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讲这个题目？一方面，这是我的专业，但是其实还另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媒介在我们今天社会所占有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它不仅跟我们的宣传部门有关系，而且跟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日常生活都有越来越普遍的广泛的联系。

　　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人类发展的历史和传播发展的历史。如果说我们传播的发展历史跟人类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的话，那么大家还可能会看到另一个事实，就是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传播的发展，换句话说，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的进步。把前农业时代划开，如果我们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的话，大家都会意识到这三个阶段传播的发展对这三个阶段人类的进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农业时代，我们是语言文字的时代，由于语言的出现我们有了一个传播工具，使我们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虽然这个交流的范围非常有限，我们只有在能够有人际交流的时空范围之内，我们才可以交流，但是它大大增加了我们信息交流的能力。过去我们只能做手势，只能像小孩一样用哭声笑声来粗放地表达我们的愿望。我们都有当孩子的经验，当父母的经验，小孩在哭的时候他可能在表达非常复杂的意思，但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他究竟是要什么，我们只能去猜，靠我们的经验去猜。但是有了语言以后，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可以表达我们思想和感觉的工具。但是语言由于它对人际交流的这种区域性要求很强，如果一个远方的人或者你的后代就没有办法接受你的传播，所以后来我们有了文字，有了文字我们才可以记载。但是到了工业时代以后，我们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展，就是大众媒介的出现。大众媒介的出现，特别是报纸、图书这种工具的出现使过去我们简单的人际之间的交流和传播变得可以被更多的人分享，而且可以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可以一代一代的承继下去。人类的知识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传媒手段，文化才可以一代一代地积累下去，我们才有了学校，才有了教育，我们才有了一代一代知识的传承。但是在平面文字传播时代，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局限，当你没有接受教育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读懂文字，文盲在面对文字的时候是无法理解的，或者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在面对文字的时候理解能力是受到大大限制的，在大众传媒时代，西方国家报纸和图书的出现可以说是促进了社会的民主化程度，但是在农业国家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图书和文字的出现并没有真正使这个社会中相当多的人接受到文化，因为他们看不懂报纸，看不懂图书。大家都还记得，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非常艰苦的扫盲运动，我们要减少社会中的文盲，之所以要减少文盲，就是想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传播工具接受我们的信息，但是这个工作非常漫长。

　　后来，又有了一个新的传播工具的出现，我们开始有了重大改变，就是电子传媒，特别是电视传媒。电视传媒的出现大大加强了这个社会的民主化信息交流程度，不管你读没有读过书，不管你读了多少年的书，不管你是个小学生或是中学生，看到电视屏幕的时候你会明白那个是男人、那是女人，那是桌子、那是房子，所以电视在普及知识普及文化普及信息方面对人类起到了推动性作用，解决了我们社会当中大量信息不平衡或者是很多老百姓没有办法接受信息传播这样一个局面。电视伴随着人类的进步，对推动人类的进步作了非常大的贡献。大家都知道，联合国曾经做过非常大规模的调查，证明凡是在那些老百姓电视程度普及高的地方，它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就会比较高，凡是它的电视普及率低的地方，它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就会比较低。所以电视传媒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有重大作用。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广电一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思路，就是在十五的时候我们要使我们的广播电视的综合覆盖率要超过95%。之所以要超过95%，就是想要让普通的老百姓能够在家里接受到我们的电子信息，能够知道世界在发生什么变化，能够知道我们用什么方式去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尽管20年来我们很少有人去研究电视的普及究竟对推动中国社会起着多大的作用，但实际上不可否认的是，正是有了电视的出现，使我们今天广大的农村、广大的农民、广大的中小城市的老百姓能够保持跟世界的同步、跟国家的同步、跟现代化的一定程度的同步。

　　信息带来这个社会的互相沟通、共同进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当然，我们说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数字时代，信息时代也是数字时代。今天我们从政府的管理开始，我们变成数字化政府，我们教育要变成数字化教育，我们所有的传播在进行数字化传播，城市在进行数字化管理，数字化已经在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我们说我们在数字化生存，尤其是在大城市。我们清华是属于校园网络非常健全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们的学生他们已经完全数字化生存了，在网络上有了自己的社区，甚至有了自己的家庭，甚至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甚至有了各种不同分类的朋友圈子。

　　互联网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会越来越广泛和深刻。大家都知道，今年为止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超过了1亿户，换句话说，中国十几亿人口，但是我们有一亿多互联网用户，这将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巨大。最近，国家有关部门跟广电总局正在推进数字化电视，而数字化电视的出现，就不仅是让互联网一亿的用户能够得到广泛的信息服务。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有线电视家庭用户也超过一亿户，如果这一亿多有线电视用户再变成数字电视用户的话，将来我们的整个传播渠道、信息工具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也可以减少很多的交通堵塞，大家也不用每天开车去开会、上班、赶点，我们可以在数字网络上干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时代的变化使我们意识到媒介对我们的重要性。

　　下面，我讲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联系。

　　第一个问题，媒介是一双看不见的手。

　　很多西方学者提出，在我们社会当中，生态环境过去最主要的水、阳光、空气，当然还包括我们的生态链生态圈，而现在我们很多学者在我们生态环境里面加进了一个因素，就是媒介，媒介已经构成了我们生态环境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媒介的健康与否，媒介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社会的健康和人的健康。英国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在英国有一个反电视的委员会，就跟我们的绿色和平组织一样，非常讨厌电视，认为电视消磨人们的时间，把人们天天搁在家里，所以人们长得肚子肥脑袋大，腰满肠肥，不锻炼身体，不跟亲戚交往，天天坐在家里看6个小时的电视，于是他们就发起了一个反对看电视的运动，还募集了一笔资金来奖励那些不看电视的人，一开始，许多观众觉得不看电视似乎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电视也没什么好看的，就跟我们中国很多观众一样，认为电视没有什么好看的，搁在家里也没什么东西，于是都想将电视交出去赚一笔奖励。期限本来是一个星期，结果没想到从第二天开始，人们纷纷去想把电视拿回去，为什么？大家突然发现家里少了一个吵吵闹闹的东西，回了家以后非常孤独，回了家以后觉得自己茫然失措，回了家以后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大家都有一种恐慌感，坚持了第一天，第二天坚持不下去了，到第三天更多的人纷纷去把它抱回去，最后到第七天，剩下20%都不到还把电视留在那儿。所以你会发现电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平时我们经常说我们不喜欢电视，但是有一天突然你发现你家的电视机坏了，好多天它不响，它也不出影，你会非常的焦躁，你会觉得你跟世界之间割断了联系，就跟我们的学生的计算机坏了一样，我们的学生一旦计算机坏了，他们就觉得上课也上不进去，干什么都无精打采，天天焦躁不安。实际媒介就已经构成我们生态环境这么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我们每天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决定，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他们让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们说他们的时候我们是找不到这个主体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他们是谁，其实这个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媒介。

