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计划经济不能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

　　在医疗领域，政府允许公立医院通过提供医疗服务和出售药品来收费，貌似医疗机构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然而，这种市场化是一种“伪市场化”；准确地说，是一种“行政型市场化”的状态。其伪市场化的主要特征在于，无论医疗服务的付费者是谁，公立医疗机构中绝大多数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都由政府来定，大部分常用药品的价格（最高零售限价、中标价和利润加成）也由政府来确定。很显然，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

　　因此，公立医疗机构不得不在行政化与市场化这两种制度体系的夹击下生存，即在基础设施建设、医疗设备与耗材采购、物流后勤以及人力成本上，均依照市场价格来支出；但面对患者的服务收费上，则必须依照政府行政定价来执行，收取的是计划经济的价格。

　　政府定价永远不可能定准政府定价的结果就是价格永远定不准。无论是对医疗服务项目还是对于药品的定价，其定价标准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是重物不重人，即广大医务人员的劳动最不值钱，对涉及到人力的医疗项目，定价水平普遍偏低，而且低得离谱，但对涉及到东西（即耗材、检查和某些药品）的项目，定价水平则相对较高；其二是重新不重旧，即对早已存在的医疗服务项目和药品设置低价，而对较新的项目和药品设置高价。

　　在这样的定价机制下，挂号费畸低，望闻问切的价格畸低，手术费也畸低。如果没有异域进口的黑玉断续膏，即便是华陀再世，刮骨疗毒后也不可能收金子，而只能拿铜板。

　　这些价格管制措施其实都是计划经济的遗产，每一种具体的措施都有很长、很复杂、很曲折的演变历史。我国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周期较长（见表1）。很显然，在很久以前出台这些管制措施的历史条件与当今社会的经济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在今天的中国，实施价格管制的结果必然是医疗服务市场的扭曲。

　　

　　低价管制的结果之一，是大量医疗服务项目和相当一部分药品的价格远低于市场价值，极有可能导致其短缺。很不幸，这类服务项目和药品恰恰是大多数人平时最需要的。望闻问切不顶用，鱼精蛋白常断货，根源就在这里。很多医疗服务项目的“黑市价格”高涨。在计划体制中，任何一种低价物品或服务都有“黑市”，人们争先恐后地通过“走后门”获得这类物品或服务。今天也一样，医疗领域的“红包”就是黑市存在的证明。

　　低价管制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导致新医疗服务项目和新药品的定价较高，结果必然是使用量激增，甚至到了“友邦惊诧”的地步。中国的CT使用量全球第一、支架使用率世界第一、抗生素使用率年年卫冕、剖宫产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乎三倍……

　　尽管很少有医生承认自己的开药与用药行为有问题，但是也不乏正直的医师和药剂师通过专业的研究指出，滥用药物的现象在中国极为严重。卫生行政部门砸了大量银子，聘请无数专家，用极为专业的方式进行了大量培训，无非是向医师们传递一个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明白的信息：是药三分毒。结果呢？中国药品费用在卫生总费用中的占比，历经20多年都始终高居世界冠军的宝座。

　　计划经济难洞悉市场价格很多人认为行政定价体制是一个好东西，看到物价令人不爽就呼吁政府出来管住价格。在这些人看来，政府是法力无边的，应该有能力洞悉市场上各类物品和服务的真实成本。

　　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天才地提出“计算机社会主义”的设想，史称“兰格模式”。兰格认为只要中央计划部门搜集到重要物品和服务的成本、供给与需求的信息，运用计算力超群的电脑制定出正确的价格，并且实时加以调整，那么计划经济体制就能像市场经济体制一样，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然而，无情的历史事实是，计划经济体制中关于价格的计算（下称“经济计算”）却是永远也算不对，在“科学的”经济计划的指导下，资源配置也是永远不合理。当时，奥地利的一批经济学家借助卓越的理论知识和崭新的分析工具，得出了一个今天鲜有主流经济学家还会怀疑的结论：中央计划经济不能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哈耶克在兰格模式提出后两年就提出了全面反驳，并随后写出了流传百年的巨著：《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位

　　从未体验过计划经济的思想家竟然准确地预言计划经济体制给人类带来的各种灾难性后果。1974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然，在历史上的“兰格-哈耶克”争论中，谁也不服谁，而且至今依然有上亿人沉溺于“计算机社会主义”的美梦之中。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计划体制的确能确保某些物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甚至充分供给），能让核弹爆炸、能让神舟翱翔太空、能让北京奥运会美轮美奂，但是就绝大多数物品和服务而言，尤其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物品和服务，只要其提供由政府垄断，其供给就总是处在短缺或者昂贵的状态下。

　　道理很简单。世界上没有法力无边的观世音。负责定价的政府官员也是人，他们不可能洞悉众多物品和服务的真实市场价值。负责定价的政府官员告诉我，他们一般只有3～5人，要负责上万种医疗服务项目的定价、上万种药品品规的定价、上万种耗材和医疗器械的定价，整天忙得昏头昏脑，最后还会遭到民众的痛骂，即便有了电脑，他们也不想追随兰格。

　　如果政府能把医疗领域的价格都搞对，那一定能把粮食、布匹、猪肉等诸多领域的价格搞对。一旦如此，为什么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呢？难道邓小平是傻瓜吗？

　　政策性亏损的制度必然性行政定价体系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固有特点，致使定价行为往往受到行政力量的制约而很难正常开展。

　　作为行政部门的主管，甚至国家领导人，自然希望众多关涉民生的服务或物品保持低价，以便维持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在这种行政力量的关照下，众多久已存在的医疗服务项目，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项目，价格水平必定始终保持偏低的水平，而那些新出现的服务或物品，则有望获得较高的定价。即便负责定价的政府官员清楚相当一部分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偏低，但在行政体系内，他们也必须眼睛朝上，根本无法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其实，人力资本的价值在行政定价体系中遭到压低的事实，可谓人所共知。长期以来，医疗界人士对这一弊端的抱怨，已经到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地步，真可谓不绝于耳。对这一点，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早已心知肚明了。

　　早在2000年2月，国务院就提出：“ 调整不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 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增设或调整诊疗费、护理费、挂号费；适当提高手术费、床位费等；……适当提高中医、民族医的技术服务价格。” 2006年5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在降低药品价格和医院加价率的基础上，继续适当提高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和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在最近的新医改中，对医疗服务与药品的比价关系进行行政性调整，又被奉为灵丹妙药(见表2)。无论是医疗界人士，还是相当一些政府官员，又在大力呼吁调整价格。

　　

　　试问,难道政府中负责物价的前任都很无能吗？为什么中国人能在8年内把日本鬼子赶走，而从2000年以来，一直通过政府文件的形式确定出医疗领域价格调整的原则，却10年还无法落实呢？劳动密集型的医疗服务项目定价偏低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一直令政府头疼的问题。这一问题正是行政定价体制造成的，过去无法解决，现在也无法解决。指望这个问题在维持现有行政定价体系的前提下、靠行政性价格调整来解决，根本就是一厢情愿。

　　行政定价体系导致公立医院中一般性的医疗服务必然收不抵支，即形成所谓“政策性亏损”。很显然，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行必然遭遇困境，而通过药品出售获得盈余以弥补医疗服务提供中的政策性亏损也就实属必然，这就是“以药补医”或“以药养医”格局的根源。另一条弥补亏空的途径就是高价耗材的使用。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首先在于让医保支付成为医疗机构的主要补偿来源，其次是大力推进医保付费改革，采用“打包付费”的新付费方式，从而让按项目定价随着按项目付费的边缘化而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