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最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技术设计抗癌药物的需要，往往使我想起伽利略奥?伽利略和他的新式望远镜。每次当伽利略使用性能更强的望远镜观察夜空时，他都会观察到比以前更多的星星，使人怀疑人类是否能真的把天上的星星数清楚。

　　类似的是，每次当新发现和新技术似乎可以为医学难题提供解决方案时，它往往会在新的层面上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昂贵。

　　作为过去十年里在药物设计合理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代表，阿瓦斯丁（Avastin）已经成为这一悖论的典型代表。阿瓦斯丁是基因泰克（Genentech）公司开发的抗癌药物，与高毒性的化疗药物相比其杀死肿瘤的机制是完全不同的。阿瓦斯丁是一种抗体类药物，它是通过切断肿瘤的血液供应来杀死肿瘤的。

　　2004年，食品与药品监管局（FDA）批准了阿瓦斯丁的上市，反响强烈。目前，其用于治疗结肠癌、乳腺癌、肺癌，在上个月时它又被用于治疗脑癌。五年前，FDA的委员马克?麦克莱伦把阿瓦斯丁的授权誉为：“生物医学创新承诺的证明。”

　　从那以后，药物设计都遵循这一理性的思路，但它往往使后果变得出乎意料的复杂。

　　阿瓦斯丁单个疗程的治疗费高达55000美元，每年可以为罗氏赚取48亿美元。罗氏在今年初收购了基因泰克。但是和其它的抗癌药物相比，阿瓦斯丁平均只能多延长2个月的寿命。

　　对一些病人来说，阿瓦斯丁可以大大的延长他们的寿命，但在另外的病人身上它一点作用也不起。对于不同的癌症类型，它的疗效也不相同。对于乳腺癌患者来说，阿瓦斯丁不能延长他们的平均寿命。对于脑癌患者来说，高达26%的病人的寿命平均被延长了4个月，而且有少量的病人则存活的更长。

　　南加州大学西城癌症中心的主任，肿瘤学家戴维·阿古斯（David Agus）说：阿瓦斯丁在一部分患者（但不是全部患者）身上显示出更小的副作用。

　　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乳腺癌中心（Breast Oncology Center at the 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的主任，肿瘤学家艾瑞克·维纳（Eric P. Winer）说：“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鉴别阿瓦斯丁会对哪些病人有效。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大样本的人群中测试阿瓦斯丁的效果。

　　阿瓦斯丁通常与其它的化疗药物们混合在一起配制成鸡尾酒来使用，配制过程中各成分比例的确定是基于科学、经验和实验的知识。阿古斯说：“我们总是想尽可能快地找出那些不对药物产生应答的病人类型，但我们的努力往往只是淹没在不断的实验和错误中。”

　　维纳认为：基因的多态性显然是导致阿瓦斯丁疗效有差异的原因，但是科学家们还不能确定影响阿瓦斯丁疗效的DNA，甚至不能鉴定出与肿瘤或者病人相关的基因变量。

　　这不仅仅是想去尝试。基因泰克宣布说，它们的研究人员已经通过迄今为止最细致的基因标记搜索工作，粗略地鉴定出了150个遗传标记，这些遗传标记可以为我们研究阿瓦斯丁的疗效差异性提供线索，而且有可能被开发为诊断测试工具，以检测对哪些病人起效。这项研究的目标是能够开发出一种类似用于诊断赫赛汀（Herceptin）疗效的生物标记。赫赛汀是基因泰克开发的另一种治疗乳腺癌的药物，研究显示，只有那些HER2基因拷贝数增加的女患者才会对赫赛汀的治疗产生有效的应答。

　　基因泰克正在进行一项针对BRCA1基因的大规模临床实验，结果还不得而知。BRCA1的突变是与乳腺癌相关的。

　　迄今为止，肿瘤学家们仍然给他们的大多数病人服用阿瓦斯丁，而保险公司也继续为这一药品产生的高额费用买单。但随着医疗保健费用的不断升高，维纳对这一情形是否会继续保持不变而深感怀疑。他说：“如果我们不能鉴别出阿瓦斯丁会对哪些病人起效，那么我们就不能继续盲目地不考虑病人的差异，而使用这种昂贵、且毒性和疗效不确定的药物。我们必须要鉴别出它起效的人群。”

　　维纳引用了由苏珊·科曼（Susan G. Koman）代表“治愈（Cure）”组织（一个乳腺癌患者的宣传团体）提出的一项新提案，在未来五年内每年拨款6百万美元来研究这一问题。

　　我们社会要解决的最困难问题可能就是，我们愿意花费多大的代价去研究只对少数病人起作用的治疗方案。

　　最近，来自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结肠癌专家伦纳德·索特兹（Leonard Saltz）对财富杂志说：“我们都希望成本是不成问题的，但那不现实。”

　　阿古斯认为，如果他能够发现一种癌症的治疗方法会对他10%的患者有效，那么将这种疗法应用于所有的癌症患者是值得的。但是谁为这买单呢？而且多少有效人群是可以接受的呢？10%、30%、还是3%？这些是目前美国的健康保健制度不得不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治疗费用的不断提高和了解更为合理的药物复杂性之间的竞赛还将继续下去。但是至少到现在，这场竞赛还像数星星一样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