　　媒介比实际我们想象的还要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为了再说明这个例子，我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电视收视时间表，这是全球的每个人每天的平均收视时间，大家看这个表都知道平均我们每个人看电视的时间达到了3.5个小时。大家知道我们上班有8个小时，业余时间大概有8个小时，还有8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而这8小时里面还含有吃饭、上下班的交通，余下的时间你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花在了看电视上面，而且大家看这个表的时候还非常有趣，越是发达的国家看电视的时间越多，大家看这个表，欧洲的每天看电视时间是213分钟，北美的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是261分钟，而亚太地区每天是213分钟，越发达的国家看电视的时间越多。我经常开玩笑说，其实在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比我们更加单调，他们回了家以后，由于像美国城市居住都已经郊区化了以后，回了家没事可干，只能看电视，因为他要出去走任何一个地方开车都要40分钟以上，很难下这个决心出去，所以都在一栋一栋独立的house里面，天天看电视。所以为什么欧洲人美国人长得比我们还胖，其实跟他的少运动有特别大的关系，看电视的时间非常非常之多，所以电视在西方国家比在中国还要多的普及时间。。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很多信息的来源，根据调查，第一信息来源依然是电视，第二信息来源才是报纸，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知识绝大部分来自于传媒，那么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讲到的问题媒介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

　　第一个层面是接受信息。

　　我们通过媒介知道世界有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跟自己有关还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会知道世界在做什么在发生什么，这是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的新闻节目中会给我们提供大量的信息，我们其他的节目也会提供大量的信息。

　　第二种功能，我把它叫做传输知识。

　　知识跟信息在我这个地方的区别在哪里呢？知识是有传承性的，它不仅是告诉我们信息，而且告诉我们怎样去认识和理解信息，知识是历代传承下来的东西，信息是平面的东西，而知识帮助我们去理解信息。我们说一个人有历史的知识，他才可能去理解现实的信息，一个人如果有了社会学的知识，他才可能理解我们的社会现在的发展状况。所以传承知识也是我们媒介一个重要的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娱乐功能。

　　娱乐实际上是媒介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尤其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加，娱乐在我们人们的生活中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认为娱乐就是一个心理的闸门。在心理分析学家社会分析学家研究当中，都会研究出一个经验，一个个体、一个小孩要成为成年人，要走向社会，必须受到社会秩序受到社会规定性的束缚，小孩要受到社会的管制，长大了要受到领导的管制，在学校你会受到教师的管制，到了社会上会受到警察的管制，换句话说，每个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间他必须要逐渐社会化，让自己逐渐地适应社会的需要，那社会就有各种的规制各种的规定，为了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要限制个体的行为。但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讲，这种限制并没有把个体的欲望消灭掉，这些欲望在个体内心淤积起来，他会觉得很郁闷，很不开心。我们现在学生经常说一句话叫郁闷，为什么郁闷，他要考试，每天要上课，不能迟到不能早退，老师也不准他乱说乱动，他觉得不能为所欲为，所以郁闷，这郁闷慢慢就像水一样淤积起来。而人格就像一个堤坝，这个堤坝把这些水关在里面，不让它泛滥成灾，不让它去对社会产生伤害，但是这个淤积的水越来越多，就会对人格这个堤坝产生冲击，最后就会毁坏这个堤坝，就会产生犯罪，就会产生社会一些变态的行为，产生对社会的一些冲击性的影响。那么怎么减轻这些压力呢？就必须有一个闸门，把这些欲望用正常的方式宣泄掉，它又不能把堤坝挖掉，挖掉了它就泛滥了，但是必须要给它一个宣泄的机会，而娱乐就是这样一个宣泄的可能性，而娱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有对个体欲望的宣泄，只不过我把这个宣泄道德化了，把它给予了一个道德的合法立场。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看好莱坞电影，好莱坞电影所有的动作片里面的英雄都是个人英雄，他都是代表个体在跟秩序作战，往往都是警察局或者一个社会委屈了他，冤枉了他，他代表一个个体在跟整个社会作战，这个东西它一方面在宣泄我们的个体对秩序的那种不满意，但是他又必须要把对社会的这种反抗变得道德化正义化，所以最后你会发现之所以他会出现这种反抗是由于那些掌握着不应该掌握权利的人委屈了他，他自己的这个行为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为了维护社会的公正性，因此他才进行个人反抗，实际上这里面就有一个转换机制，它把个人欲望的宣泄变得道德化了，变得合乎社会的道德需要，实际上它在对我们进行道德教育，它让我们觉得如果你有郁闷有反抗，你只有把它化成社会需要的行为，你才可以得到释放。其实包括爱情题材各种题材都是这样。所有的娱乐文化当中都带有宣泄成分，这也是现代社会当中，越是社会压力越大对娱乐的需求就越高，越是这个社会当中人们的郁闷越多，对娱乐的要求就越强烈。大家知道美国30年代出现了很多比如《鸳梦重温》、《窈窕淑女》、《罗马假日》好多的娱乐电影，之所以出现，正好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恰恰是这些电影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宣泄个人欲望和实现内心梦想的一个机会。

