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2）

 

 

 

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肯定会相对慢下来，GDP下降一个百分点，不知有多少企业销售下降、盈利减少，甚至倒闭，劳动者失去工作岗位。尤其是在外需下降、投资增长乏力之时，消费能否增长，是党和政府所担心的核心问题。

 

其实，扩大消费，不仅仅只有降低价格和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两种途径，高收入者才是提高消费的主力军。消费不是一定的，它有弹性空间，有的只要适当放开管制就会扩大消费，甚至有的产品提高价格反而增加消费。

 

同时，我们不要把眼睛只盯着消费品、住房和汽车这些普通消费品上，要把所有的行业都纳入提高消费的视野，把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和服务产品都视同消费品。并伴随政府消费的压缩与下降，提高消费效率。政府消费下降，把公务消费转化成私人消费，更能创造社会财富和提高经济效率。

 

在提高消费的政策设计与发挥生产与消费者的积极性时，不仅企业要细分，销售市场也要细分，企业要找准自己的产品定位和消费人群，形成竞争态势，势必充满竞购气场，一旦形成竞购气场，扩大消费就在其中了。

 

消费是可以创造的，在销售商品过程中有四种需求：一是日常的吃穿用稳定消费。事先就知道和决定需要购买的商品，只是在品牌与价格中选择的消费；二是日常用品有新功能消费。本来不打算购买某一商品，但在市场上看到比较先进或解决了老产品中的矛盾和问题的新产品时，产生购买冲动的消费；三是因为收入增加，能力增强的消费。这种消费是长期积攒下来的，过去没有消费能力，收入提高后，压抑的消费欲望得到满足的消费；四是个人和家庭没有消费期望，但一个全新的产品上市，刺激了一部分消费者的消费冲动，创造了新的消费。政府和企业，要在后三种消费上动脑筋，结合中国实际，改善民生也能扩大消费。

 

一、公共服务产品消费潜力

1、    教育消费：中国的教育产品分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两大类，党和政府近几年，只注意义务教育政府应该承担的义务，却没有考虑学生家长可能承担的教育消费能力，把中国老百姓，笼统地看成是贫困人口似的，压制教育消费。

 

非义务教育公益产品，可以实行优质优价，低质低价。

 

最典型的是清华、北大、人大、科技大、复旦、同济、上交大等名校，生均收费与普通市属专科高校收费没有差距。国立、省立与市立高校之间，不管是教学质量、政府的投入有天壤之别，可学生收费5000左右，近10年没有变化。看起来好像很公平，其实是不公平的。优质教育就应该相对高收费，名校高收费自然会带来贫困家庭的小孩读不起名校，其实，银行只愿意对名校生和优秀人才提供贷款，因为他们的还贷能力强。另外，名校各种名目的助学金来源相对丰富，解决少数名校贫困学生学费问题，比起其他高校，要容易得多。

 

如果清华、北大过去的新生录取分数线是650分，请问，630-649分之间的考生到比650分差在那里，600分以上的高分段的考生之间，其智力差距实际是不大的。降低20分，进入北大、清华的学生就成倍增加，竞争的态势就形成了，有钱者比钱，无钱者比分。清华北大学生收费提高，国家就可以对等减少投入，用于那些没有竞争力或竞争力低下的高校。

 

事实上，高校之间差距非常大，政府教育主管机构十分清楚明白，从大的方面讲，国立、省属和市属高校之间，差距就十分明显。如果不能公平合理地确定，就把各高校主要情况向社会公布，如某专业的教授数等，由考生自主选择。政府只规定几类高校收费标准，允许学校上下浮动30%。自然就能显示出各自的竞争力了，教育部再也不用担心教育质量提不高，也不用设计这项目、那措施，逼高校提高教学质量。

 

义务教育阶段，在目前很难做到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条件下，也可以让民间办高质量的义务教育机构收费上学。政府有义务为绝大多数普通收入家庭，提供公平、免费的义务教育，但没有义务给富裕阶层人群提供超出一般要求的高标准义务教育。如果能让富裕家庭的子女，交费享受优质义务教育资源，既给富裕人群创造了新的选择，又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优质教师也能找到高收入的教育岗位。教师也是人，不是天使，与农民工收入没有差别的教师，高收入比“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实惠，他们还是生活在“有钱就有地位”阶段。这一点，在一般高校里，更加突出。

