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上篇说到1989年4月中旬，我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调往宁波大学的途中）
1989年4月18日 星期二
昨晚到今晚,我在火车上过了一天。由于太过喜悦和激动,物极必反地让我似乎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也没想。我躺在自己的铺上，不想和旅客们聊天，心里默默地回想着什么。
我临走之前，胡伯伯送过来一包饼干、一听荔枝罐头，一听柠檬罐头和两包花生糖，郭梅阿姨送给我梨、香蕉、瓜子和椰子糖，秋月莉阿姨给我买了几个苹果，我挑出其中的一些带在路上吃；家里又给我准备了饼、茶叶蛋、腊牛肉和易拉罐饮料；我自己还买了几包平时特别喜欢吃的“太阳牌”锅巴。所以，一路上，我的零食真不少。
列车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我站在二节车厢的结合部，临窗眺望宽阔的江面和雄伟的大桥，思绪万千，感慨万端：我在黄土高坡、灞柳风雪的大西北生活了25年后，终于来到了锦绣如画、烟雨朦胧的大江南了！只是我金色的童年，和那个花季的少年，都将永远地留在八百里秦川上滔滔黄河的岸边了！
列车驶进上海站时，我又听到了那曾经很熟悉如今倍感怀的乐曲“夜上海”。广播员动情地说道：“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啊，大上海！我终于走近你了；只可惜，我还是个匆匆的过客，我的上海梦何时才能圆呀！
三阿姨的儿子江利华来火车站接我。也许是由于他才和小王离了婚心情不太好，他看上去不太高兴。到了阿姨家，他们都睡了，利华给我下了一碗馄饨，还放录相给我看。晚上，我和利华、还有小萍的男朋友小卢挤在一张床上，我一到就叫小卢尽快帮我去买到宁波的船票。
1989年4月19日 星期三
清晨5点多钟，三阿姨叫醒了我，说她要去上早班了，问我是不是调成了？我早上8点钟起来，他们都上班去了。我口袋里只有半两上海粮票，买了一块蛋糕当早点，也没法吃我太喜欢吃的生煎馒头了。
中饭时，我和利华凑合着吃了点。傍晚，小萍回来烧饭。一会儿，三阿姨也回来了，还带回了我喜欢吃的臭豆腐干；我和三阿姨、小萍边炸边吃臭豆腐干。
中午，我和施泉根通了电话，他让我晚上去他家玩；晚饭后，我带了两包西安特产——蓼花糖去小施家。我和小施性格相差太远，但人都忠厚老实。
1989年4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我和利华一起去逛龙华庙会。虽然下着雨，逛庙会的人可真不少。我边逛着边吃着：松糕、麻球、吐司、百叶包、鸡鸭血汤，吃了个够。这也算是我的午饭了。
下午，三阿姨下班回来，我跟阿姨去瞿溪路菜场买菜，一路上，我们边走边聊。小萍就要和小卢结婚了。利华和小王离婚后，现在又谈了女朋友小芳；小芳和小王一样，进门不叫人，天天过来，到晚上10点多才走。
昨晚到今晚,我在火车上过了一天。由于太过喜悦和激动,物极必反地让我似乎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也没想。我躺在自己的铺上，不想和旅客们聊天，心里默默地回想着什么。
我临走之前，胡伯伯送过来一包饼干、一听荔枝罐头，一听柠檬罐头和两包花生糖，郭梅阿姨送给我梨、香蕉、瓜子和椰子糖，秋月莉阿姨给我买了几个苹果，我挑出其中的一些带在路上吃；家里又给我准备了饼、茶叶蛋、腊牛肉和易拉罐饮料；我自己还买了几包平时特别喜欢吃的“太阳牌”锅巴。所以，一路上，我的零食真不少。