　　所以娱乐文化在现代社会当中对缓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压力，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娱乐已经在我们的媒介信息中已经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也是娱乐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位置越来越重要有相关性，当然后面我会提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娱乐的边界、娱乐的界限非常复杂，需要非常慎重去对待它，它跟西方发达国家有非常大的区别，这是我们需要去深入研究的。这是第三个层面。

　　第四个层面的功能，我觉得可能就是媒介建构了世界跟我自己的关系。

　　就是对社会的认知，就是对我生存的这个社会空间的认知。比如说，我们重庆是一个快乐的城市还是一个不快乐的城市，是一个宜居的城市还是一个不宜居的城市，是一个安全繁荣的城市还是一个不安全的城市，很多时候是靠媒介建构给我们的。我们对我们的社区对我们的城市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地球的认知很多时候是通过媒介建构起来的。比如交通事故，我们每个人经历交通事故的几率是很小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城市交通是不是安全，绝大部分是靠媒介来完成的。我们其实每个人的个体生活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通过媒介而认知了这个社会，知道这个社会是不是安全的是不是幸福的，是不是快乐的，是不是繁荣的，是不是符合我生存的。因此媒介在建构我们对社会的认知，这是媒介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第五个功能就是身份认同，就是对自我的身份认同。

　　我们认识到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处于那一个层面，我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我有没有发展空间，有没有发展潜力，是通过媒介来认知的。我们通过媒介去看别人的生活，看别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从而通过这面镜子来反知我自己的生活状态。所以为什么有一段时间中宣部反对我们电视屏幕上浮华风豪华风，我们电视上有一段时间一个普通家庭里面设施非常现代化整个装修都非常现代化，包括一个下岗工人的家庭里，你都会发现他的电话是免提的进口电话，所以后来就要制止这个风气。之所以要制止它，就是怕它防止观众在身份上认同上产生误会，观众会觉得为什么他们生活得这么好，我生活得这么差。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为什么活得非常快乐，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财富多么富有，很重要的是当时我们的媒介提供给大家的身份认同特别满足，每个人都觉得是革命大家庭当中的一员，而且每个人都觉得只要我改造自己，努力工作，我就能被这个革命大家庭所接纳，所接受，所肯定。于是大家都心满意足的拿着几块钱的工资，为社会主义干着革命。但是今天随着社会的分层越来越多元化，那样一种身份认同的方式已经不可能再成立了，因此我们现在媒介如何建构新的自我身份的认同非常重要。比如一个城市的个体的身份认同。我觉得重庆人的身份认同一直比较好，重庆人出去以后都非常骄傲，都认为重庆人讲义气，重庆人豪爽，而且我们重庆山城火锅很好，吃的也很香。重庆人到了外面，对外面的食品都不满足。早几年，大家到了北京，在回来的火车上都说，北京人吃的都是猪狗食。重庆人到外面去都很骄傲。所以他有对一个地区的文化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我觉得这是一个地区的凝聚力的重要来源。

　　这是我讲的媒介的作用，下面我简单提一下媒介在今天社会当中跟各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个是媒介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其实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在现代社会政治当中，媒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国家经常把记者称为无冕之王，把传媒称为第四种权利，是司法立法执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利。在西方国家，可以说媒介在社会整个民主政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之所以有这个位置是它的四权都是分离的，媒介跟司法立法执法也是分离的，因此它构成四个腿来支撑这样一个西方式的民主社会的发展。所以才会有水门事件，才会有9.11后来公众的调查，才会有在西方国家很多的各种各样通过媒介来干预的政治事件。

　　中国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中国的传媒都是政府所有，因此我们的媒介在承担着两个相互关联但是有时候又互相有冲突的功能，一方面我们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因为我们是党和政府所办的传媒，我们要承担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思想、政策的这样一个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媒介要表达公众的意愿表达公众意志，代表公众利益，因此我们在承担一个公共传媒的一个使命。那么这样一个党和政府的喉舌和公共利益的表述之间，有时候他是统一的，有时候的的确确它会产生一些矛盾，中国传媒一直在政治风云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但又非常复杂的角色。十六大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后，曾经一度对新闻传媒给予了更大的自主监督权利，更大的独立的权利，包括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去焦点访谈视察的时候，给焦点访谈制定的指标，要求他们的舆论监督报道要超过50%，而且2004年上半年焦点访谈做了相当多的舆论监督报道，而且从非典事件以后这些舆论监督报道的的确确对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推动我们的政治改革推动我们的政治的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又再一次地强化了对媒体的管理，包括减少负面报道的报道数量和舆论监督的数量，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减少到了不足30%。其实我很早就意识到，如果我们过分使用了舆论监督的政策以后，很可能会带来社会的负面作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当时刊登了我的发言，结果后来果然不幸言中。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经济信息报道》、《每周质量调查》所有的节目都风起云涌的做负面监督报道，这样一个负面监督报道的结果就会引起公众对政府执法的强烈不满。那个时候，关于拆迁、关于民工工资，在各个地区爆发了许许多多恶性的事件，而这些恶性事件中央后来发现不是一会半会就能解决的，并不是一个个案，并不是一个个别事件。因此它不可能一刀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跟我们的学生讲，一开始大家以为各种社会问题就象开刀动手术一样，可以简单地把肿瘤取出来，可以把这个病治好。后来发现这个刀打开以后，它不光是一个肿瘤，癌细胞已经扩散，而这些扩散不是一刀就能割得了的，那需要做非常长期的准备和调治调整，所以后来我们就希望把这个伤口相对的封上。这两年，中央在讲加强执政党建设，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实际上在做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必须要让执政党自身的执政能力得到加强，才可以把舆论监督的空间更大的扩展，否则当我们在一手是软的时候，一手舆论监督硬了，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暴露出一些问题现在解决不了，就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我经常跟我们的学生讲你要理解中国的国情，新闻传媒的变革新闻传媒的进步是跟社会进步同步的，你不可超越社会的进程，因此我们必须要保持这种同步性，才能正确的理解我们党的一些新闻政策，党的一些新闻理论。

