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1年出生的。从广义上来说，50后和60后大致都可算我的同代人。这代人多在文革后赶上大学考试，上了大学的，是同代人中的极少数，故而颇有些“精英”的感觉。特别是那些出国的，更是自命不凡。毕竟，八九十年代出国多靠国外的奖学金，而且往往是全奖，获得的机会即使在北大清华的学生中也相当少。

　　这次回来，让我多少了解了为什么许多在海外的同代人回国探亲访问后突然心理失衡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自己经过高考的选拔，而高考在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最公平的竞争。出国留学，又是在这种竞争基础上更高层次的竞争。一路过关斩将而最后胜出的，自然是“精英中的精英”了。国外明显高出一截的收入、生活水平和工作环境，是对他们优异能力的最好奖赏。如今回来一看，世界倒转：留在国内的同代人几乎全比他们有钱。

　　我1994年赴美，1996年夏天回来过一次。那时我刚进入耶鲁的硕士班，免学费而没有奖学金，生计全靠在同校读博士的妻子奖学金中的生活费，一年还不到一万美元，刚过当地基本生活费用的及格线。但即使如此，那时我回来，也算是比国内人有钱的。和朋友会面经常是我来请客。这次回来，算鸟枪换炮了，走到哪里都动不动被称“薛教授”，家庭收入也是当年的好多倍。但和国内的朋友一比，我却成了个穷鬼。咱们中国有个优美的规矩：朋友见面，有钱的请客。如今虽然是尊重个人隐私的时代，但过去的老同学聚会，谁最有钱似乎大家都知道，总被大家推出来当“冤大头”。当然，被推出来的“大款”也一向当仁不让，埋单痛痛快快。不像美国，仿佛和比尔·盖茨吃饭也要AA制。

　　在国内这二十天最搞笑的情节是：兜里揣着二百块人民币企图请客，但基本从未得手。唯一“零的突破”是和一位老同学聚会。他本来已经请了我一次，再聚时我和妻子事先进行了周密安排。在席间聊得热火朝天时，妻子离席，表面是去厕所，实则先把账付了。

　　我有幸见到几位北京的企业界领袖，都是全国有名的公众人物。其中一位是2002年的海归，对海外中国人的心态自然非常熟悉。他告诉我：“许多海外的中国人回来一看，颇有些捶胸顿足般的懊恼，悔恨自己错过了成功的大好机会，恨不得马上卷铺盖回来。我告诉他们，回来有回来的问题。但这些人似乎并不愿意听。”其实，不用他说我也知道。去年我联系上一位老同学，说她丈夫本来在美国年薪已经到了二十多万美元，但回到中国一看，马上放弃了美国的机会回来。可惜，几年下来一分钱没挣到，把妻女留在美国，偿还房贷都有困难。

　　这位同学的丈夫也许不太走运。我在国内见到和听到的新朋友或过去的熟人，一般都相当成功。道理也很简单：中国的GDP长期维持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增长，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数倍。这种长期的高增长意味着机会不停地涌现出来。回国创业的人并非都一帆风顺，但在一个不断有机会的时代，你失败十次并无关紧要，只要成功一次就够了。问题是，这些成功人士大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比如，他们的孩子几乎全在国外，哪怕是年龄很小的。为此母亲不得不跟过去，造成新时代的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对此，处于烦恼之中的人一般不会谈，但其他朋友讲起这些八卦来则滔滔不绝。

　　李开复几年前从谷歌辞职创业，告诫海外中国人：此时不回来将后悔终生。现在看看，对于许多人来说，此话似乎应验了。我则属于比较“淡定”的不回国派。不回来的原因自然一言难尽，不过仅仅从对中国服务的角度，人们往往容易看到回来的价值，看不到不回来的价值。我对朋友说：“我是个以文字为生的人。在外面资讯更多，更有亲身感受，为中国人可写的东西也更多。我们处于全球化时代，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不久，理解西方是我们的时代课题。这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长期住在西方，投入一生之精力刻苦观察研究，才能理解其一二。”可惜，这一点往往被海内外的中国人所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