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派格太合环球传媒，你很难找到“公司”的感觉，从前台到会议室，每一处设计都极富创意，甚至每一把座椅，都体现着主人的奇思妙想。
作为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孙健君开创过多个第一：他创办的派格环球影视，开创了中国影视传媒业中外合资的先河；他运作的大型海外巡演《为中国喝彩》，曾获得文化部颁发给民营文化公司的第一张A级演出执照；他策划运营的舞蹈演出《云南映象》，是中国歌舞剧首次以完全商业的姿态进入海外市场；而“爱呼”系列情感影片，则以中国移动等客户为合作对象，开创了电影助力企业品牌传播的商业模式。
你不能说他单纯是一个商人，但与孙健君交谈，你很容易感受到独特的艺术气质与经商才华。
飞机上跌落的美国梦
“孙总是个艺术家。”在派格太合，员工这样介绍他们的老板。孙健君出生于江苏南通，或许是早慧的缘故，15岁就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前线歌舞团当大提琴手，后来调回南京艺术学院当老师。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兴起出国热，在别人“言传身教”之下，孙健君试着跟美国学校联系，不久便得到七个大学提供的奖学金，他选择了位于新墨西哥州和得克萨斯州交界处的东墨西哥州大学，原因很简单，“他们给了我全额奖学金，管吃管住，学费也全包”。
“路上换了4次飞机，一个比一个小。”孙健君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年踏出国门的那一幕——当他乘坐最先进的波音飞机抵达洛杉矶，先是换乘了一架中型飞机飞到凤凰城，又换乘了一架小型飞机，但事情到此还没有完，在行程的最后一站，他换上了只能坐9个人的小飞机，才到达周围满是沙漠、荒野的目的地——普涛勒斯。失望之余，孙健君在这个荒僻的小城市只读了半年书，便转学到加州大学尔湾分院艺术系，直至获得硕士学位。
1993年，孙健君带着从美国融到的一笔资金和合伙人回到北京，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合资成立了派格影视。孙健君代表美国投资方控股49%，北影厂控股51%，这种股权设计方案，是在“国有资产必须绝对控股”的政策底线下，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时所能获得的最大权益。
但是，当时国内电影业的投资环境并不完善，基于这种现状，孙健君将派格影视的主营业务转向介绍电影的电视节目，精心策划的第一款产品“环球影视”为此面世并一炮打响，因为收视率遥遥领先，惠普、联想、人头马等广告客户纷纷找上门来要求合作，仅在北京地区年广告收入就达到了1700万元。
2002年，孙健君购回美国投资方股权，成为派格影视的实际控制人。但是，作为内容提供商，孙健君和当时所有的民营电视人一样，急切渴望一个播出渠道和平台。“我一年可以生产上千小时的电视节目，可以经营10亿元以上的广告，但电视台给的空间太小，能量跟底座是个倒三角。”基于这种考虑，孙健君决定和电视台进一步合作，但这需要一个有金融背景和融资能力的股东进入，于是，孙健君以派格影视的资产入股，与坐拥百亿资产的太合集团资本重组，正式成立了派格太合。
2004年，民营资本进入传媒产业的门槛被降至新低，派格太合也在这一年与CETV－1签署了为期三年、总金额约两亿元的合作协议。
本土艺术“走出去”
派格太合全面参与电视频道经营成为国内民营公司的首例，但是并未带来如期的经营回报。原来，随着众多投资者的进入，影视娱乐业的恶性竞争开始加剧，同时因为传媒业政策尚未明朗，致使派格太合不但在这次投资中损失了4000万元，还牵扯了公司很大精力。半年后，孙健君停止了冒进，并把原来制作的18个栏目缩减至12个。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当时的市场环境仍不成熟，以电视节目制作为核心的公司主营业务会受到国家政策的约束，必须寻找其他利润增长点。”此后，孙健君为派格太合重新制定了战略：稳固以节目制作为主的主营业务，同时增加地面活动的拓展，其中，将后来声名鹊起的舞蹈《云南印象》推广到全球市场，就是派格太合在演出市场的成功案例之一。
2005年，《云南映象》在美国百老汇登陆，从美国主流媒体的整版宣传，到每场90％以上的上座率，使主演杨丽萍不仅赢得了美国演出商提供的288场演出方案，孙健君还为其在五个国家进行了千场巡演，这是中国歌舞剧首次以完全商业的姿态进入海外市场。
投资家：投资《云南映象》是出于怎样一种考虑？
孙健君：首先，《云南映象》并不是原生态的文化，而是将云南的原生态文化用商业化的方法做了改良、操作和推广运营的一个作品；当时，由于云南的原生态文化元素较少被开发，对于全球观众来讲还很新鲜，我带杨丽萍去了五个国家，场场都特别受欢迎，她是一个从原生态走出来，走到很高境界的优秀舞蹈大师。