　　当然我们说这中间关键是互相找到平衡点，但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大家都找不准这个平衡点在什么位置，因此这种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矛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传媒跟政治的关系就处在一个微妙的寻找这个平衡点的过程当中。一个很好的新闻工作者就是能很好的找到这个平衡点的人，而一个完全按照西方模式来做中国新闻传媒的人，他可能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而一个完全不思改革完全墨守成规的人，他可能就不能利用新闻传媒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这个平衡点非常难找。我们学院的院长范敬宜先生，是原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退休以后到我们学院去做院长，他在这方面就显示了非常高超的政治智慧，对学生的教育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所有的课程当中都突出一个重点，就是国情民意，要求学生充分理解国情民意。清华的新闻传播学院建得非常晚，我们这个学院现在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个口号是与国际接轨，所以我们有一半的老师都在国外学习过，在国外学习留学回来，而且我们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开设了将近30门的英语专业课程，新闻与传播的双语课程，使用双语教材，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开了十门左右的国情课程，一定要让学生掌握国情，一定要让学生到农村去。前天我在北京的时候正好收到我们学生发给我的一个总结，他们去离北京两个小时的农村支教，一个班30多个农村的小孩子们，那些朴素的脸，穿着破烂的衣服，带着褪色的红领巾陪伴着他们，他们回来以后一夜都没有睡着觉，他们回来以后就觉得就在离北京这么近的地方，有这么一群孩子在就这么样生存，而我们北京的孩子为了矫正一颗牙花一万多块钱。我们的学生就在这种氛围中，他根本不知道社会发生什么，所以后来我们让我们的学生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必须要到基层去，必须要了解农民农村在干什么，所以这些孩子去了都深受教育都非常感动。大家可能看到了两个星期以前，《人民日报》发的一篇温家宝总理给我们范院长的一封回信，这个回信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二年级学生到农村去调查写了一个《农村八记》，记载了农村各个亲戚家每天支出收入，几百块钱收入一年是怎么花消的，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社会调查。后来我们范院长看了以后就非常受震动，就把这个信转给中宣部、教育部、农业部，随便也转给温家宝总理办公室，结果没有想到第一个回信的是温家宝总理，温总理亲笔用毛笔写了一封信，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新闻传播的青年人就应该这么去培养，要让他们有责任心，要让他们了解国情了解民意，其中提到了要有真心、爱心等等一系列思想。

　　这个事情对我们触动非常之大，我们的学生和我们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了解我们的社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了解我们同一个世界其实可能并不是同一个梦想。这样我们可能考虑媒介与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就不那么偏激，我们就会更好的跟社会的发展保持一个同步性，我们共同用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来进行舆论监督，而不仅仅是用一种感情用事的方式进行舆论监督。在中国，我觉得媒介在推动社会政治进步方面起的作用尤其巨大。这一点，我们在座的领导干部比我理解要深刻。

　　传媒在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中间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老讲新经济，新经济的核心就是文化产业经济。而且我们判断我们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我们国民经济中的总额逐渐开始下降，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第四产业已经比重越来越上升。而且我们会发现随着一个社会发展程度越高，文化产业所占的比重就越强，而媒介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很多省都在将文化产业作为未来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思路。而且文化产业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效益上面，而且它可以带动这个地区的其他行业的经济发展。比如，你的城市的文化品格提高了，文化产业发展了，你可能会带动旅游业、你的工业产品的销售、各种各样的日用消费品、汽车工业等等。大家知道，美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跟好莱坞电影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好莱坞电影建立了全球对美国商品对美国制造的信任，美国制造的产品之所以在全球流通，跟美国的文化产品在全球流通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媒介经济它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媒介自身能够创造经济效益，而且它能够给其他相关产业带来看不见的经济效益。

　　过去，国家统计局是从来不统计文化产业的，电影只统计生产了多少部电影，但从来不说这个电影有多少票房，创造了多少经济利益。从去年开始我们有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文化产业统计指标。其实也证明了从国家政策上讲已经意识到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了，十六大的报告第一次把文化产业写到了党的工作报告中，也在各种政府报告中体现了我们这个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在这个核心产业中，我们说一般包括了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和其他文化艺术服务，它的核心层包括了这四个方面。外围层主要包括网络文化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和其他的文化服务，而相关层还包括文化用品、设备和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用品设备和文化产品的销售，这些是外围层。这样构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层。目前来说，在中国2003年跟文化及相关产业有关的从业人员达到了1274万人，实现增加值3577亿元。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是1.7%，城镇从业人员的5%，实现的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3.1%，实际上我们的期望是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超过5%。大家的剩余资金越来越多，花在吃饭上的钱在总收入中的比例越来越少，那么恩格尔系数就会逐渐降低，这也是判断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恩格尔系数的减少，文化消费指数就会逐渐上升。所以在未来5年之中我们的文化消费还会大幅的提升。目前来说，国家的统计局的统计，中国的传媒已经成为了继电子信息业、制造业、烟草业之后的第四大利税产业，而在这个产业中广播影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很多专家学者在研究中说中国的潜在文化消费能力在未来2年之内可能达到6千亿人民币，当然这个数字可能比较乐观，实际上目前仅仅达到了800亿。中央也非常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各个地区各个省把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当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这两年来的旅游业、体育业、传媒业的发展非常迅速。