 

教育，是“人的第二次生产”，它生产的是人的劳动能力，是人生中最大的投资项目。用市场观念看教育消费，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的不同需要，形成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气场，比住房消费与投资的市场更大，对人生和社会更有意义。中国的教育必需有竞争，否则，就没有活力和质量，政府在竞争中用政策调控，才是其真正的义务，并不仅仅是财政拨款占GDP多少就够了。

 

2、    医疗消费：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虽然走了弯路，但现在的顶层设计，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只考虑到普通消费者的医疗消费，没有为富人们设计出高质量、高消费、优服务的医疗消费。目前，事实上存在的“高干病房”，其实，既不是高收费，也不是高质量，只能说是高感情、相对负责和优质服务的医疗，与高质量的治疗与服务，差距较大。

医疗消费，是人的第三次生产，它生产的是人的健康，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和延长人的社会劳动时间。政府在全力办好占人口绝大比例的一般医疗消费的同时，可以考虑给富裕人群创造高质量、高收费、优服务的“三高”医疗消费形式。

 

如：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都应该让有资质的大医院建成股份制的“高收费、高质量、优服务”的医疗机构。把太过集中在特大城的医疗资源，靠市场的力量，流动到股份制“三高”的医疗机构来。甚至，可以创新“三高医疗消费保险”品种，与国家的政策性医疗保障分开，由商业性保险机构运作。政府可不花纳税人一分钱，办成这件事，创造新的消费。

 

3、    养老消费：中国的养老事业方兴未艾，其消费潜力巨大，且没有必要由政府承担财力义务，完全可以由地方政府转交民间机构来运作，政府只充当资质、质量、安全、服务等方面的检查与监督角色。政府只需要对收养、无依靠、无收入、无劳动能力等孤、独、残人群的养老即可，其他正常人群的养老消费，由民间机构来运作。

 

民间养老机构，可以定义为公益性机构。社会公益组织是指那些非政府的、不把利润最大化当作首要目标，且以社会公益事业为主要追求目标的社会组织。早先的公益组织主要从事人道主义救援和贫民救济活动，很多公益组织起源于慈善机构。民间养老机构的公益，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环节和价格管理两个方面。固定资产投资是政府投入的，即国有公益机构，国有养老机构也可以民营，即运行、维修费用和收入持平，或在限定利润率之内的由管理者保本经营，可视为国有民营。如果在经营成本中，固定资产存续期间，逐年收回折旧或贷款的，实际上是私营养老机构。私营养老机构与民营机构的收费差别就在于成本中，是否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一项。

 

我国城市，应该开始建设一定规模的民营或私营养老机构和设施，对长期居住型养老机构适宜于国有民营，对长期、固定、潮汐式养老机构适宜于私营。其规模按城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50%以上的比例建设，且要在城市中心区按人口密度均衡建设，与幼儿园一样纳入城市发展规划。

 

国家应拿出相关建设标准和服务、收费标准，在发展初期，为鼓励需要，收费要低，政府适当补贴至与成本持平，免除政府征收的行政管理费用，免征服务收费的税收。甚至把养老与户籍、购房、个人所得税减免联系在一起。如60岁以上退休老人可以和子女同一城市居住，户籍随迁，夫妻双方老人与子女同居一套住宅，人均住房面积小于20平方的，夫妻双方个人所得税减征额提高1000元，可以购买第二套住房等。

 

4、    育婴消费：婴儿养育，原本是家庭私人事务，但鉴于中国大陆少子女化条件下，为社会未来劳动者负责，尤其是婴儿大脑发育期在三岁前，尤其是祖辈代养的情况大量存在,其健康保育、科学喂养等技术性要求，家庭和祖辈难以做到科学合理喂养，需要社会卫生机构加强健康保育服务与科学喂养指导，以提高婴儿身体健康与智力发育健全。

 

因此，各大社区医院和儿童专科医院，应单设公益性育婴服务机构，从婴儿健康保育、智力激活、科学喂养技术等方面，提供全程、全面、有赏、自愿性服务与指导。甚至国家法律，应对0-3岁婴幼儿养育义务明确政府和生产婴儿食、用品的企业，以及家庭、父母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实行法律保护措施。