杨丽萍就像一棵价值连城的人参，我只是为这棵人参做了一个很好的“壳”，卖到了国外。这个壳，或者说包装的过程，就是“幌子”。当时，杨丽萍投了现金和智慧，还有一些人也投入了资金，但我们是第一大股东，但我觉得真正的第一大股东是杨丽萍，因为她的个人智慧是无价的。
投资家：作为美国巡演中的唯一一个外请项目，《云南映象》是如何登陆百老汇的？
孙健君：商业演出不外乎三个类型：一是事件和一次性的活动，属于文化产品的一次性消费；二是定点演出，三是长期巡演，这两种类型符合长期、系统、多元等产业化的特点。《云南映象》是定点演出和长期巡演相结合，但这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能够在一个地区长期成功演出，才有可能做巡演。
“爱呼”电影探索
名为影视公司，但在创业初期，派格在电影领域少有作为，因为在孙健君看来，中国电影产业环境彼时尚处于一个诡异的过渡时期，营销推广阶段和发行放映终端环节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而中国电影要想发展，必须要有吸引人的电影、有效的推广手段、舒适的电影院、合理的票价、电影产品的综合开发等多种元素，产业效应导致这些元素一个都不能少。
这样的市场机会最终还是来临了。经过深思熟虑，2006年，派格太合投资拍摄了电影《爱情呼叫转移》并取得了盈利，因为“爱呼”系列能够跟品牌客户进行品牌传播上的深层互动，而与其互动的品牌是中国移动。中国移动在自身品牌和这部电影的捆绑宣传中投入了7000多万元，以期试图借助电影向观众传达公司的诉求。
“这部电影票房收益并不高，才1700万元左右。”孙健君说，以内容为核心，周边产品可以在12种介质中衍射，包括电视、广播、电影、音像、书、刊、报、航空媒体、地铁、公交媒体等，这些看起来是在宣传电影，其实都可以挣钱。此后，派格太合又以同样的模式推出了《命运呼叫转移》、《爱情呼叫转移Ⅱ》。
投资家：以《云南映象》、《刘三姐》等剧目为例，派格太合曾在演出市场风生水起，后来因何转向了电影投资？
孙健君：中国演出市场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培育。一个成熟的演出产业环境，消费人群不但要有消费能力，更要有消费习惯。歌舞剧《刘三姐》曾经非常辉煌，在一个地方演了三四百场，但这不能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剧院同盟和票务体系，有知名度的剧目和演员不足以支撑观众观看演出的固定兴趣习惯，这些都导致了中国演出市场处于支离破碎的萌芽状态。
投资家：派格太合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孙健君：一流的创意整合能力和实施能力。有些人只能做电影，有些人只能做出版，而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对某一项目的系统整合能力，不但可以拍电影、电视剧，还可以进行系统的传播。例如，《爱情呼叫转移》在网络上可以检索到1800多万条，在电影院、电视台、光盘等一系列传播整合，不但可以服务于中国移动，也得到了90%以上的观众认可。
投资家：派格太合曾经历过多次转型，这是否会影响到产业链的形成？
孙健君：一个公司要想成功，必须不断根据社会发展调整自己的业务逻辑。我们投资电视节目制作的时候，电视台的条件还很宽松，还没有自己的更新能力和运营能力，后来电视业务竞争日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主营业务转向了演出和电影市场。但是，我们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也很可能不会是一个电影公司，尽管我们参与了制片、拍摄、投资、运营等各个环节，但这仍然不是我们要做的全部。华谊兄弟是一个专业的电影制片公司，但派格太合不是，我是把电影作为一个幌子，一种推广工具。
伺机多媒体互动
传播生态在变迁，新的机会也在涌现。近年来，在各种新渠道、新平台大量出现的同时，派格太合环球传媒也嗅到了其中的商机。
“内容需求是永恒的，新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传播方式则越来越多。”孙健君说，“现在这个时代强调的不是多媒体的竞争，而是多媒体的互动，一个视听产品可以在七八个甚至十几种不同的载体上进行传播。通俗地说，就是 以前一块肉只能卖给一个人，现在可以卖给N个人，并且这N个人不会打架。”
2006年底，派格太合曾将多媒体整合营销的想法付诸实践，推出“多媒体互动贺岁行动”。这是以一部电影、两百集短剧、一个晚会、十首彩铃、一些网络直播和音像制品共同构成的产品集群，以高密度释放的方式推出。而对于即将到来的“泛在时代”，孙健君坦言，其为文化内容的整合传播“提供了一双金色的翅膀”。
投资家：你如何看待“泛在时代”的文化传播？
孙健君：人类用高科技打通了不同介质和媒体的传播，这对拥有综合传播能力的公司和系统内容整合的公司最有利，所以“泛在”传播时代给我们这样的公司如虎添翼。在未来的两三年，我们计划做手机网络世博会，届时我们会把地面展、网络体验馆和手机体验放在一起，做一个线上、线下互动。
