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奖的中国文艺复兴价值

                                  文=曹喜蛙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11日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法新社的报道称，莫言将他青春的经验和在家乡的经历放置在了作品中。

中国从1979年的改革开放开始，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的机遇到来。但是这几十年来，国人一门心思钻进“钱眼”，对文学、艺术的越来越不屑到再一次肯定，意味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

任何一次文艺复兴，都是以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为基础的，但是对发展中的“碌碌无为”者痴迷商业曾经让很多人视野狭窄的以为“文学死了”。更有很多人一再的唠叨“大师已死”，断言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众多笑话不一而论，也不值得一驳。

记得1988年，我开始在《北京文学》开始发表诗歌，那个时候还处于一个所谓的文学的热闹阶段，现在文坛的众多大腕也都是那时走进文坛的。那年，参加《北京文学》在山西举办的笔会，会上汪曾祺、李陀推出了山西作家曹乃谦。前几年，有人传言曹乃谦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度呼声很高。其实，就在1988年沈从文去世，而那年沈从文据说已经被确认当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只是诺奖不颁给去世的人，所以那年中国作家与诺奖失之交臂。

后来，一度诗人北岛获得诺奖的呼声很高，据说那年基本定了是北岛获诺奖，但是在中国有关机构的极力反对下，也不了了之。再后来，就是高行健获得诺奖，虽然中国有关机构相当不满意，但是高行健是法籍华人，也就没有特别抗议。不过，国内对高行健获得诺奖一直闷闷不乐，新闻媒体也基本没吭声。所以，诺奖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心理疾病。

此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应该是各方满意的，首先莫言曾是军旅作家，对有些作家不能把握的题材都能应付自如，比如与性有关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比如与计划生育有关的《蛙》等等敏感题材，他都能处理的恰到好处，政府有关机构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当和反感。这个不是任何一个作家都能做到的，比如我曾经写的一部长诗《操》就招大家不待见，尽管我后来将此部长诗改名为《蛙》后曾经广泛流传，但是至今没有在更权威的文学刊物刊登过。所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一方面符合西方文学的标准观，一方面也事关中国国家文化和民族的地位与影响力，他个人在此只是类似中了彩票，但是对中国文艺复兴则有着一定的标杆性价值。

从文学意义上中国值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多去了，至少活着的作家、诗人不少于10位，而且一直以来莫言就在这个名单里，所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在圈内人来说那是迟早的事情。莫言的小说有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这也是他的作品符合西方价值的基础，其次作为中国作家，而著名导演张艺谋从他的《红高粱家族》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也早就把莫言的小说广告打到世界各个国家了。这些年从电影、电视、到绘画作品，再到今天的文学，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是小有斩获，这一切都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成果，此番中国从文学地位的稳固，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崛起之后文化崛起的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