 

5、    幼教消费：与婴儿养育同理，幼儿教育也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公益性。在国家实行义务教育条件下，考虑到国家财力的可能，应明确幼儿教育与养老事业同样对待。一是定义为公益性事业；二是实行民营化(现有国有幼教机构，实行股份制改造)；三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四是政府拿出相关建设标准和服务、收费标准；五是幼师实行准入制度；六是政府承担质量、安全、规范与标准的检查监督制度。

 

    幼儿教育机构设置纳入城市规划，且要在城市中心区按人口密度均衡建设，免除政府征收的行政管理费用，免征幼儿教育服务收费的税收。

 

6、    家服消费：家庭服务消费，一般不作为公益性事务看待，这里把家庭服务消费作为公共服务项目列示，主要是从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家庭安全、家庭服务企业布局与减轻家庭劳动负担，提高劳动者休息效率出发，而设置家庭服务企业，超越了目前的物业管理的责任。

 

家庭劳动，主要是指吃、卫生和安全三个方面。

如吃，目前完全商业化，其布局不合理，利润率太高，商业化餐饮服务不能家庭化，家庭化的餐饮服务应该是像“中央厨房”一样的经营模式，成本加加工费的低价服务，只需要买回家加热即可食用，且安全、卫生有保障，方便快捷。

 

家庭卫生，一般都必须是主人在家才可上门服务，这里的家庭卫生服务消费，主张的是，房主与家庭服务组织签署合同，家庭服务组织每天或定期派人进门服务，且无需房主在场。

 

家庭安全也一样，只要与房主与家庭安全保卫机构签署合同，在合同存续期间，房主履行了锁门的责任前提下，家庭财产如有丢失，家庭安全保卫机构按事先约定的价格，无任何条件全额赔赏。

 

现在，城市劳动人口的劳动强度太大，时间太长，压力太大，其身心健康存在较大问题,许多白领人群都是亚健康状态，这对国力和社会劳动效率都可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对此，党和政府只能从家庭劳动社会化、家庭劳动服务企业公共化两个方面做些工作，以减轻高强度劳动者的家务劳动负担。

 

其实，这样的家庭服务企业，不仅可容纳大量贫民劳动力，为身体健康的退休老年人找到发挥余热的平台。而且，还可以赋予企业协助政府做好居民教化、垃圾收集、消防、治安等多功能，为提高城市卫生文明程度做更多工作。在为辖区居民服务的前提下，熟悉区内居民情况，尤其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为城市动员、城市安全、国家安全等方面，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通过服务加强管理，是城市社会加强管理的不二法则。

 

7、    金融消费：金融，本是服务，但反过来讲，对于被服务者来讲，也是一种消费，因为接受服务就会付出费用。我国的金融服务业，已经开设有“私人银行”，但这种“私人银行”只对1000万以上的客户理财。这里的金融消费，是指设置在居民小区的银行网点，直接受理的为居民理财产品，在客户受权的基础上，尽可能专业化地为客户带来收益。

 

现在各大商业银行成立的“私人银行”，实际上是大客户银行，这里的金融消费主张的是普通居民委托理财。其好处是，任何居民只要手里有闲钱，就随时委托银行理财，只要金融政策变更或有更好的理财产品出台，银行在不征询客户意见的条件下，主动、保守帮助客户理财。等于为每一个家庭聘任了一位金融理财专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社会闲散资金冲击市场的风险。

 

这项工作，只需要银行部门扩大营业网点就可以开展的工作，对国家金融事业也有一定的好处。通过服务加强管理，是现代社会经济管理的最佳选择。

 

8、    社保消费：社会保障，本来是政府为居民提供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措施，但对于居民来说，要扣除一定的劳动所得，也是一种消费，它本来就是社会公共福利保障性质，一般都要纳入国家财政预算。

中国的居民社会保障有中国的特殊情况，一是统筹层次低，但总有一天要全国统一；二是不同人群的社会保障待遇不同，尤其是公务员的社会保障相对要高，而且，免交社会保障费，工人的待遇要低，要交社保费，农民虽然免交了社保费，但实际执行的是低保，分配也不合理。

 