　　媒介业对经济的影响不仅仅是传媒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我刚才讲到，它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带来重要的影响。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买糖买肉都是凭票供应的，而且拿着钱你是买不到的，你必须要有供应。计划经济时代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求大于供，总是需求大于供给。但是经过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的市场上绝大多数产品，只要不是垄断产品，市场经济带来我们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供大于求，我们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只有我们不想买的东西，这个世界上任何我们想买的东西我们几乎都可以买得到了，而且往往都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买牙膏，过去我们只有一种两种牙膏，烟也只有一两种烟可以买，现在你要买烟在全中国你可以数出不下百种品牌。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我们怎样去进行选择呢？其实，媒介决定着我们的选择。媒介在决定着我们的注意力。现在不是你制造出来的东西你就卖得出去，只有注意到的东西才卖得出去。因此传媒在带动我们的消费在引导我们的消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生产出一个产品，哪怕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你可能都卖不出去，你必须通过引起消费者注意你才卖得出去。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中国的广告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我们每年广告以20%多30%多的速度在向前发展，广告业增长非常快，为什么？就是由于市场发展越来越快，人们越来越愿意通过媒介来让自己的产品引起关注。

　　社会注意力变成稀缺经济，唯一这个市场上稀缺的东西就是注意力，所以人们为了获取这个注意力不惜巨资。为什么我讲到这一点，因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这样一些地区过去很长时间是一个农业地区为主，在这些地区它根深蒂固地对传媒对广告对营销总体上来说重视程度不够，因此我们对外的推广和营销程度不够，借助于传媒借助于文化进行推广的力度可能不够。重庆是一个很重交情、重视人际交流的地方，但是对通过媒介来扩大影响重视还不够。重庆在全国的影响力和重庆的特色相比，我觉得有一定的差距，其实重庆是一个非常有特色有概念的一个地区，但是它在全国所形成的影响力应该说不充分，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我总觉得以重庆的特色重庆的概念可以在全国有更好的影响力，包括我们的旅游业、服务业还可以更上一个台阶。那么怎么样利用媒介来扩大我们地区的影响可能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当然可能我们已经也做了一些研究，我说这些话也不一定准确，因为我对重庆也不是特别了解，我从16岁离开合川，然后去了成都，我的同学很多留了成都，我86年就去了北京，相对来说，跟成都联系比较多，跟重庆联系反倒比较少，所以对家乡反倒不是特别了解，总是觉得在外面知道的重庆的信息相对的比较少，就是它的密度和强度好象不是很够。这是我的一个理解。比如说，在各种电视的评奖中，每年重庆的节目总体上来说比较少，重庆的几档电视栏目还是很有特点的。

　　总之，在注意力变成影响力变成品牌的这个过程中，媒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媒介和日常社会生活之间也有密切关系。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媒介在建立我们对社会的认知对自我的认知，也决定着我们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媒介报道什么集中报道什么重点报道什么，实际上决定了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基本判断，所以如何让媒介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介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西方国家，很多人对媒介上充斥着暴力充斥着大量的事故性报道有很多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交通事故暴力事件的报道，其实它在生活中频率没有那么高，也许在生活当中它是万分之一，可是你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可能就是十分之一。打开一个新闻性节目你看到的灾难性报道、社会当中的一些矛盾性的报道可能在里面占了三分之二，但事实上它在生活中并没有构成这么重要的元素，但这可能产生观众对社会认知上的误解，会使观众认为这个社会是不安全的，不正常的。所以新闻报道有一个概念我们经常讲就是要追求平衡，追求客观，追求公正，而这平衡、客观、公正不仅体现在对一条具体新闻的报道上面，而且也体现在对新闻信息的分布上面，在新闻信息的密度上面。因此在这些方面应该说我们有非常多的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表面上意识不到我们的媒介在对老百姓对社会的认知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一个负责任的媒介是公正、平衡、有责任心的，而且是应该让公众完整的全面的了解我们社会生活的一种媒体，这样我们才能对生活产生一个正确的判断。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传媒有可能是过分的强调舆论导向，而影响到另外一方面的平衡，就是让公众知情的那方面的平衡。但是如果我们过分的强调对负面报道的数量和份量，实际上又会影响到公众对社会整体秩序的判断，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平衡点需要我们去摸索需要我们去探索。

　　实际上媒介也影响了人们的消费行为，我刚才讲到广告也罢，或者电视上人们的穿戴，人们的服装，人们的偶像都在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尤其是现在我们的青年人。最近这些年我做了一些青年人消费行为的观察，我现在发现年轻人跟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很不一样了，年轻人整个的生活方式消费欲望越来越受到媒介的引导，相对来说他由于手里拿的钱比我们要多，不象我们年轻的时候钱很少，第二他选择的东西越来越多，因此他们完全是媒介诱导他们去消费，而且他们被媒介诱导的那种深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他们为了一个明星一个偶像去看十次同样一部电影，他们会把自己的压岁钱存上500块去看一次演唱会，他们会知道这个明星要剪什么头发，他们也去剪这个样子，会把他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搞得一清二楚，会一个班上的同学都去买哈利.波特。班上本来开始有些生活困难的同学不会去买，他觉得钱太贵，家里也不舍得给他这个钱，但是当他发现班上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同学都买了的时候，他会不惜代价要去买这本书，甚至他可能不看也会去买这本书，因为他不愿意被这个社群认为他不是这个大类当中的组成部分。所以现在的青年一代已经完全被媒介引导上一个消费社会，而且他们的行为已经完全被介质化了被媒介化了。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媒介如何正确引导我们青少年生活值得研究。我们研究发现小学生和幼儿园基本上唱中国的儿歌，唱中国是少年歌曲，到中学就唱港台的歌曲，到高中就唱英文歌、韩文歌、日文歌。那么一代代的由于媒介带来他们的不仅是唱歌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带来他价值观念的变化，带来他对祖国文化认同的变化，带来了他对文化传统认同的变化。那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青少年既不闭关自守，既不能阻止他们介入全球的文化流动过程当中，同时我们又要让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这块土地，要热爱自己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这个文化传承，就成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为什么中央最近反复强调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不仅对我们的政治经济有影响，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祖国的未来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中央组织的23次集体学习中，其中有一次是关于文化产业的。为什么把文化产业作为一个话题在中央政治局进行学习，就是意识到了文化产业不仅有经济上的重要性，而且有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性，甚至我们已经把它提到了文化主权的高度，认为文化主权的丧失将使我们未来完全失去我们下一代。所以我们现在把文化主权看成是我们政治主权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是我们在关贸总协定中为什么把文化产品绝大部分都排除在关贸总协定之外。除了电影来说我们相对让步比较多，其他的我们都限制得比较严，那么就是因为媒介对日常生活带来非常复杂的影响，对民众的个体意识，个人跟社会的关系，个人跟民族跟国家的关系，跟自己的区域的关系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跟日常生活的关系，当然媒介的这些作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看来完成，比如通过暗示性的，通过引导性的，最后甚至也可能通过主导性的，通过媒介来帮助我们进行决定。

