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下旬，在湖南相对封闭安谧的县城祁东，有一语如石冲湖，在中国掀起一阵微澜。这缘起于县长雷高飞拒绝高调与口号，在万言述廉书低调承诺：“不偷懒、不贪钱、不贪色、不整人”。媒体管它叫“四不承诺”。经媒体放大后，社会争议一时响起，据说县长雷高飞也得到了领导“应有的批评”。批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就承诺本身，如此务实平常，首要一条，至少不符合“先进性要求”。

　　2012年10月下旬，我应祁东县人事局之邀，围绕“公民的烦恼”，对全县1200多名公务员做所谓“道德讲座”，话题正从“四不承诺”展开。

　　“公民的烦恼”，事关道德。而与“不偷懒、不贪钱、不贪色、不整人”承诺对应，“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三不为己，四只为人”的雷锋、焦裕禄式精神，两者正同属“一个官员的道德修养”。

　　当下社会，道德已成为问题。当代官员需要什么样的道德？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什么叫道德。

　　靠谱的道德

　　今天说的道德，说白了只是“德”。而德最早被规定有具体的内容，在孔子。周朝及其以前，是“道”的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周朝到春秋，是“道”的沦丧期。用孔子话说，叫礼坏乐崩。求“道”而不得，孔子只能退而求其次，立“德”。

　　德的核心，在人伦。人伦核心，在孝、悌。孝就是后代要敬爱长辈，由长辈及长辈，一直爱到山顶洞里的老祖宗。对应孝是慈，慈爱是长辈要厚爱后代，由后代及后代，一直爱到还是受精卵的曾孙，包括还没受精的玄孙。这样，孔子用有等级的仁爱，解决了中国人纵向爱的全部问题。横向爱则靠悌：人首先爱自己的兄弟姐妹，然后爱自己兄弟姐妹的兄弟姐妹，最后直到爱成“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有纵有横，有等级，有次序，有先有后的爱，就勾画出了道德的完美模型。

　　这个道德模型，像一架造好的飞机，零件都齐了。但机油呢？就是说，德的原动力哪里来？圣人那里，先知先觉那里。孔子说得很清楚：“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以风伏草，必堰。”圣人、先知先觉先修养出人类的最高道德，他们这些道德品质，就像清风、徐风、和风、台风；平常人、小老百姓茫然的道德感就像四处乱摆的小草。经上面圣人、先知先觉高尚的道德风一吹，他们头与身子纷纷朝一边倒。道德影响如此实现，算完成了道德教化。

　　孔子发明出道德模型，不是用来好看的，是用来实践的。他踌躇满志地设计好，用它来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这就是今人所熟知的“以德治国”，它被喊了两千多年。

　　为什么是“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这需要论证。孔子又以经验来做对比，结论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论证时明确反对政令与法律，提倡德与礼，进而发明系统的“以德治国”方案。当时与孔子竞争的，还有墨子的“兼爱治国”，杨子的“私爱治国”，老子的“无为治国”，韩非子的“王法治国”。形象地说，要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孔子建议开飞机，墨子建议走路，杨子建议不走，老子建议反过来走，韩非子建议坐火箭炮。为什么在众说纷纭当中，“以德治国”最后被确立下来，在两千多年里都如胡杨一样生而不死，死而不僵呢？

　　根本原因，也只有孔子的“以德治国”与当时的中国现实完全可以严丝密缝地对接上。

　　现实是什么？传统中国，是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最大的特点，是一个“熟人社会”。爷爷守在这块土地种田，爷爷的爷爷也在这儿，孙子还在这儿种田，孙子的孙子必定还在这儿。邻居如此，同村人如此，同乡人也是如此，全国之内都是如此。

　　在自然小农经济的社会里，在个人毫无独立、尊严，迁徙自由不知为何物的传统中国，依靠道德不但完全可以解决社会全部问题，而且也只有道德最有效果。因为自然经济社会，人几乎没有利益交换，只存在情感的交流。社会问题，说白了只是骂架与打架问题。情感上欠了债，如果用命令逼还，用法律规还，大家虽然可以扯平，但相互交恶。交恶不但无法还情感债，反而又加一堆包袱。彼此剑拔弩张，不共戴天，见面羞愧，却还要做终生邻居，天天生活在一起，这真是要命。各自低头不见抬头见，子子孙孙还要仇恨积累地生活在一起，这种生不如死的代价，谁也付不起。

　　怎么办？不要讲理，讲情。冤家宜解不宜结，讲和。于是，不要冷硬道理、生硬法律、绝情正义，只讲温暖的情感，求得大家心理舒服，彼此保持一团和气的道德，就成了救命稻草。在群体意识立家、立国的中国，非理性的道德情感，舆论道德的力量，解决了所有社会的纷争。中国文化特别看重一个人的做人，强调要人适应团体，放弃个性，也源于此。说一个人“很简单”是骂，说一个人“很复杂”同样是骂。表扬的说法是“不简单”，“不复杂”，这就是中庸。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正是中庸。

