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看到金钱可以让人上天入地，瞬间切换时空的时候，我们慨叹“金钱带给人自由”；但当我们看到原本自由舞蹈或者自发歌唱的民族，却将歌舞作为养家糊口的工具，供人赏玩的时候，当人为了金钱可以出卖良知、情感、传统，无所不售的时候，难免会让人感觉悲哀，金钱又剥夺了人的自由。
金钱可以带给人温饱，但同时又对人的行为有了制度上的约束。贾春宝的老爸就经常会慨叹“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风里也得去，雨里也得来”。当然这是基本的职业道德。
当我们谈论金钱的时候，就不能把提到通货膨胀，因为同样数量的金钱在不同时候的购买力不同，而对于通胀的预期，会让人在内心的安全感方面有所缺失，这种缺失只有通过更多的金钱去弥补，而效果恰恰相反，所拥有的金钱与物质财富越是丰厚，所感受到的安全感却会越脆弱。
当通胀变成可以预期的趋势，而通胀的速度却随时有可能失控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追逐金钱的奴隶。
金钱是带给人自由，还是剥夺了人的自由？这是一个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计价标准是谁来制订的。人们对金钱的追求本能、政客对通胀的选择，国际化所引发的输入型通胀、城市化所带来的恐慌，以及泛商品化所带来的危机感，所有这些因素都是让自由消失的。
理论上讲，包括物价在内的一切计价标准是由执政者来制定的，而包括金钱在内的货币计价标准是由央行来制定的。
在完全市场经济制度下，一个国家的央行不受控于政治，而只遵从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体现的是资本的意志与人的本性。而在单一意识形态的制度下，央行很难确保不受到政治意识的影响。
政治与经济，政策与资本之间的博弈随时都存在，不同的仅仅是那博弈是摆在明面的，还是在暗中较劲的问题。
在比较纯粹的市场经济制度国家，政府是市场的服务者，民众用脚投票以选举谁为自己提供服务，而在政治制度居于主体的国家，政府是市场的领导者，有权封杀那些非主流的言论，并让持不同政见者，或者是妄议朝政者的家人与亲人都受到相应的株连。
以金融行业中的为例。意大利的银行都是在岸边，因为往来的客商，需要兑换货币才能进行商品交换；英国和华尔街的银行基本都是在闹市区，因为那些地方的贸易与生意需求更为强烈，客户更为云集。中国的银行却是在金融区，因为那里距离政令的发出地点更近一些。
中国的银行家是政策的执行者，银行家同时大体也是集公务员、党员甚至议员于一身的人士，通常仅仅授命于相关主管机构与上级领导，政策决定一切。反观欧美的银行家是市场的参与者与服务者，是需要直面市场与客户的需求的，需要用财务数据来说话。
银行是面对商人的，还是来源于下层资金需求方的推动，还是来自官方的授权？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儒生在参与市场与金融政策的制订，所谓儒生更多的是被帝王制度洗脑了的。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就曾对货币发行权是集中在政府还是下放、朝廷是否能经商之类的问题进行过激烈对争论。
官办的机制永远难以逃脱以权力而实现垄断的行为，既然是官办就是在与民争利的行为。官营必然会在市场之中居于垄断地位，直接跟反垄断法的精神相违背。而民营机构上面顶着红色的帽子，必然会在市场竞争之中动用各种不正当的关系，这就会加大非市场化因素，对自由竞争的市场形成本质的阻碍。
王权永远是至高无上的，现在虽然未必局限在维护某个特定群体的利益的范围，但即使是作为学者，也很难具有政治立场上的独立性，因而在中国更多的是御用文人参政议政，而这个权利更多的是以政见的统一为基本前提的。那个政见是从上到下一以贯之的，而不是从下向上的意向反应。
单纯从央行所享受的权利而言，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德意志银行、美联储等，基本都有私有化的成分，即使是君主王室、即使是政府公益，只要是有资金方面的需求，在央行都会当成生意去做，该要的利息丝毫都不会少，当信用被降低的时候，照样也无法得到相应的开支。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国家，央行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更多地体现在央行的官员与股东不能被政客弹劾，而且不能被现行执政者解雇。独立地制订货币政策。
而中国的央行，从历朝历代的户部，到大清银行，再到中国银行，再到当今的中国人民银行，都仅仅是朝廷与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之一。不仅可能被弹劾，可以被治罪，更有可能会被下狱或者满门抄斩。
中国的央行执行的是政令的意识，市场经济制度为主导的国家骨子里流淌的是资本的鲜血，这就是本质区别。
货币发行权是通过国会授权央行，还是通过国会委托政府直接决策？这是一个问题。
通常央行是只考虑经济规律，而不需要看当政者的脸色行事的。但既然是经济规律，其原则就是资本推动人性的逻辑，从央行的决议执行，到商业银行的存贷款策略，以及民众对于货币政策中所形成的流动性宽松与紧缩，是用储蓄来应对，还是用消费来回应。
在市场经济规律之中，央行的政策是市场的晴雨表，而支撑政策的是来自市场的数据，不是元首甚至某个实权官员的意志表示；因而通胀更多的是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在政治意志为主导的制度下，央行的政策更多的是来自微妙内心支配下的调查数据基础之上的官员意志的表示，通胀更多的是受到政策的影响。
面对通胀，不同角色的人会有不同的角度和观点，市场经济的人基本都会支持弗里德曼，因为那意味着自由，更多地是制约政客们滥发货币的权利，让他们对市场有所顾忌，而政客则更多的会是把凯恩斯当成工具，对于经济危机治理之下的政局稳定会有帮助，也会让自己得到执政的机会。
钱多了就会被掺假并缩水。比如时隔150年，罗马帝国的货币“含金量”就仅仅是凯撒时代的0.2%，350年之后，含金量就仅仅是凯撒时代的6000万分之一了。
在法国，1717年，约翰-洛为了消除法国高达25亿里弗的国债，不惜用欺骗的方式来发行密西西比三角洲公司的股权，这种方式不仅使得这个公司的每股价格在6个月之内从500里弗涨至18000里弗，而且也让其在短暂的执行之后迅速成为“全民公敌”。
英格兰银行，是由于英国持续跟其他国家之间发动战争而导致开销巨大，1694年，英格兰银行就为英国王室提供了120万英镑的贷款，而英国把这笔钱之中的50%用于打造海军，从1700-1815年，英格兰银行曾经给王室提供的贷款从120万英镑达到了8.5亿英镑。正是这些资金，帮助大英帝国打造成了的无敌舰队。
1776年独立之后，美国也曾经就究竟是否设立中央银行并将货币发行权全权授予央行而争论不休，虽然汉密尔顿的央行发行派力量薄弱，但终于在1791年设立了第一美国银行，虽然这在比例与规模上都相对比较小，但毕竟是央行得到了货币发行权。
但是其实货币政策更多的是来自外部力量的影响。因为面对战争、天灾人祸、经济危机等等都是需要动用大笔的资金的。
面对经济危机，发行货币（特别是纸币）会是刺激经济所采取的最快、最为直接的方式，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都会加快上马，并给民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工作赚取钱财去养家糊口，并投票让相应的政客执政。
当消费者发现自己虽然收入提高了，物价却同时也上升了，而且工资收入远远比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所以就会产生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会带来更为贪婪的利益掠夺。进而推动通货膨胀的热度渐趋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