当然，这涉及到技术整合的问题。总体来讲，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在全球进行整合，我不提倡某一个公司自己搞，因为整合是第一位的，自主创新是第二位的，这是一个世界视野的年头，怎么可能自我封闭搞自主创新呢？另外，自主创新的失败率是80%，搞整合的失败率很低，整合其实就是嫁接、拿来，全人类的智慧每天日新月异，很大程度上就是技术整合的结果。
投资家：很多人认为金融危机是文化产业的一次机遇，对于派格太合来说，您认为这种机遇会表现在哪些方面？
孙健君：金融危机对任何产业都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对不同产业而言，可能会在不同层面、具体机构的影响不同，但不等于会导致文化产业的必然繁荣。对于派格太合来说，我可以绕开危机，比如减少对企业的服务，因为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力比政府大得多，政府在危机时刻更要支持文化产业，这样可以减少对企业的依赖，增加对政府的合作。我不能说派格太合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或者得益于金融危机，但是我们公司比较运气，有能力调节，还获得了一些本来不属于我们机会。
文化，是一个“幌子”
投资家：你如何看待文化的意义，以及文化与产业的关系？
孙健君：我觉得在于活着和好好活着的区别。活着是要维系生命，而文化的意义就是帮助别人活得更好一些，它能够带来的不是物理上的用途，而是精神上的享受。为什么一张画贵？因为要标榜，我有你没有，“物以罕为贵”实际上也是文化的属性，听交响乐的人高人一等，因为我进去了，你没有进去。艺术跟技术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艺术是不可重复的，而复制品的结构在本质上没有唯一性。说到底，还是攀比，人类的文化来自于攀比，来自于自己要优于另外一个人，或者差异于另外一个人。
文化是人类生存、远离自然的努力，它源于人的七情六欲；而对于文化产业来说，它本质上是一个幌子——除了对物质的包装，文化本身也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即精神价值。
投资家：“文化的本质是一个幌子”，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比喻。
孙健君：当然是一个幌子，关键要看怎么理解。打个比方，过去的小酒铺，会在外面挂一个旗子，这个旗子既是酒店的招牌，也是一个幌子。所以它本身并不含贬义，也不含褒义，而仅仅是指一个物质的外表或者招牌，有广告的含义在里面。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能经得起推敲，有一句俗话，叫“一切比喻都是瘸腿的”。
投资家：艺术创作往往需要敏锐的洞察力，你是如何保持这种洞察力的？
孙健君：这是天性，我很庆幸没有离开这个天性很远。有一个镜头，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卓别林被美国政府赶出美国回到伦敦的时候，他受到很多人的拥戴，这是属于一个人的行为被这么多人承认。后来，我自己做了一个纪录片，卓别林被美国人赶走了以后，求他回美国，说奥斯卡代表美国人民向你道歉，请你回来，他回去了。他在舞台后面问：“人们还记得我吗？”他的妻子在一个逆光下把他推向了舞台，看到所有人都站着，掉着眼泪在鼓掌，这是发自内心的认可。
投资家：你目前的事业是否与你的人生理想相冲突？如果冲突，你会如何调和它们？
孙健君：追求丰富的人生，这个目标我从来没有改变过。理想是一个方向，但人的追求应该有一定的宽度和弹性。偏执的人很多会成为天才，并创造一部分社会价值，所以应该鼓励他们存在；但同时也应该鼓励一部分目标稍微开阔一些的人，这种人大多不会因为太具体的东西不能实现而抱憾终生。我比较运气，宽容度也比较大，现在往哪个方向走，还是比较符合自己的想象。我追求的事情，基本都与创意有关，并且越做越有意思，现在基本是从上游游到了大海里，这种感觉很棒。
投资家：你正在经营的公司带给你的除了财富、声望和人生经，还带给了你什么？
孙健君：让我的人生更丰富多彩。我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并且物质消费对我来讲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愉悦和精神上的满足，而我正在做的事情无论过程还是结果都可以带来这种满足，在这个过程中，让别人和我一起实现他们的愿望，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首发2009年第4期《全球商业经典·投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