　　舆论道德要做到既可以管人，也可以杀人，首要条件是人没有自由流动与迁徙的自由。离开祖辈的土地，人活不了；而遭遇舆论谴责，人生不如死。这样道德就具备比宗教、法律更大的威慑力。祥林嫂被封建道德活活逼死，也不敢越封建礼教半步，即是例证。

　　传统道德，最大的问题，在伪君子。给老百姓吹风的君子，如果自己本身就不是超人、圣人，而是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他们也经常使坏，却反要求平民百姓做君子，这就很糟糕。譬如孔子，一见老子就被正告：“去子之骄气与多欲”。而号召全国人民“存天理，去人欲”的朱熹，也被人考证自己私欲很多，私生活糜烂。自己是凡人，却要草民做超人，这个弥天大谎，害人至深。这点中西方没有差别。马克吐温小说《谁是败坏赫德莱堡的人？》里，每一个号称正人君子的赫德莱堡人都是事实的骗子、伪君子，都是败坏赫德莱堡的人。

　　传统道德虽然有致命缺陷，但它多少有作用。就是教化者自己明知是假，他们都不信，但被教化的无知识的老百姓多信了。这也就是“礼失求诸野”俗语的由来。自己发明的东西自己弄丢了，结果在深山老林的老农那里借回来了。传统道德虽然是欺骗，但属于善意的欺骗，虽然操纵道德的人可能使恶，但整体是引人向上的。所以它依然可以管理中国社会。

　　道德的不靠谱

　　传统道德在今天中国全面失灵，开始于人口大幅度流动。

　　当代道德失灵的标志性信号，是“秋菊打官司”。村姑秋菊，为了公平正义，开始被唤起理性，试图通过法的途径，为自己“讨个说法”，道德情感被理智开始打开一道口子，理智成了道德千里长堤的一只蚁穴。

　　少有人想过，道德是不能追问的，更不能理性去思考的。你只能相信，除了相信，还是相信。发明道德的孔子，当年面对宰我问：为什么父母死了子女守孝是三年？可不可以短些？或者不守？给我一个道理说服我。孔子回答不出理由来，只好以老师的威严发怒说：动物都知道的事，你居然不知道！这事情是公理，不需要论证。你爱守不守，随你怎么着！孔子这样解释“三年之孝”，实在是无法说服人。因为它本来就不需要理，也不讲“理”，属于“秋菊不能打官司”一类问题，一打孔子准输。

　　当自然经济、农耕社会被市场经济、工业社会完全取代，人的自由流动与人的利益交换，用情感与道德来解决已经完全无效。道理很简单：人一旦允许自由流动，他今天在祁东，明天在广东，后天很可能就到了山东，再后一天极可能已到了纽约东。无论你用多少唾沫星子，也不可能淹得到人。而这样一些自由公民，他们行走江湖，与人的关系，单纯得就只剩一纸契约合同，合同契约如果还靠情感说服，而不靠法律强制，社会将陷入彻底混乱。

　　中国传统道德，是将每个人论证都是好人来设计的。孟子说，人生而具有四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按照这个理论，每个人天生就是好人，只要用道德激发好人的潜能，社会则进入全面和谐。如果你问，万一有人是坏人，或者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坏人，怎么办、怎么防？孔孟没说，他们认为，这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假设！

　　但很不幸，市场经济是将每个人都假定为小人、坏人来设计的。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一是资源都是有限的，二是人都有占有欲望，三是人人都是自私的。三条如果去掉一条，则市场就不存在了。跟雷锋做生意做不起来，他会将自己的东西全部免费赠送给你。如果人人都是雷锋，既不自私，也无占有欲，则商品与钞票全成了多余的累赘之物，他用无私与无欲，证明你做买卖是多此一举。

　　市场经济假定每个人都是小人、坏人，是自私、贪婪的人；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假定我们都是好人，无私的人。这在价值观上，造成对立性的根本冲突。不管理论如何，谁对谁错，事实是，孔子当年用情感、舆论、教化设计出来的传统道德，在遭遇市场经济社会的理性、契约、法治时，开始全面失灵。这在中国顿时造成“道德真空”。

　　我们怎么办？

　　面对礼坏乐崩，有人想到退回去。要恢复到孔子之德。这需要几个条件，一是全面禁止人口流动，让每个人安土不迁，舆论依然可以管人、杀人。二要重新设定人与人的等级，需要规定：人与天天生人格不平等，机会不能均等。这样的情感化人治全面取代理性的法治，如果真正实现，则中国历史会大踏步倒退，退步有可能在一万年以上。

　　但直面现实，需要勇气。

　　孔子当年以人伦来设计道德，遭遇的冲击不是没有。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一句“众生平等”，就让人伦道德像遭遇9级地震。而到了宋朝，随着世俗社会的出现，交易日益频繁，个人的欲望得到伸张，《金瓶梅》所宣扬的价值观对传统道德构成巨大冲击，最后还是周敦颐发明理学，将佛教、道家都儒家化，而朱熹在他的基础上发明“存天理，去人欲”理论，才将人伦道德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