列车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我站在二节车厢的结合部，临窗眺望宽阔的江面和雄伟的大桥，思绪万千，感慨万端：我在黄土高坡、灞柳风雪的大西北生活了25年后，终于来到了锦绣如画、烟雨朦胧的大江南了！只是我金色的童年，和那个花季的少年，都将永远地留在八百里秦川上滔滔黄河的岸边了！
列车驶进上海站时，我又听到了那曾经很熟悉如今倍感怀的乐曲“夜上海”。广播员动情地说道：“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啊，大上海！我终于走近你了；只可惜，我还是个匆匆的过客，我的上海梦何时才能圆呀！
三阿姨的儿子江利华来火车站接我。也许是由于他才和小王离了婚心情不太好，他看上去不太高兴。到了阿姨家，他们都睡了，利华给我下了一碗馄饨，还放录相给我看。晚上，我和利华、还有小萍的男朋友小卢挤在一张床上，我一到就叫小卢尽快帮我去买到宁波的船票。
1989年4月19日 星期三
清晨5点多钟，三阿姨叫醒了我，说她要去上早班了，问我是不是调成了？我早上8点钟起来，他们都上班去了。我口袋里只有半两上海粮票，买了一块蛋糕当早点，也没法吃我太喜欢吃的生煎馒头了。
中饭时，我和利华凑合着吃了点。傍晚，小萍回来烧饭。一会儿，三阿姨也回来了，还带回了我喜欢吃的臭豆腐干；我和三阿姨、小萍边炸边吃臭豆腐干。
中午，我和施泉根通了电话，他让我晚上去他家玩；晚饭后，我带了两包西安特产——蓼花糖去小施家。我和小施性格相差太远，但人都忠厚老实。
1989年4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我和利华一起去逛龙华庙会。虽然下着雨，逛庙会的人可真不少。我边逛着边吃着：松糕、麻球、吐司、百叶包、鸡鸭血汤，吃了个够。这也算是我的午饭了。
下午，三阿姨下班回来，我跟阿姨去瞿溪路菜场买菜，一路上，我们边走边聊。小萍就要和小卢结婚了。利华和小王离婚后，现在又谈了女朋友小芳；小芳和小王一样，进门不叫人，天天过来，到晚上10点多才走。
利华和小王结婚时，三阿姨问妈妈借了600元钱，至今已经2年多了还没有还，前不久，妈妈让我写信问这钱的事；今天，三阿姨很生气地说到了这件事：“实话告诉你，这次你写信来要钱，你姨夫很不高兴。”她还对邻居们说：“我算看透了，兄弟姐妹之间，都是个钱。”
讲归讲，三阿姨良心是很好的，对我也特别得好：她不顾小萍在一旁地极力反对，把三姨夫在单位里发的电动剃须刀送给我；吃晚饭时，三阿姨一个劲地让我多吃一点，三姨夫在一旁话里有话：“你阿姨是怕你吃不饱”。
晚上，我去五阿姨家玩，五阿姨当我又来他们家“刮饭”了，一副冷冷的样子，倒是五姨夫挺热情的，一见我就说：“刚才我还在想，海勇怎么不来玩了？”我临走时，五姨夫把我送到12路公交车的卢家湾站头，一直在给我讲他正在办去澳大利亚留学的事。
我和五姨夫正站在汽车站头说话呢，利华骑着自行车匆匆地赶来了，说是小卢拿来了火车票，时间很紧，是今晚11点17分的97次列车。利华用自行车带我回到了三阿姨家，我匆匆地收拾着行李物品。三阿姨在阁楼上大声地喊道：“来不及了，利华，你不要叫他去呀！”小萍巴不得我早走：“票很难买，退掉再买要5天以后了”。利华和女友小芳分别用自行车带着我和行李，送我到109路汽车站；利华和我搭乘109路车去火车站。还好，11点5分，我终于登上了上海开往宁波的火车；利华等车开了才走的。
列车开动了，我就这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离开了上海。宁波，这个我仅有一面之缘、目前还很陌生的城市在等待着我，不知到那里后，我又会有怎样的命运轨迹呢？
1989年4月21日 星期五