国家可以把全国统筹与提高社保额统一起来，任何劳动者都必须交纳社会保障费，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任何性质的工人和职员、个体劳动者，都应强制加入法定统一的社保基本缴费比例，做实个人账户，设计不同档次，自愿缴费档次高的享受高档次的退休金待遇，对特殊人群，如公务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等，规定最低费率和工作年限制，对过去免交社保费的人群，其欠交的社保基金，明确由中央企业利润补足。

 

农民如继续免交社保费，其社保可以维持目前“低保”性质若干年不变。如果全民进社保，必然提高社保收费，社会积累增加，国家调控能力增强。一般来说，增发了多少社保金，就会增加多少社会消费，社会福利的统一与公平，对病、老、残、失业等有国家财力保障，有利于社会稳定，提高国民的幸福感。

 

9、    安全消费：安全既是个人的大事，也是社会和国家的大事。现在是：个人家庭安全可以通过社区家庭服务企业得到解决；公共安全由公安警察组织解决，国家安全由国安系统和军队解决，交通安全由商业保险解决，劳动安全由社保解决，消费全安由生产产品的企业解决。但是，企业经营安全基本没有办法解决（当然，还有矿工、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安全也没有解决好，虽然，有了煤监局、食品药品质量检验局等）。

 

企业经营安全，主要是企业诚信和社会金融灾难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应该成立一个“企业经营安全保险公司”，所有经营企业，每月对每新增一笔应收款项（甚至可以包括新的投资项目），按一定比例交纳保险费，如到期不能收回的款项（和投资损失），交给保险公司收取和赔偿，保险公司当办完收款手续和报损认定后，即付给企业应收款和损失的全部款额。

 

通过国家设立的、专业的保险公司收取欠款和投资损失，既可以减少企业损失，又可以增强社会的诚信的强制力度，有了专业指导与事先预警，还可以减少腐败孳生和经济纠纷。金融企业经营保险，另行设置险种。

 

企业经营安全保险是一笔巨大的企业消费支出，它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稳定器和缓冲器， 是中国企业经营的革命性改革措施。同时，它还可以承担起企业诚信信息采集与服务工作。

 

10、卫生消费：现在城市与乡村的卫生问题十分严重，大城市表面看起来比较干净，但事实上垃圾处理没有实现无害化，既占压土地，又破坏地下水源。农村，不可降解的塑料袋等垃圾随处可见，过去农村特别珍惜的人畜粪便，现在也存在直排河流的现象，因为许多农村人口并不种地，没有粪肥的需要，城市周边和广大农村人群集居地成了垃圾场。而且，中国没有垃圾处理的法律规范，更没有现代无害化垃圾处理的技术与设施。

 

中国大陆原始的垃圾处理办法，跟不上城市人口集居与产品包装带来的垃圾增长，垃圾围城、垃圾污染环境是摆在中国13.4亿人口面前巨大隐患。城乡都必须实行垃圾分类和收费收集，向发达国家学习，开展垃圾无害化和废物利用技术研究，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城乡各种垃圾处理问题。

 

城市粪便应该向农区集中，用于生产有机肥料，不应排向河流；不能回收再利用的垃圾要深埋处理，不得占用土地。伴随分类、收费、收集、无害化处理，将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链条，增加就业，净化城乡环境。

 

二、              私人产品消费潜力

私人产品，是相对公共产品而言，它是指那些具有效用上的可分割性，消费上的竞争性和受益上的排他性的产品。

 

1、    产品功能创新增消费：产品功能创新就是产品更新换代，最典型的是苹果公司生产的智能手机取代目前的手机。他的设计思想就是把电脑简化与手机通话功能融合为一体。它本身没原始技术上的创造性发明，都是现有成功、成熟技术，只是两种电子产品技术重组与融合，乔布斯就是把这个重组的良好的创意，赋诸于实践罢了。

 

创新，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高技术，它起端于“糊思乱想”的创意，实践于企业家，成功者寡。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是在创新中成长起来的，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成为强国。任何企业，只有产品创新，才能经久不衰。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再也不能走模仿、复制的老路了，需要生产出中国特有的产品，需要生产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的产品，这就是经济转型的本质含义。如高铁、杂交水稻就是中国创造。中国企业最稀缺的不是资金、不是原材料、厂房和工人，缺的是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缺的是专利。

 