　　大家都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派影响很大，叫法兰克富学派，这个学派在德国在欧洲很多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战以后到了美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发展很迅速，其中就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他们批判的一个核心是资本主义只所以能够维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众传媒，就是文化工业。文化工业在传达一种什么东西呢？在传达一种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它不断地告诉我们有新的产品，今天告诉你房子两居室是最好的，有了两居室告诉你三居室是最好的，有了三居室告诉你要两卫两厅三居室，有了以后又告诉你需要一个别墅；计算机有了286，告诉你要有386，486，然后奔腾3，奔腾4，汽车要不断的换代，也就是消费社会不断的挑起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欲望，而且这些欲望都是跟广告联系在一起的，你只有买了这些产品你才会受到尊重，你才能得到美女，你才能得到权利。这些广告在诱惑我们，消费一个产品不仅是在消费一个物质产品，我们同时在得到一个社会地位，因此就逼迫我们拼命的工作，拼命的挣钱，然后拼命的花钱，不断地在挣钱和花钱这个循环当中劳动。于是法兰克富学派研究说，我们的工人阶级，我们的劳动者根本没有时间去反抗，根本没有办法去革命，因为他贷款买了房子，他不敢去跟老板造反，造了反他每个月两千美元的贷款他就还不了，所以他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工业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和齿轮，每天在这个流水线上转，拼命的挣钱，挣了就去花，花完了继续挣，更重要的是贷款制度，贷款制度提前消磨了你的革命本性，让你还没有挣钱，你就先负上债，于是你就更不敢革命了，于是你就好好听老板的话，等到老板给你涨工资，你才可以把那个债给还上，于是你的革命欲望就更没有了。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工业就像混凝土一样，就像水泥一样把资本主义这个大厦坚固起来。

　　我刚才在前面提到一句话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过去我们老觉得国家机器就是军队、监狱、法庭这样一些东西，而法兰克富学派研究说意识形态是一个更重要的国家机器，它通过教育通过文化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服从一个社会的管制，服从一个社会的统治，只有这样你才安全，你才能得到保障。因此我们讲媒介在推动稳定社会的发展，在稳定社会关系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社会当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并不在城市，城市目前来说相对稳定，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在拼命的挣钱，为了不断的换手机，不断的换电脑，不断的换更大的房子，不断的换公交车坐私人小轿车，而且1.2排量的要换2.0排量的车，城市的人在忙着挣钱，在忙着在这个机器当中旋转，所以城市本身不安全的因素大幅度的减少，但是现在最不安全的是农村和农村进入城市的这部分人，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介入这个循环当中。他拼命的挣钱他也没办法得到城里的人得到的那种消费，因此作为一个民工他辛辛苦苦一辈子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各种各样的危险，他干一辈子他挣不出一套房子的钱。在北京一个保姆或者一个民工他一辈子挣的钱不吃不喝他也买不了一套经济实用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的家庭再遇到危机比如说孩子生病父母生病自己受伤，他很可能就会铤而走险，因为对他来说他没有任何办法找到途径来解决自己困境，这个对于社会来说是最不安全的。

　　大家知道，目前的意识形态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过去我们之所以大家安全，是因为你知道你生了病有公费医疗，我们有61个阶级兄弟，谁受了伤，全国动员来帮助你。现在你一个没有地位没有经济能力的人，你很可能在社会当中孤苦无助，根本得不到帮助，政府能够给你提供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现在我们政府的权力是有限权力了，而我们的能力也是有限能力了，解决不了所有人的问题。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社会的不安全是由于社会差异带来的不安全，如果大家都像城里的人一样，有赚钱的机会，也有消费的可能性就安全了。所以西方国家为什么这些年的犯罪率不断下降，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社会的总体的平均生活水平达到了一个共同的平均线，而中国社会，虽然我们警察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但犯罪率并没有在不断的减少，而是在不断的增加。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的贫富悬殊和社会的矛盾急剧的扩张，将来城市可能是不安全的城市。 下面我就再简单地提一下，如何正确的使用媒介。首先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多元性和主流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重视通过传媒把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群、不同的群体的利益和愿望表达出来。中国有一个传统，即所谓的多数人传统，我们认为多数人是对的，我们不太重视少数人，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少数人都是错误的，或者并不等于少数人都是违背社会主流需求的。我们社会中有很多少数人的利益应该得到尊重，我们媒介要反映这部分利益。而且到了今天最可怕的是，我一直认为媒介受两个东西的驱使，第一它要为权力服务，这是很正常的，所有有权力的人都拥有媒介，因此媒介为权力服务是很正常的。第二它是为财富服务，谁有钱媒介就要为谁服务。而这两种东西你就会发现违背了媒介作为一个公共媒介的可能性，当它为权利和财富服务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忽略大量的弱势群体，忽略大量的边缘群体。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有6亿多农村的农民，就是还在农村的农民，这样多的人，包括城市里还有许多民工他们并没有进入城市的主流生活。在中国的城市我们号称收到50套的电视节目，但是我们去想一想有一套给农民看的节目吗？为农民利益服务表达农民声音的这样一套节目，一直都没有。中央电视台本来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它有唯一的一套节目叫中央七套，中央七套过去是军事、少儿、农业三大块混到一起的电视频道。有了少儿频道以后，现在是军事和农业。即便有这个农业频道，大量的节目也不是为农民做的，而是为乡长、镇长、县长做的，是为农村的乡镇企业的老板们做的，并不是为农民做的。为什么呢？因为农业频道国家给它拨款很少，制作经费不够，所以他们到农村去做节目的时候都要受当地政府的招待和接待，有时候还会给他们一些钱，给他们红包。到了农村要不就是农村企业的老板会给他钱，让他去做我们的拖拉机我们的种子是多么的好，而这些做节目的人本身并没有能力去调查去考察这些产品，或者说这些政绩工程是不是真的，而只是因为我拿了钱所以就在节目中报道这些内容。

