如齐奥塞斯库）。

其实在整理《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计划曝光》的同时（以及以后），我收集了更多的关于家庭计划资料（当时没有放入文章中），也收集了一些堕胎、生育权等的文献资料，但我想将这些资料整理给杨支柱，供他研究生育权用的。因为我反对计划生育的手段是可持续发展，文化渊源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不是基督教的生命伦理和西方的人权观。张英洪在《大国空巢》书评（后面没有发出来）中说“易富贤曾深刻指出，跟强盗说人权是没有用的。”其实类似这句话最开始是我爷爷说的，当时湘西匪患很厉害，但是我爷爷却能用土匪听的懂的的朴素观点说服土匪释放人质，而那些读书人却不能说服土匪。如果在一个正常社会，光是人权就足以停止计划生育，但中国人口学家和计生委已经构建了一个“紧急避险”理论（人口爆炸、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全球变暖），这个理论枷锁已经牢牢地套住了中国知识精英的思想，无论自由派还是左派代表性人物都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不得已的选择”（地球都要爆炸了，还谈什么人权和价值尊严），那么如果用“生育权是基本人权”去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是没有多大效果的。必须用“事实判断”摧毁计划生育的理论枷锁，因此我主要是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研究人口的。但是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中国必须重建生育文化、伦理，修改婚姻法，生育权的研究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希望杨支柱等法学界人士去重点研究。

但是既然何亚福认为反对家庭计划是“支持强制多生”。我只好用以前收集的资料整理成一篇文章《家庭计划也是错误的》，2009年12月将草稿零星地发在凯迪等论坛。

2009年12月13日何亚福给我来信：

“今年以来，你我之间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其中可能有误会），对反计事业也产生了一定的损害。因此，我提出如下建议：你我以前的个人恩怨一笔勾消，双方从此以后不要再互相攻击。以前你攻击二胎方案，我还能理解（因为二胎方案并不彻底），但后来你连家庭计划方案也攻击，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家庭计划方案是彻底的）。我建议你我之间从此以后不要再互相攻击，是考虑到我们应把反计事业置于个人恩怨之上。当然，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建议，这是你的自由。2010年是人口政策调整的关键一年，如果反计阵营不内讧，将加快废除强制计生的步伐。”

从来信看，何亚福对“家庭计划”的认识与我的分歧仍然很大。虽然2009年我参与联署阿蚌的提案就很纠结，但毕竟是“先全面放开二胎生育，以后择机再做进一步改革”（吸取2007年和2009年两次教训，我后面呼吁各界支持停止计划生育时，并没有用“联署”方式，而是要大家只为自己的观点负责，我本人也原则上不再参与联署）。而何亚福建议用家庭计划取代计划生育，并认为家庭计划是彻底的，那么性质就完全不同了。这是一种原则性分歧而不像二胎方案那样是策略性分歧。以前何亚福用“有人认为”方式反驳了我一些文章，我都一直保持沉默避免“内讧”和“互相攻击”。他提的“家庭计划”根本不涉及我，如果不是因为是原则性问题，我何必冒着“内讧”的风险去澄清。如果说我是为了“攻击”何亚福的家庭计划就化那么大的精力，冒那么大的风险来写《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计划曝光》，那么是太小看我了。如果何亚福看了我的文章后修正自己过去的观点，那么也不存在“互相攻击”。二胎方案（大旗从1980年代开始一直是人口学家们扛着）和家庭计划（联合国人口基金扛着的老旗）我肯定是需要攻击的，何必钻到别人的旗下去。

我回信说：

“我将写一篇关于家庭计划的文章，一方面更正我以前的错误，一方面澄清家庭计划的概念。重要观念必须澄清，观点的正确是最关键的。你如果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反驳。如果你认同我的观点，我还是希望你写一篇短文修正过去一些观点，更能将重点面向未来。”

其实当时我的文章的主体已经写完了。经过修改后投稿给光明观察，2009年12月21日发了出来：《家庭计划也是错误的》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12/21/content_1025281.htm

由于何亚福认为我是“互相攻击”，我承认我在文章中是有不少火药味（有点对他不住），但也留有余地：既然我自己纠正过去的错误，那么何亚福如果认同我的观点，也可以纠正他过去关于家庭计划的错误（每个人的认识都是在不断改变）。但何亚福并没有如我所期望的那样篇短文修正自己的观，而是写了几篇文章反驳。

亚福在2004年就认识到“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彻底取消计划生育，而不是允许多少胎这个问题，因为生育权本来就属于基本人权，不属国家强制限制的范围。”2006年之前我们合作的那么好，这些年（包括2006年后）写了数百篇文章，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为什么却往别人的“二胎方案”、“家庭计划”方向绕来绕去？

最后，我真诚地说一句：亚福，还是回到2004年的起点吧（那才是你自己真正的立场），呼吁停止计划生育，能尽一点力算一点。停止计划生育后的政策走向，是全民参与的博弈（涉及到整个经济格局的大调整），不是几个草民就能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