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好莱坞大片，使得2012成为一个莫名的纠结。末日也好，起点也罢，该来的终究要来。回顾2011，我们却发现，2012，依然值得期待。

　　我们期待全球的经济回归平衡

　　长期以来，欧洲惬意享受继承的“福利”，美国肆意挥霍自己的“信用”，中国纵情消耗后代的“资源”，终于协力打造了严重失衡的全球经济。欧罗巴的政府和人民，基于二战前500年的创造和积累，以至于二战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光里，也依然有足够的家底享受殷实与富足，苦活累活再没人干了，还在不知不觉中滋长了自私与封闭的习性。一个统一欧盟的愿景，一幕单一欧元的好戏，却在一场远算不上突如其来的“欧债危机”中，显得如此的不情愿和不确定。美利坚的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牢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和“自由民主的象征”，心安理得的享受着上帝的眷顾，并劳苦功高地打点着全球政治与经济。掌握了全球“硬通货”的美国政府，不但无需象中国这样操心所谓的“外汇储备”，而且可以单凭自身意志实行若干轮“量化宽松”，举手投足间轻松化解了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捎带着自我调整了对中国的国债本息。美国人民近30年来习惯了“信用消费”，加之传承自欧洲祖上的“高福利高消费”，从民间到政府，寅吃卯粮，债台高筑，然而一回过神来，马上把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归咎于中国人的“好作懒吃”、高储蓄低消费、人民币汇率操纵和不公平出口倾销。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则30年如一日，一方面“韬光养晦”，一方面“急起直追”，心无旁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是到头来口袋里倒是“不差钱”了，但环境的严重破坏和资源的过度消耗，民生的差强人意和社会的动荡分裂，却也成为无可逃避的新问题。

　　然而，站在2012的门槛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欧洲在“欧债危机”的催逼中重新行动起来，朝着统一货币统一财政的方向，迈开了新的探索的步伐；美国虽然一时间还放不下傲慢的身段，同时也还面临着周期性的大选狂躁症的困扰，但毕竟在稳定经济和扩大就业的基本面上，展露一点点曙光；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性上升周期，注定了我们的经济具有异乎寻常的增长惯性，即使宏观的政策再失策，民间的活力也不可阻挡。政府倡导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在政府投资和国企层面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落实，但在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层面却得到了普遍的警惕和响应。

　　我们期待中国的发展回归理性

　　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一书中，曾引用李四光先生早年留学美国时，于193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表现出独特的长周期特性。这个周期是如此之长，需要六百到八百年，才能完成一次民族的盛衰转换。很显然这样长的周期，欧洲和美国人是很难以想象的，因为他们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历史，基本上都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周期的长度，所以欧美人士对国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很难自觉基于这样广阔的视野，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100年来，欧美社会对中国发展趋势的预测，从来就没有准确过。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表现出固有的长周期特征，而且在每一个完整的盛衰转换周期中，都表现出几乎一致的阶段性特征：上一个周期往往结束于国家四分五裂以至异族入侵的历史低点，新的周期往往开始于军事强权崛起并完成国家统一，但其政权的传承只能两代而终；接下来会迎来一个长达500年左右的和平时期，期间包括两个政治相对开明的朝代，总体上以和平发展为主调，间或夹杂一些短期的动荡和战争；然后是第三个阶段，国家重堕入分裂并招致异族入侵。我们不妨以此规律追索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历史轨迹。第一个长周期，始于秦朝的军事强权，其两代而终以后，继之以西汉和东汉的500年和平，终之于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及鞑靼人入侵；第二个长周期，始于隋，继之以唐宋，而终之于蒙古人入侵；第三个周期，始于朱元璋建立的军事强权，其建立的政权其实是两代而终的，因为其子朱棣事实上是通过推翻其孙建文帝的江山重新建立了新的政权，只不过碍于颜面和礼法，仍然称之为“大明”而已。明清两朝也差不多500年和平。尔后终之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现在是第四个周期，第一个阶段的国民党政权依然只能扮演军事强权的历史角色，而继之而起的中共政权，必须要承担历史赋予的开创500年和平的重任。

　　很显然，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回顾中共建政以来的历程，虽历经一个甲子，而犹在不断摸索中前行。30年河东30河西，前30年间，我们既坚持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探索民主政治的理性，也曾经历过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和文革的狂热。后30年间，我们既坚持了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理性，也曾经陷于全民炒股、金钱至上、GDP崇拜等诸如此类的狂热。

　　站在2012的门槛，我们有理由要求、有信心期待，中国的发展回归理性。我们期待，政府回归于服务，社会回归于和谐，人民回归于安身立命；而经济回归于市场，企业回归于需求导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