　　其实，农民接受信息的主要来源就是电视，电视节目里播一个产品一个种子和一个农业的工具，他们会接到很多的电话和很多的信，都是农民写的，而农民就是问这些东西在哪里买，多少钱能够买到，是不是能发家致富。而农民就把一年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去买了这些种子买了这些工具，而我们这些记者根本不知道这些种子和工具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因此当他们在为这些有权和有钱的人服务的时候，他们没有考虑为这些没有权和没有钱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服务，而这些老百姓对信息的依赖又是最大的。

　　现在的绝大多数媒介，不光是我们的电视，包括我们的报纸都是靠广告维持的，而广告是给有消费能力的人看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节目没有报纸和信息工具去对农民呢？就是因为农民买不起东西，农民只买得起假冒伪劣产品，农民买不起那些高消费的有附加值的产品，所以我们谁都不愿意去为农民节目提供广告。而国家政府再不去支持面对农民的信息工程，那么农民就没有办法得到信息。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农民是最可怜的。大家知道，媒介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对农民有多么大的影响，最近的假冒的伪劣产品很多，什么奶粉事件各种各样，因为经常在中央台评奖，有时候集中看一天的《每周质量报告》，你会发现这个假冒伪劣产品实在太多，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农民。雀巢虽然我们说它的碘超标，但是说实在，跟我们那些假冒伪劣的那些奶粉跟我们农民所消费的那些产品相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城里人不太会去买这些产品了，他宁肯花多一点的钱买有品牌的产品，但是农民却是假冒伪劣产品的最大受害者，虽然做这些的是农民，在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我不满意记者把那些造假的农民丑化，我说你们丑化这些人没有价值，这些人他们拿到的工资实际上非常少，盘剥他们是老板。而最后受害者恰恰也是这些农民，并不是他们对我们社会带来了灾害，而是那些要通过他们去赚钱的那些老板在坑害这个社会，你不要把那些普通的农民即便是他做假但他不应该为这个做假负责任，而同时他们是作假的受害者。他今天造假是假鸡，但他明天买的是假奶粉，他的孩子吃喝的是假奶粉。所以这种信息不对称财富不对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影响非常巨大，我们传媒在这一点上怎么样保持多元性保持公共性保持我们对社会的责任心非常重要。

　　其实我讲的多元和主流，公共性和商业性实际上都在讲这个关系，就是我们不能把媒介变成仅仅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媒介是要赚钱的，但是媒介的责任不完全是赚钱，我们要对我们生存的社会负责任。其实在西方国家在美国这样的社会，政府对媒介的公共性的管制对它多元性的管制非常强的。我的一个学生在研究FCC，就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发现他们几十年来的工作就是要保持媒介的非垄断性，而且要保证媒介为多数人服务，要保证媒介有多样性有选择性，而不允许媒介变成纯粹的商业赚钱的工具损害到公共利益。可是我们的媒介在这方面，要不就是直接的为党和政府的政策服务，要不就是为赚钱服务，但是很少想到还去为社会很多的公共利益和公众去服务。当然，也有很多媒介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总体来讲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比较薄弱。也包括娱乐和伦理的问题。

　　娱乐就是一个闸门。由于中国国情复杂，这个闸门开多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娱乐文化一直受到主流文化的批评，为什么受到批评？就是因为可能对这部分人是健康的娱乐，对另一部分的人就是不健康的娱乐。因为中国人的文化水平经济水平差别太大，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共同的娱乐边界非常困难。过去我一直主张娱乐化是媒介产业的一个趋势，但是最近我逐渐随对社会的了解开始改变这个观点。我们少一点娱乐，但是对社会增加一点安全系数没有什么坏处，无非就是我们牺牲一点娱乐，或者说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去娱乐。比如去看电影享受娱乐，我们要花很多钱去买电影票，而且它有影院空间的限制，我们让它的娱乐幅度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在电视上面，我向来反对在公共电视上过分娱乐化，因为公共电视是不受限制的，所有老人孩子受过教育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看到，因此过度的低俗的娱乐化对社会的道德品质会产生整体的影响，这样一些低俗的娱乐内容对道德冲击比较强烈的东西，你可以通过付费频道，通过电影去完成，不宜通过公共频道去完成。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娱乐性一定有一个伦理道德的底线，这是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这是关于媒介的使用问题。

　　在座的领导同志们可能跟新闻传播业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要介绍一下传播学。其实传播学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美国兴起来的，最早大家知道中国的传播学科都是从新闻学发展起来的，讲新闻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传播学开始在中国逐渐的发展，而传播学之所以发展很多是受到国外的影响，而国外的传播学是美国在二战以后逐渐兴盛起来的，它之所以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信息传播对军事斗争、政治选举、社会安全、老百姓社会身份认同有重要影响，所以到了50、60年代以后，整个传播学非常迅速的发展起来，就是意识到传播不仅对新闻传播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企业、政府公关部门、各个行业都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传播学有几个分支，一个是大众传播学，一个是组织传播学，一个是人际传播学，另外我们还包括一些分支的传播机构，比如广告学等等，这些传播学的兴起，它最重要的是帮助我们了解传播行为对社会的影响。

　　传播学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流派。在欧洲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法兰克富学派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它更多的是批判大众传媒对资本主义所起到的稳定作用和对老百姓起到的腐蚀作用，而以美国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更多的是研究大众传媒对政治、经济、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更多的强调量化统计量化分析方法。这两个学派对中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于是就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传播学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它的影响就不只是对新闻，而且是对我们的政府对我们的企业对我们的各个行业都有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有兴趣，如果在座的有些人对传播学没有很深的了解，有些理论大家可以下去了解一下，可能对大家的工作会有一定的启发。

