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一直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近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时，这种民族精神被坚守，被弘扬，并获得极大提升。这是中国克服种种磨难，得以振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以中国传统的“民惟邦本”与选贤任能的国家治理路径而论，自周秦以来，如何处理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精英治国的关系，中华文明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制度，在大多数时间中，这一国家治理路径是有效的。当然，这一治国路径也有许多弊端。近代以来，这一治国路径为西方文明所坚持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代议制民主、议员和国家领导人通过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的选举制等等所全面否定。然而，有识者很快就发现，自然所造就的人或自然人，原就不可能完全平等，平等只能是社会的行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无论是人们起点的平等，还是过程的平等，或是结果的平等，都根源于社会。至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成员与国家的关系，除去利益关系外，还有情感的关系，知识传授、交流与互动的关系，价值取向相同或相异的关系，等等，将这一切都归结为社会契约关系，实际上就是将这一切关系都简约化为产品交易关系。这一理论取代不了中国所固有的“民惟邦本”多层面的内涵。至于代议制民主、议员和国家领导人通过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一旦付诸实践，面对中国幅员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族类如此复杂、各地区发展如此不平衡的实际，经由这些方式产生的治国者未必就是社会精英，清末新政以来代议制和总统选举所导致严重的政治混乱，以及所演出的各种政治闹剧，使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在现时代的中国，究竟该如何做，方才能够实实在在真正做到“民惟邦本”？方才能够保证专职负责治国的精英们不脱离草根民众？中华民族复兴，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一方面，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路径。

　　中华文明的四大伦理原则

　　“民惟邦本”与“选贤任能”的政治伦理，“以义制利”和“以道制欲”的经济伦理，以“中”为体以“和”为用的社会伦理，以及中国“德性普施”、“天下文明”的世界伦理，使中华文明得以长存并多次领先于世界其他文明。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这四大伦理原则，受到近代西方文明所力主的“经济人”或“自利人”观念、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线型进化观以及弱肉强食的国际霸权主义这四大观念的全面挑战。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华文明一贯以为，我者与他者相较，他者为先，他者为重，以为先有他者，方有我者，先有父母，方有我的出生，先有社会，方有我的成长。“民惟邦本”与“选贤任能”，“以义制利”和“以道制欲”，以“中”为天下之大本，以“和”为天下之达道，特别是崇高德性普施，谋求“天下文明”，都体现了这一基本原则。近代西方四大根本观念则不同，它们实际上都是以我者为先，我者为重，他者为次，他者为轻。西方四大观念的输入，给中国人先前一直被压抑着的自利主义、纵欲主义及竞争意识提供了合理与合法的根据，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冲突，并空前激化了中国先前所固有的各种矛盾。

　　在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全过程中，中华文明传统的四大伦理原则和近代西方四大根本观念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搏击。事实表明，后者缺位，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中会缺乏足够的动力，而前者缺位，不将后者的作用约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就完全可能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空前激烈的社会冲突而毁于一旦。

　　世界各种文明盛衰存亡的历史表明，每一种文明，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无可避免地会充满各种矛盾各种冲突。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同样经常处于内外各种矛盾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中，也曾多次因过于安逸而一度衰败甚至危亡，但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而且一直绵延不断的巨型国家、巨型民族、巨型文明，从来就有着自己独特的坚守，有着自己难以摧毁的根柢，因此总能一次次在极其严重的威胁和极为剧烈的冲突中重新崛起。

　　160多年来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清楚表明，中国今日之所以崛起，中华民族之所以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绝非偶然，它有着极为深厚极稳固的文明根柢作自己坚实的基础。同时，它又具有天下为公、有容乃大的世界视野，勇于吸收世界其他各种文明的精华来滋养自己、充实自己，并致力于构建和维护一种协和万邦、天下文明的新的世界秩序。很明显，只要继续非常自觉地认知、认同、继承中华文明的主要根柢，非常自觉地“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再“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民族复兴今后便必定能够持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今后便必定能够继续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