从上海开往宁波的火车途径杭州，早就听说过具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誉的风光名城杭州了，不过，我还从来没有去过。车停杭州站时，我在站台上买了一盒豆腐干和一包小蛋糕。此外，火车还经过了名城嘉兴和绍兴，不过夜间行车，什么也看不见；我听妈妈说过，我外婆是嘉兴人。
这趟火车虽是夜间行车，车厢里却是非常拥挤，站在我座位旁边过道里的一位中年妇女和我聊得非常投机：她叫沈芳，是宁波电视台的制片人，才从渡口市领了她参与制作并出演的甬剧电视剧《田螺姑娘》的戏曲电视剧奖回来。她很健谈，我又极喜欢影视，加上为了驱赶夜晚的困倦，我们俩一路上有说不完的话；路上有人下车后，我们俩坐在了一起，聊起来就更投机了，她还特意留给我她家里和单位的电话号码。
5点天就亮了，我从火车车窗望出去，满目的青苗和水面，让我赏心悦目。早上7点钟，火车经过了8个多小时的奔驶之后到达宁波站。出站后，我和沈芳都坐1路汽车，她从东门口下了，我到底再换5路汽车到宁波大学。
重新站在了宁波大学的校门口时，我忽然觉得没有第一次我感到的那么美了，主教学楼也没有上次我看到的那么高大了，也许第一次是新鲜给了我有些夸张地错觉吧！走在校园里，我觉得空荡荡的，只看到几个人，我直奔人事处所在的行政楼而去。
一到人事处报到，我先是填表。一会儿，法律系书记冯振堂来接我，安排我住进了校园里的小宾馆209号房间。下午2点，有两个学生过来，车停在小宾馆门口，他们帮我去火车站的行李房取我从西安寄到宁波来的行李。
晚饭后，法律系的同事邹日强来叫我去听北大龚祥瑞教授的答学生问。我听了一会儿，心还在飞，脑子很乱，也听不进去，就先走了。回到宾馆房间，给家里写信。正写着，法律系同事徐剑虹来看我，邹日强又来了，小徐说了几句先走了；小邹坐了两个多小时才走，他详细地给我说了宁波大学校里和系里的情况。
这一天，我经历的事太多、太乱也太杂，脑子里乱哄哄的，整个人都像是在天上飘着。
1989年4月22日 星期六
我要去宁波市人事局办人事关系的转移接续手续，也顺便在市里转转。早起我给家里写好的信，正好带到宁波市里的大邮局去发了。与我之前熟悉的繁华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以及省会古城西安的城区相比，宁波是座江南小城：它的整个城区，好像只有从最繁华的东门口到相对冷清的西门口这一条主要商业街。我一边转着，一边买了些生活日用品：肥皂、牙膏、洗衣粉，和两条棉毛短裤。
下午回到学校，我在校内各处科室转着盖章子。
晚上，法律系同事何松明和丁寰祥来看我，昨天我已经在法律系的办公室里见过小何了。
1989年4月23日 星期六
早上，我给在火车上偶然相遇而认识的沈芳打电话，我在宁波举目无亲的，和同事也还不熟悉，我想去她那里玩玩；她说她晚上要给父母过生日，让我一起去，人家家里的亲情聚会，我去插一脚不合适吧？我说以后再去。
下午，我又进城玩了：买了个藏青色的牛津布旅行箱，72元；买了件上海“康派司”牌的衬衫，28元，以前我买的衬衣大多是10元钱左右一件的。
晚饭时，我在“宁波汤团店”吃的小笼包子和酒酿鸡蛋汤。
1989年4月24日 星期一
我在小宾馆里住了三天后，今天，学校给我分了临时性的宿舍，校内6号学生宿舍楼405室：目前就我一个人住，内有四张床、两张桌子和四张凳子。这是新建的学生宿舍，89届新生入学要住的，我这是暂时住住。我今天一拿到宿舍的钥匙，我就搬了过去。
我在学校旁边的“宁大综合商场”里买了不少东西：两个塑料热水瓶、手纸、木夹子、鞋油、鞋刷子和尼龙板刷。
下午，我进城买了个樟木箱，75元。昨天和今天我买的两个箱子，都是在东门口的华联商厦买的。
晚上，我在新分配的宿舍里收拾东西，整理衣服和书籍。这样，我暂时算是安定下来了。
1989年4月25日 星期二