　　第一个理论就是所谓的议程设置理论，这个议程设置理论它主要是讲媒介对公共讨论和公共焦点的建构，这个理论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公众关心什么问题，公众这段时间的注意力集中什么问题，并不是他自己发现的，而是媒介给他建构起来的，换句话说媒介可以设置公众关心的焦点。实际上在生活中有一段时间拆迁变成了我们的议程设置，由于我们的报道中间大量的拆迁事件，所以中国好多地方都发生了游行示威和一些恶性事件。大家都知道航空补偿，由于媒介的报道设置了一个议程，后来又一度出现了民航大量的罢机事件，经常在飞机上20个小时不下飞机。强烈的不满变成恶性的对抗，而不是一种对话关系。所以这样一来你就会发现媒介在设置议程的时候，它会影响老百姓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危机公关在政府公关的问题上我们越来越追求我们主动设置议程的能力，我们要主动设置议程，主动引导社会舆论。

　　第二个方面就是媒介事件，专门有一本书讲媒介事件，所谓媒介事件就是指那些提前通过策划宣传和广告宣传由大众媒介所介入的公开活动和仪式。比如说奥运会开幕式，比如说香港回归，比如说奥斯卡颁奖等等，这些都是媒介事件，都是由媒介制造出来的仪式性的事件。而这种事件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大家都知道老百姓是需要狂欢节的，很多人就是想参加一个狂欢节，一个公众情绪的表达。因此社会是需要一个公众情绪的表达，你必须要设置这样的事件，让大家去公共参与。因为现在的人分割成一个一个的个体非常繁忙，必须要一个公共事件去参与，所以西方国家为什么把NBA、橄榄球、足球、体育活动当成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仪式，它在消费公众热情，把公众的热情通过一个公共事件把它消费掉。所以一个有远见的领导就会知道在自己的那个地区那个城市一定要做公共事件，一定要在这样一个公共事件里面把公众的一些情绪宣泄掉，让大家感受到自己又有同一性，同时又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

　　所以像重庆的足球曾经一度非常的火暴，其实它对重庆这个地区的老百姓的凝聚力对这个城市人们的情绪的宣泄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现在我去山东，济南人都特别骄傲，大连人也特别骄傲，足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更重要的是他们城市的一个骄傲，更重要的是他们城市老百姓的一个共同的纽带，把大家联系在一起。这两年重庆的足球每况愈下，过去我经常为重庆的足球欢呼，现在我改成为北京足球欢呼了，因为我发现重庆足球吃败仗的时候远远超过打胜仗的时候，所以这个认同感开始疏离。其实反过来讲一个城市它必须要有仪式，必须给自己做公共仪式，公共演唱会，公共活动，高峰论坛，电影节，做这些仪式的目的就是通过媒介事件来消耗公众热情，而且有让大家连成一体的感觉。这也是文化的重要性。可是有些城市有些省认识得很深刻，有些可能认识得就没有那么深刻。其实我们的很多对一个地区的认识我们的骄傲都来自于这些共同事件的打造。所以媒介事件这个理论对我们也有很好的启发性。

　　另外还有一个理论就是关于知识沟的问题。知识沟主要是说在获得大量信息和较少量信息的人之间有一个差距。其实刚才我已经谈到了，知识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怎样把我们的信息传达到那些信息来源和信息渠道非常少的人手中，让他们能够跟社会保持同步，能够跟我们觉得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个知识沟理论对于我们保证信息的平衡信息的传达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些理论比如说二级传播，就是怎么样利用权威利用领袖利用专家学者利用大众明星来传达政府信息来传达公众信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直接用一个政府官员去传达它可能没有效果，但是你通过一个专家通过一个明星通过一个代言人，通过一个明星式的新闻发言人它可能就会产生更大的效果。新闻发言人不仅是一个政府的代言人，他自己要有一定的大众明星气质，他有一定担当公众和政府之间的中介者的气质，要他变成一个二级传播的一个途径，让他的传播更有权威更有信任度。

　　另外比如还有沉默的螺旋，在大量的信息媒介当中这个理论主要是提出在我们的主流声音之外，其实有很多人没有表达自己的声音。但是不等于这些人没有意见，只不过他们不表达声音。比如《十面埋伏》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一方面所有的报纸都在批评《十面埋伏》，但是另一方面《十面埋伏》的票房在不断的上升，几乎接近了两个亿的票房。这说明什么？就说明有个沉默的螺旋。在报纸上骂的这些人，不见得就是社会当中的所有人，而还有很多去看了电影的人觉得这个电影还凑合还过得去的这些人，他是不写文章不发表意见的人。因此他们就形成了沉默的螺旋。所以我们在理解舆论的时候理解舆论信息的反馈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是不是有沉默的螺旋。因此我们就不要被舆论一边倒的东西简单的引导，觉得都是骂声都是反对声音，我们以为真的舆论就是这个样子。实际上舆论还有一部分不是这个样子。

　　最后一个概念就是关于媒介素养。其实我今天讲这么多，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提高全民的媒介素养。媒介素养现在西方也是一个很受关注的领域，它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青少年从少年儿童开始每天都在接触大众传媒，尤其是接触电视，甚至比他在学校读书的时间还多，我们在学校学语文课，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门媒介的课程让我们的青年人学会怎么阅读媒介、怎么理解媒介、怎么使用媒介，因此加强公众的媒介素养加强公众对正确的使用媒介理解媒介能力就成为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和使命。因此媒介素养在西方国家成为教育学而且是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让公众有基本的媒介素养。实际上信息的不平衡媒介素养的缺乏会带来公众对信息的非常错误的理解。信息对人们正确的判断生活正确的使用媒介对我们正确的做出选择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传播学理论对于我们来说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