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1日起，财政部再次上调出口退税率，涵盖范围涉及2600多种商品。这已是今年第三次和去年8月以来的第七次上调出口退税率。政策调整如此频繁、覆盖面如此之广的出口退税，在以往是极其少见的。这一政策果真能扭转外贸负增长的局面吗？在具体操作层面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改进？
就此，《投资家》杂志专访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张伟。
贸易份额大幅下滑
投资家：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受到较大冲击，就现阶段而言，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了怎样的态势？
张 伟：今年GDP增长设定在8%，如果把这个数字“切片”，可以发现，投资领域比重较大，大概会达到5%；消费领域会达到2.5%左右，保持在去年的同期水平；贸易则是对GDP贡献减少的一年，因为从正常的分析来看，如果与同比增长持平，出口至少要增加300亿美元，但是今年的状况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个人判断，今年的出口贸易同比负增长应该在15%～20%左右，如果调整好了，大概能够做到-10%左右，但无论如何，今年的贸易同比增长都是负值。
贸易份额的大幅度下滑，主要原因是国际需求的大幅度下滑。在世界范围内，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量最大，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最大，因此产生了巨大的贸易落差。由于欧洲比较保守，金融衍生品不像美国那么复杂，企业和金融之间多是一些借贷关系，那么一旦金融系统出现问题，首先波及到的就是实体经济，所以我认为欧盟受到的冲击比美国还要大。反回来看中国，中国是加工贸易大国，我们受到冲击的也是真正的实体经济。
从今年上半年来看，中国贸易份额跌幅虽然在3、4月份略有收窄，但是到了5月份，出口同比下降26.4%，降幅较4月份扩大。之所以受到如此大的冲击，是中国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出口导向型结构使然，比如广东东莞市加工贸易企业就占90%以上。从我的判断来看，中国至少会有15%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倒闭，20%-30%比较活跃，其余半数处于维持状态。所以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千万不能低估。
投资家：今年6月以来，财政部又上调了2600多种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这已是今年第三次和去年8月以来的第七次上调出口退税率。你认为出口退税率的上调是否能够扭转贸易负增长的局面？
张 伟：国家在保出口这个问题上是毋庸置疑的，如此频繁、广泛地上调出口退税率，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这样一来，我们出口退税退出去的收入，在历年来也应该是最多的。2003年退税总额约1000亿，2008年猛增到5800亿，今年1-5月已退2900亿，今年最终将要超过6000亿。我认为，这种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做法，总的方针政策没有问题，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是有问题的。
首先，出口退税从原理上讲是把征收到的一部分税收，再退还给国外企业，这样中国企业在与外国企业做生意时，对方享受到好处，就会更愿意购买我们的产品，从而给中国企业拓展了贸易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口退税很大一部分资金不是落在中国企业头上，而是给外国企业带来了很好的利润，但自去年8月份以来，如此频繁地上调出口退税率，反倒使外国企业持一种观望心态，拖延了订单。
其次，上调2600多种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也是没有必要的。从今年以来的出口产品看，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持续走低，其中机电产品下降24.3%，服装、鞋类、家具分别下降13.7%、8.3%、5.1%。出口份额下降的主要是高附加值产品和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因此只要有重点地把这些产品、影响大订单的产品进行调整就可以了，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则大可不必。
第三，监管机构作出决策之前，要了解企业在想什么。其实企业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国家政策在调整之前，能留出半年时间的预期。对于有些企业来说，一是退回来的资金并不多，二是本来就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频繁提高出口退税率，反而影响了货单的签订。于是今年上半年，出现长订单非常少的情况，过去很多订单都是半年以上，现在则出现了大量两三个月的订单。另外，企业一般是在5月份、11月份签单，而我们调整出口退税率的时间，也恰恰是在5月份的前一个月、后一个月，11月份的前一个月、后一个月。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利好政策，反而影响了我们的外贸增长。
投资家：在当前形势下，这种出口退税机制是否会长期存在？
张 伟：出口退税是国际惯例，这种机制肯定会长期存在，这个税种也会长期存在。美国企业为什么说我们的税制有保护主义色彩？第一，中国税制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制，收得多当然退得多；第二，绝大多数退给了外企，到底对我们出口有无作用？如此广泛、频繁地上调出口退税率不会成为长期行为，这只是解决当前贸易难题的一个应急措施。
摆脱困境路径探索
投资家：在政策层面上，除了出口退税机制，哪些政策会对出口增长起到催化作用？
张 伟：2009年安排短期信用保险承保规模达840亿美元，这个措施提高了出口信用保险覆盖率，会对出口企业起到直接的帮助作用。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很多企业把市场从欧美转到了中东、非洲、拉美，然而对这些市场的出口具有高风险，有可能对方企业会延缓或终止资金的支付，使中国企业蒙受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出口信用保险承担了买方国家的政治风险及商业信用风险，中国企业免除了因买方倒闭、拒付货款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出口收汇得到银行和相关保险机构及时拨付的保证，从而减少了逾期账款或坏账的产生。在出口信用保险的保障下，出口商可以放心地结识新客户，开拓新市场，扩大业务量，促进双边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
投资家：最近一段时间，欧美一些国家对中国包括钢铁在内的产品提出了反倾销诉讼，并提出征收反倾销税，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张 伟：反倾销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一个表现。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今年1～3月份，针对中国的反倾销事件一共发生了23起，其中有17起发生在G20国家，G20国家占据了全球80%的贸易份额，与此同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占到了很大比重，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反倾销案件数量可能会快速上升，但从我们自身来看，一些中小企业在海外市场，也确实破坏了当地的市场平衡。甚至为了争夺市场，很多中国企业开始竞相压价，这种争抢行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地市场的无序状态。反倾销案件更多的是企业与企业间的问题，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冲突。要解决这类问题，最好应该交由相关国家的商会、行业协会处理，如果轻易打上“倾销”的烙印，对于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最终伤害的也是双方的贸易。
投资家：受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外贸企业开始尝试转型。你认为这种转型有哪些路径可以选择？
张 伟：我个人认为，有小部分外贸企业可以转型，但机电产品不适合转型。例如，我们的锄草机占了美国市场的六成以上，但是把锄草机转销到国内就不现实，因为美国多数家庭都有草坪，而中国家庭拥有的绿地面积很少，因此不会有多少人会去买锄草机；再比如美国市场上建造房屋用的电钻，60%都产于中国浙江，把它销售到中国，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市场，因为美国人的房子很多是木质结构，用起来很方便，而我们的房子是水泥结构。像此类产品，如果更改技术、设备、渠道，生产线就要重新投资，这样一来一是成本过高，二是需要时间，等你把生产线建起来，国际市场又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认为这类企业应当坚持外贸战略，哪怕现在赔点儿钱，也不要把客户丢掉。当然，生活用品企业转型要相对容易一些，但恰恰是吃穿住行领域的商品，贸易下滑的幅度反而不大。（首发2009年第8期《全球商业经典·投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