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温州民间资本还需要出路。需要减少管制，打破基础行业的行政垄断和“国进民退”；需要取消各种限购，恢复相关行业和产品的市场属性；需要以核准制来替代审批制，鼓励民资设立私人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

　　温州是我国民间资本和民间金融最为活跃的地区。民间借贷和民间投资形式多样，资金总量大，民众参与度高。据估计，温州目前民间资本已超过6000亿元。又据调查，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1100亿元，民间借贷资金（本）规模达440亿元，年利率180%。但是该市正规金融机构的存贷款规模仍然可观。2011年10月末，也就是民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仍达694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6043亿元，存贷比87%。可以说，民间资本规模与银行存贷款资金规模呈现两分天下的格局。

　　温州可以说是中国民营企业资本自由和经营状况的晴雨表。该地发生民间金融危机，难免震惊“朝野”。

　　有人说，温州的民间金融危机应怪罪于很多温州人家庭和企业的产业和金融“操作”。诚然，这次危机确实因“操作”导致资金成本越来越高，最终触发一系列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但是，温州人工于成本收益计算，没有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其投资总体上应该比较稳健。

　　也有人说，温州人的经营和资金运作依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仰仗“地缘、人缘和血缘”，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这种经营和资金运作方式越来越不适合，越来越需要依靠正式法规制度的约束。但是，无论经营和资金运作是否依赖社会网络，都服从正式法规制度的约束，而且非正规运作还可以求助于习惯法规则的支持，比如民间借贷债务在习惯法上属于无限责任，父债子偿，由此看来，非正规运作在正式法律之外应该反而多了一层保护。看来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深挖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的根源。可以说，这场危机有其宏观、中观与微观背景。

　　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的宏观背景就是通货膨胀高企，也就是货币危机。在处理货币危机时，政府一方面对财政支出包括扩张，另一方面推行严厉的宏观调控。政府主要通过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控制存贷比等手段紧缩货币，导致不仅小微企业信贷难、资金链紧张加剧，甚至像温州的一些龙头企业也出现这类问题，而且最终导致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引起市场恐慌，引致进一步的连锁效应。

　　中观背景就是：温州地区的传统主导产业式微，产品成本高企，价格总体上趋向下滑；经济结构尚未完成转型和升级；同时，政府对很多其他产业的进入管制导致投资渠道少。这里包括政府对基础产业的行政垄断，“国进民退”（如煤炭业），大城市房地产业的限购等等。

　　微观背景是，鉴于上述传统产业风光不再，企业主寻找转型或升级，较大部分的产业资本需要大量撤出传统产业，要么需要转向新的产业，要么转为金融资本投资。

　　据统计，2010年，温州的投资率为33.2%，而浙江省为47%，全国为67%。这组数据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温州人已把投资重心转向民间资本运作；二是温州的一些传统制造产业已经有些日薄西山，每况愈下。而且前者也部分与后者有关。温州人改革开放以来，最初主要从事最末端的纽扣、衣领等生产，随着资金规模的积累，走向更多的民间资本运作也是必然。由于正规金融部门由国家主导，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民间资本的兴起也是一种必然。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温州政府已经稳定了金融局面，消除了市场恐慌。虽然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政策将陆续出台，但远水解不了近渴，部分企业的资金链紧张问题还存在，仍然可能会出现小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问题。不过，经过这场风雨之后，无论是银行资本，还是民间资本，其运作均趋向于更为稳健。

　　但是，隐患还存在。外国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企业主负了巨额债务，就要负债潜逃。这是因为，企业只要没有欺诈行为，完全可以依法申请破产保护，自然人也可以申请个人或家庭破产保护。我国的企业主集资负债后的前景一般不妙。一旦资金链断裂，必然可以被送上法庭，可以“非法集资罪”论处，少则判刑罚款，重则人头落地。而且，只要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了资金并支付了回报，无论企业是否真正吸收了“存款”，均可以根据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判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只要金额重大，涉及诈骗行为，就可以判处“集资诈骗”。但是，企业集资借款往往与吸收“存款”无关，因为只有吸收了资金用于放贷，才真正构成“存款”。看来，我国亟需取消《取缔办法》对“存款”涵义的扩大解释，回归企业集资的自然权利。

　　大量的温州民间资本还需要出路。需要减少管制，打破基础行业的行政垄断和“国进民退”；国有企业需要从所有竞争性和盈利性行业退出；需要取消各种限购，恢复相关行业和产品的市场属性；中央银行应该结束以维持高存款准备率为主的信贷紧缩政策，取而代之以利率市场化，使得银行能够做到风险定价，使得信贷资金的使用者能够反映真实资金成本，使得中小企业的资金可得性能够得以改善；需要以核准制来替代审批制，鼓励民资设立私人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需要大力发展区域性资本市场，鼓励民资设立和参与更多的私募股权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使得一些产业资本能够退出一些已经不经济的传统行业，转化为金融资本，通过私募股权基金或者产业投资基金投放到新的产业，实现产业转型。

　　所有这些政策思考职能在中长期实现，在近期，希望比较渺茫。因此，我只对温州乃至其他地区民资发展的中长期前景仍然保持谨慎看好。中国民资的美好未来还有赖于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