中午，我正在学校的小餐厅里吃饭呢，冯书记来叫我，说是去接新来的老师——从廊坊调来的翟宏图夫妇。我饭还没有吃完，就端着在车上接着吃。到了火车站，我们俩都不认识翟老师，要写个牌子才行：我们都没带纸笔，我找了两张广告纸，翻过来正好能用；又借了一支钢笔，冯书记把墨水挤出来、滴在我的手上，我用手指写了“翟宏图”的名字，我就拿着这张纸在出站口站着。接到了翟老师夫妇，也是安排他们在校内的小宾馆住下。
今天，我们法律系还有一个新老师来报到，是从西宁调来的胡明坤老师，翟、胡二位都是副教授。
1989年4月26日 星期三
身份证照片的事好烦：我原来的照片，说是纹纸的不行，我洗了光纸的出来，又说侧身的不行；没办法，我今天下午专程去东门口的“东海”照相馆照了张正面的。
今晚，我一连写了五封信，给张玉洪、吴寿红、吴世龙、王太喜和王淑荣。
来宁波几天，发现怪事真不少。首先是我带来的全国粮票宁波不能用，听说办好户口要几个月时间，我就到膳食科去借了50斤宁波粮票，借是借了，难听话也说了不少；开始他们说让我去找私人借，我刚来，人地生疏，所需粮票数额又大，我找谁去借呢？我准备实在不行，就到定海叔叔家里求援去。
还有就是过来寄行李，买车票，花了170多元钱，西电只给了我100元的派遣费，当时说是多退少补的；可这里却说，多不退、少也不补。早知这样，书也不要都带来了，也不用寄快件了，真让人扫兴。我日夜思念的宁波大学，难道就是以这副姿态来欢迎我吗？人们对向往的事情总是期望值过高。
1989年4月27日 星期四
我还是在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读书时第一次吹头发，这基本安定下来后，我看到校园里有个小理发室，就想试试看；今天连理带吹1元3，服务态度热情，做活儿也认真，水平还凑合，这是我第二次吹头发。
下午我去市里取相片，顺便去立新浴室洗了个澡，4角5；洗惯单位内部的大澡堂了，我对公共大浴室感到很不习惯。宁波大学内洗澡不太方便，每星期二、六，中午12点-1点半，就这么一会儿时间。
1989年4月28日 星期五
我在西安时曾想过：宁大会不会有健身房？来这一看，果然有健身房：一套全新的健身器材，就像在电影、电视和画报上经常看到的那样；我每种都试了试，很有意思，比单纯地举哑铃、撑双杠要有意思多了。等心静下来，我想坚持练练，这真是难得的健身条件！
下午，我去轮船码头看看，“五一”节休假加上星期天就是两天，我想去定海叔叔家玩玩正合适。
来宁波最难得就是大晴天了，不是阴就是雨，风还挺大。
上个星期五，我一大清早踏进宁大的校园，至今正好一星期了，这一星期，我感到比平常时候的一年还要漫长，多种感觉交织在心头：新鲜、寂寞、希望、失望、猜疑、梦想、烦恼等等。搏击中的人，都要经历一番复杂的心理历程，有时是痛苦的挣扎！
系里发的票， 晚上，我在里厦礼堂看电影，捷克片《可爱的小村庄》。不知是我的心情原本就不好，还是影片本身不太好看，我觉得片子里的村庄没有丝毫可爱之外，真让我看不下去，我耐着性子，总算看完了。宁波大学连个像样的礼堂都没有，所谓的“里厦礼堂”，名字好听，其实就是一幢尚未拆除的村屋，大概原来是用来召开村民大会用的。
1989年4月29日 星期六
下午一点半，在阶一教室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学校书记讲了这一阵学生闹事的情况：学生们在晚上熄灯后，有人喊口号“打倒共产党”；别的地方学生闹事，也有点名国家领导人的。
我来宁波大学报到那天，一进门，就看到旗杆底座上靠着一个花圈；进到教学楼里，我又看到教学楼大厅里摆了一圈花圈和挽联。途径上海停留时，我从广播里听到北京、西安学生闹事的事。今天，校书记又讲了杭州学生闹事的事，和宁大校园里学生的骚动。