中国经济转型，最重要的、最直接的动力，是给热衷于创意者以良好的“糊思乱想”的条件与环境，鼓励企业家购买专利技术开发新产品，把“糊思乱想”出的创意赋诸于生产实践，为能解决实践创意中技术问题的工程师们提供较好的待遇。以全新的产品或老产品有新功能来引导消费，促进消费。

 

2、    产品功效创新增消费：春节前，作者在菜市场看到一位下岗工人模样的叫卖者，正在推销一种新拖把，其主要卖点是：拖把有独立的简单的甩干功能。这就解决了拖把重复使过程中，洗净后不能甩干再使用的矛盾。当时就以35元的高价买了一把回家，实践使用效果非常好。老婆从来都不让我买东西，这次得到了她的表扬，儿媳妇回娘家一说，亲家也想买这样的拖把，让儿媳问我在那地方买的。

 

这件事说明，平时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麻烦与不方便，就是我们的企业创新产品设计的源泉所在。日本就有企业，经常请家庭主妇开座谈会，看家庭生活中有那些不方便的地方，那些产品在使用中常常出现麻烦，从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入手，找到开发新产品、改善老产品设计，并赋予老产品以新生命的点子和创意。

 

当然，开发产品的新功效，必然引起同类产品的退市或消失。早就听说，有一种新的洗衣机只用水不需要洗衣粉，这种机器对解决水污染问题是一大贡献，但后来就没有下文，估计是洗衣粉厂把它收购了，不让其生产。这是不正当竞争，政府应该干预。

 

3、    产品品种创新增消费：有一次到一家韩国小商品专卖店一逛，发现各种各样的打火机有几百种供选择，而中国市场上的火机就那么几种，要么是一元、两元一个的低档火机，要么是上百元、几百元的高档火机，可供选择的品种少，没有把火机当玩具、艺术品来设计。

 

中国人设计的房子，都是中规中矩、平平常常、甚至比较死板，没有想象力、没有文化内涵。北京的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都是外国人的作品，新中央电视台的建筑，虽然有争议，但其设想大胆，尤其是结构上，的确有创新之处，是不可否认的。

 

中国的产品设计，总体上没有艺术、没有创意、没有想象力、没有文化内涵、没有民族特色。花色品种单调，只讲实用，不讲艺术、不讲文化、不讲特色。甚至，像故宫这样的建筑样式，也只是模仿式观赏，没有传承。这说明新中国培养的人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缺乏创新意识，缺乏民族文化，缺乏敢想敢干的闯劲。

 

我们必须检讨新中国的教育，任何问题都只有唯一正确选项，没有别的选项，教育出的人才必然是中规中矩、平平常常、顽固死板。物品就是物品，不能赋予其生命、文化和艺术想象。

 

4、    提高使用效果创新消费：中国的产品，在世界上往往以低价取胜，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以最低价格争取市场，经久耐用的传统思想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任何消费者，购买商品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追求的是实用、好用、耐用。购买时的低价格，只能使消费者产生低价购买冲动，但不可能产生再次购买的欲望。实际上，这种低成本、低价格战略不是在占领市场，而是在消灭未来的市场，只是图一时之快，没有永续占领消费市场的能力。

 

中国经济转型，也要把提高产品质量，从性价比上下功夫，不要一味地追求低成本、低价格去占领世界市场，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在实用、好用、耐用三个方面动脑筋，再不要在低成本、低价格上花力气。如果还是低成本、低价格占领市场战略，世界上只可能在非洲能找到少数消费者了。

 

现在，中国农村消费者，再也不是1978年前的经济条件了，低档产品，也要有一定的品质。像“家电下乡”那样，人为降低产品性能，以满足低价需要的事情，再也不能做了。

 

5、    提高使用品质创新消费：任何市场上，都有高、中、低三类，甚至便多消费者细分，产品，也要以高、中、低等多档的功能和价格差别，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但低价格不等于低品质，只能是功能差别，品质应该没有太大差别。

 

其实，低价格、低品质的商品，不仅打击消费者的再次购买欲，而且，其利润率也低，低利润率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人做派。改革开放30年，如果说有“第一桶金”与就业压力的话，到了现在，这两种压力基本不存在了。全国城乡普遍感到招工难，我国货币资源是全世界最充裕的国家，国家正规和大中型企业，都必须向中高档产品生产转轨，从高品质、高价格上做文章。当然，不能都向奢侈品方向发展。

