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

——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之四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

“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以这样的表述明确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性，而且把包容性发展作为着力点，引人深思。

首先，这是针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包容性不足的现实而言。拿GDP来说，我国1978年只有2683亿美元，到2010年高达5.879万亿美元，30余年增长20多倍，平均增速近10%，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堪称奇迹。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迅速拉大，尤其近些年来以1.5%的年均增速进一步拉大。2004年，我国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与最低收入10%的家庭财富差距即达到32倍，五年后的2009年则已达40倍。

不能说高增长本身就是排他性“激励”的结果，但不得不提的是，我国的劳动和乡村确实存在被边缘化之忧。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之后持续下跌，2005年已跌至36.7%，22年间下跌近20个百分点。早在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即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2，我国名列其中。一份最新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按一些学者估算，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实值可能在5：1甚至6：1——“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笑几家愁”！

其次，这是预防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急切需要。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在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由于后发优势，很容易迅速进入人均GDP1000美元至4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之后往往即出现增长回落甚至停滞，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384美元，虽然潜力相当看好，但种种迹象也提醒，必须高度警惕中等收入陷阱。最明显的是内需不足，我国2010年的最终消费率为48.1％，居民消费率为34.3％，远低于国际平均线。另一方面，“维稳”费用节节高升。据财政部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披露的报告，今年投入公共安全领域的预算为 6244亿元人民币，比2010年增加21.5％，超出我国2011年6011亿元的军费预算。

第三，这也是履行“先富带动后富”承诺的有效举措。改革开放是以“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非对称激励启动的，但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搞市场经济建设，必须坚决摒弃平均主义，但共同富裕的理想和理念一刻也不能丢，要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始终，尤其当一部分人先富之后，更应该大力提高发展的包容性，适时启动系统的“先富带动后富”的体制机制建设。

第四，这更是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所决定。有人将贫富分化归咎于发展市场经济，殊不知，市场经济的本性恰在于包容和均衡。从基本层面讲，市场经济讲究自由交易，不扭曲任何一方的意志，这已经是包容性。从最高意义讲，市场机制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存在均衡，能发现均衡价格，这更是包容性。从技术层面讲，市场经济讲究双赢，如果一种行为剥夺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不管是否带来更大的整体利益或是否有助于实现更大的目标，都不是“帕累托改进”，这不明显就是包容性发展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应该以包容性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

非公有制经济如今已成为国家惠民利民的载体和渠道，包容性发展无疑意味着机遇，但更是责任，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先富起来的群体，更应该冲锋在前，不仅自觉在企业内部提高发展的包容性，也应致力造福一方，回馈国家和人民，让更多的人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从而也为促进“两个健康”奠定更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本文执笔人欧阳君山）

本文刊发于《中华工商时报》2012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