　　社会学只有系统的学说，从来没有绝对的真理。道德从来不是真理，也无法代表真理，说白了，它只是用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的，所以具备很大的人为性、即时性。大家都遵守，它就是对的；大家都违反，它就是错的。比方，就性道德而论，古代中国的一个男人娶许多老婆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度，与今天的“一夫一妻”制度一样，既不符合生物学的真理，也不是社会学的绝对真理。而从人种的生物进化来看，事实最符合自然法则、人性真理的，反倒可能是摩梭族的“走婚制”！古人将“一夫一妻”看成异端，今人又将“走婚制”看成伤风败俗。可见人的道德感具备很大的时效性，它完全可以通过制度的规定，通过管理者的舆论诱导，将绝大多数人的判断扭曲与异化。

　　因为道德仅仅是为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而人为设计出来的，所以，在今天中国人遭遇道德真空的时候，即使我们不需要符合人种生物进化真理的选择，至少也应该为符合未来人类千年的趋势，而做出合理的设计。

　　新道德

　　道德确定无力解决今天社会管理问题。尤其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社会人人变得理性，人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人人都有自己的欲望，人人都想按自己意愿生活，而不愿生活在别人的规划中、设计里，尤其是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生活逻辑，人的价值观已经比万花筒还多样，道德本身被多样化了，道德共识基本都不存在，再奢谈道德救社会，无异于要鸡爬树，请猴子生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理性的事情，只能交给理性去办。市场源于人口流动，成于平等、理性的交换。也只有平等、理性的法律，才可以取代道德空洞而无用的说教，真正解决社会的问题。

　　市场激活了人的欲望。我们需要承认，如果每一个正常人都有的欲望，那么它就是合理的。欲望产生了好的社会作用，应该怎么去用法律保护、肯定；欲望产生了坏的社会作用，应该怎么去用法律惩罚、避免。如果我们只要人有好的欲望，要消灭人坏的欲望，将人类完美到纯洁无暇，我们就需要大刀阔斧来改造人性。这是毛泽东已经做过的事。

　　必须承认人好的欲望与坏的欲望是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好与坏会相互转化。比方江南春利用自己满足虚荣心的欲望来做企业，结果做成了企业家，就是坏转为好。聪明的人，聪明的市场，宽容并接纳不完美人性的所有欲望，同时用理性去做转坏为好的事情。

　　但市场再灵活，法律再完善，人坏的欲望一旦被强化，并且有漏洞可钻，也会多社会造成颠覆性的破坏。市场化最高，法律最完善的美国，三年前来自华尔街的贪婪，首先祭出雷曼兄弟，并以山呼海啸的烈度，吞噬美国的金融，并如巨足猛兽，危及全球，即是“以法治国”神话告破的证明。

　　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只能保证每个个体的权利不受侵犯，而这个权利不外是：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法律无能管到道德。而即使在人口流动的“陌生人社会”，道德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写《国富论》的亚当·斯密，还写了本《道德情操论》。

　　以法治国，以德育人。所以，中国的今天，不是要不要道德，而是需要什么样的道德？

　　我以为很简单，我们需要不能虚假，也无法虚假的道德。

　　这就是我称之为“底线道德”的新道德。

　　中国传统道德，说白了，叫“高调道德”。孔子规定君子之道，标准高得离谱，他说自己也达不到。

　　孔子是圣人，但他规定了一个超人的君子标准，这对中国带来的危害，就是伪君子盛行。历史以下，惟一做到了的，大约只有海瑞。而绝对多数做不到的，除了装，还是装。这就逼得去造假。

　　中国官场“老黄瓜刷绿漆”的造假，怎么也统计不完。晚清时分最多，鸦片战争明明打了败仗，而钦差大臣，封疆大吏给皇帝的奏折，却全是清一色的胜仗。高官们将报告当小说做，有些还增加了细节描写，活灵活现，真的一样。这都是“高调道德”逼的。

　　孔子等于提前两千年给中国人的道德做了个登火星的计划。这个超人才能做到的计划，让所有的常人君子，为了做上以道德教化万民的官员，都用尽千方百计，穷尽小说家的想象，造出了罄竹难书的虚假。

　　要打破“高调道德”，靠“底线道德”。

　　官员不是道德偶像，不是道德拥有者、发言人，官员就只是在为官的技术上比普通公民高一点。

　　不能鼓吹什么圣人、超人，承认即使伟大如毛主席，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这就必须对道德重新寻找一个支点。道德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底线道德”就是将道德建立在自然人性之上。

　　开头说到的“四不承诺”，就是这样一种为官的道德底线。它的好处是实在，无法装，叫人放心。你已经将自己降到地线了，再降就到地下去了。

　　“高调道德”建立在人伦基础上。人伦就是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底线道德”则建立在天赋人权的基础上，强调人性、自然与个体。如果说，“高调道德”是一种“关系道德”，“底线道德”则是一种“人性道德”。 人性与关系比较，要自然，且无假可做。

　　中国当下所以出现道德真空，是因为传统道德已经完全无法适用，而新道德还根本没有生长出来。不愿闭门造车的知识分子，应该勇敢走出书斋，为探索建立中国新道德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