 

为世界名牌产品代工的企业，再不要大力发展了，到此为止，让其自生自灭。也不鼓励国内企业继续为外国企业加工，“三来一补”的外贸模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2012年是对代工和“三来一补”企业“说不”的最好时机，机遇难得，再过几年就会失去这样的好时机。这样的政策，应该说是经济转型的应有之义，在广东，把这种转型形象地称之为“腾笼换鸟”。中国大地的工业生产是到了“腾笼换鸟”的时候了。

 

不仅生产形式要“腾笼换鸟”，对大量消耗能源与资源的钢铁、冶炼、有毒化工等产业，也要严格控制新上生产能力，国内现有生产能力，可以考虑向国外转移。这些行业出口的是产品，换回的是美钞，留下的是污染，有的重金属污染，是上百年都不可能净化的重度污染，为子孙后代留下的是不可生存的土地和水源。

 

6、改善和创新服务增消费：许多产品，售后的服务质量决定产品销售市场，如汽车等。而我国在售后服务方面的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如汽车召回制度等。法制建设滞后，带来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少数几家国际知名大企业，在发达国家都是“好孩子”，怎么一到中国，都一个个变成了“坏孩子”，直得我们深思。

 

主要原因是，我国整体上没有顾客至上的理论与原则性规范，为了发展经济惯坏了企业和资本家。以牺牲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甚至生命换得GDP高增长，是经济发展大环境下的产物。从现在起，我们要以经济转型为契机，树立顾客至上原则，消费者永远都是有理的。我们的生产和管理，销售与消费，都要“以人为本”，全社会所有的生产，都是为人服务的，人才是主体，经济是客体，把颠倒了的顺序再颠倒过来。

 

如果没有树立“以人为本”思想，单纯强调改善和创新服务，是舍本逐末，也不可能真正改善服务。改善和创新服务，既包括生产、销售环节的服务于劳动者，还包括售后服务于消费者。如果是产品质量与设计缺限问题，生产者最终负责全部损失和超额赔偿，且由销售者无理由退换和代垫全部损失和超额赔偿付款。

 

而销售机构收取生产者的入场费，应该立法取消，生产者和销售者共同目标就是为消费者负责，是消费者养育了生产者和销售者，不是政府、官员，更不是资本家。在中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的条件下，政府、官员和资本家，都是消费者养活的。

 

7、降低价格增消费：降价的商品在中国很明显，一是具有超额利润的商品和服务，二是垄断行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这样的商品和服务，任何消费者都能指出一两个典型证例。目前，中国的房产、烟草、供电、电信、金融服务等，都是具有超额利润的商品和服务行业。

 

在任何社会制止度下，超额利润的商品和服务都是不允许的。因此，中国应立法设置“暴利税”和“遗产税”(遗产是代际“暴利”)。中华民族的传统是勤劳致富，“起家如针挑土，败家如水推沙”，细水长流过日子。现在指望一夜暴富的人不在少数，思想上崇拜的是金钱和权利，这种民族品质是不可长久的，人类的精神追求不可建立在金钱和权利之上。

 

市场经济追求的是竞争、权利平等，最终实现均衡，政行和政治权利不得浸入商业竞争领域，金钱的贿赂是不正当竞争，是被禁止的。外国企业在中国的行贿行为，受到其主权国家的反对与查处。近30年，不知有多少干部，甚至高雅的大学负责人，倒在了建筑商设计的金钱贿赂之中。

 

中国的暴利行业和垄断行业，政府必须带领消费者代表，直接干预其价格制定，审查其生产与管理，找到暴利行业和垄断行业浪费、人浮于事、养懒人、高消费、高待遇的证据，在不透露其技术秘密、财务上的核心机密前提下，向社会公布其内部价格组成信息。一要征税，二要降价，通过价、税双重打压，以保正消费者合法权益。否则，就应动用行政权直接限制其价格，打破其市场垄断地位。暴利和垄断，是其行业技术进步与普及的最大障碍，竞争的优胜者，是在社会平均利润率基础之上的技术进步与普及，所带来的技术获利与市场获利。

 

8、提高价格增消费：中国有的商品和服务，就是因为价格太低，生产者没有积极性，收不抵支的现状，阻碍了该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如粮食产业和教育产业，这两个行业是中国最落后的产业群，之所以落后，就是这两大产业群没实现市场竞争，仍然由政府指令性价格控制。虽然粮食价格年年上涨，但都被工业品更高的上涨所吃掉。

 

作者在《中外企业家》杂志上 2009年20期发表了《我们餐餐吃的大米饭应该涨价》一文中，帐算得十分清楚，按相关商品比价计算，2009年末的稻谷价格应该是370-380元一担才对，2012年2月6日，发改委公布的2012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是：每50公斤120元、125元和140元，比2011年分别提高18元、18元和12元。

 

看起来稻谷最低收购价格逐年有所提高，实际是人与汽车的速度差，“小步慢跑”永远也跑不赢汽车，必须从价格比上一次性到位，再“小步慢跑”，我国的农业生产者，才有生产积极性。再如教育，从2004年起，高校收费标准就没有调整，在财政拨款不增加的情况，高校除减少教师工资外，只有压缩教学投入了。

 

粮食，是中国立国之基础，教育，是一国发展之根本。对这两大行业的节流与产出价格限制，必然伤及国之基、国之本。农业，只要价格提高，一两年即可恢复元气，但教育却不是10年20年不可能改变现状的，没有100年是培育不出优质的教育体系。

 

因此，中国的粮食和教育，必须涨价才能促进消费，这两种消费品，只有提高品质，才能增加消费，越是高品质，越能促进国内消费，而不在于价格的高低。

 

9、提高安全增消费：食品与药品的安全，是提高消费的关键。食品和药品都是直接进入人的身体发挥作用的，其营养与药用功能才是主要的，其色像和味道是次要的，如果对身体健康有破坏作用，甚至有致人于死地危险的非安全食品与药品，不从生命权、健康权看，仅仅从经济角度看，不仅不能发展经济，反而不知要抵消掉多少倍的社会劳动，使其无效。

 

因此，对生产销售非安全食品和药品的厂家和商店的处罚，应该是致命的一击，使其经济上“倾家荡产”，不能让其黑心钱照赚，甚至逍遥法外。而且不能仅仅依靠药监局、食监局的力量查处，要发动群众举报，要像“110”一样那么简单普及，打个电话，即有政府执法人员现场处理。同时，政府要代理消费者对所有进入市场的食品和药品进行监管，消费者不是专家，只能视政府的认证放心购买。

 

石家庄“三鹿奶粉事件”，足以告诫食品、药品生产厂家，生产者对消费者不负责，社会对其生存就没有人敢负责任，一旦发现有安全问题，企业必死无疑。而对小作坊，一是打击要严，二是对小作房、个体户等，也应有一个行业准入制度，三是对租房给非法生产商生产场地的，提供原材料的，提供设备和动力的，也应给予一定的处罚。

 

10、旧货捐赠亦能增消费：当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许多旧的消费品弃之可惜，丢了是垃圾，送人怕对方没面子，还特麻烦，卖了也不值钱，只好等着坏了、不能用了再换新的。如家用电器就是如此，旧的家具亦如此，更多的是旧衣服，没有好的处理方法。

 

其实，有的家庭淘汰丢弃的电器、家具、衣物等，大多有七成以上新，完全可继续使用，社会许多困难家庭是求之不得的，尤其是发生天灾大祸的家庭需求更加强烈。但是，社会没有机制让其能体面、方便地选择使用。因此，这项工作最好由城市地方慈善机构来承担。

 

任何有丢弃废旧物品的家庭，只要一个电话，城市地方慈善机构即派人上门登记、运走，如果的确是废品，失去了使用价值，也由慈善机构处理。慈善机构对收集的废旧物品进行分类、整修、消毒、摆放，每周日向社会开放，有需要并合适的，登记后即可自行运走或取走。

 

旧货捐赠式淘汰，既清空了新增消费的空间，又让废旧物品得到合理分配，节约了自然资源。

 

小结：中国城乡社会增消费、促消费的途径和方法很多，有的很难做到，如技术创新等，但也有很多是稍加努力就能实现的。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动机，想不想做，动不动脑，想到了、知道了，做不做，做不做得好。

 

 

                                  2012年2月6日(元宵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