我记得胡耀帮在位时，很多人都对他邀请3千名日本青年来华参观表示不满，对他缺乏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风采表示遗憾，现在胡倒台了，却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心，死后赢得了一片赞颂扬声。这种现象似乎不可思议。我认为：学生闹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悼胡是幌子，以此表示对专制特权的强烈不满才是真意；改革开放打开的窗户让国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外面浓厚的民主气氛令青年学生们羡慕不已，可中国社会几经变迁后，时代不同了，中国的专制主义还是如此地强烈！这几年，国内领导人频繁地更替，可国内的民主进程却是停滞不前，官僚主义如此严重，学生心中的积愤日深，悼胡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借口！
我在宿舍里，昨天晚上11点（学生宿舍熄灯时）多，就听到学生们在放鞭炮、唱歌；早上出来，我看到学生宿舍楼旁边的路上，有很多摔碎的玻璃片。
下午，法律系办公室的秘书冯惠玲对我说，学校里有人打听我，问我想找个什么样的人？我刚来，也不知是谁在打听我。听说这个学校年青人一结婚就有房子，二室一厅，这对我太有吸引力了：有了房子生活才能安定，父母也才能接过来和我一起在江南生活。
1989年4月30日 星期日
我早上5点起床，乘头班5路汽车，赶到轮船码头；可惜，6点50分去定海的车客渡汽车票已经卖完了。我只得排队买船票，站了半小时队，总算买到了下午1点半的票。
时间还早，我去中山路上转转，不知不觉地，我来到了城隍庙。又到这里了，去年来宁波大学联系工作时，我来这吃过小吃，来去匆匆，可我一直难以忘怀。上次来这里，我要了一碗牛肉汤面、一碗牛肉粉丝汤、喝二两生煎包子；这次是一碗牛肉汤面、一碗牛肉粉丝汤，没有生煎包子，买了一笼南翔小笼（2元）。
轮船下午2点钟才起航，上次是铺位，这次是座位。我的票是上舱的，我却跑到中舱去了；直到4点钟，别人告诉我是上舱票我才知道，真是笑话！。我找到了我上舱的位子，有人坐着，我让他走开，他很不高兴。我看到我面前的桌上放着一个空的饮料罐，我随手扔在了地上，然后，放上我买的糕点；这空罐是那人的，那人蛮不讲理，硬把我的糕点塞给我，然后放上他的空罐。乘船就一会儿时间，为放点东西针锋相对真不值得。我看他的妻儿就在旁边，我说：“就你这样子，孩子将来教育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他笑了。
讲归讲，三阿姨良心是很好的，对我也特别得好：她不顾小萍在一旁地极力反对，把三姨夫在单位里发的电动剃须刀送给我；吃晚饭时，三阿姨一个劲地让我多吃一点，三姨夫在一旁话里有话：“你阿姨是怕你吃不饱”。
晚上，我去五阿姨家玩，五阿姨当我又来他们家“刮饭”了，一副冷冷的样子，倒是五姨夫挺热情的，一见我就说：“刚才我还在想，海勇怎么不来玩了？”我临走时，五姨夫把我送到12路公交车的卢家湾站头，一直在给我讲他正在办去澳大利亚留学的事。
我和五姨夫正站在汽车站头说话呢，利华骑着自行车匆匆地赶来了，说是小卢拿来了火车票，时间很紧，是今晚11点17分的97次列车。利华用自行车带我回到了三阿姨家，我匆匆地收拾着行李物品。三阿姨在阁楼上大声地喊道：“来不及了，利华，你不要叫他去呀！”小萍巴不得我早走：“票很难买，退掉再买要5天以后了”。利华和女友小芳分别用自行车带着我和行李，送我到109路汽车站；利华和我搭乘109路车去火车站。还好，11点5分，我终于登上了上海开往宁波的火车；利华等车开了才走的。
列车开动了，我就这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离开了上海。宁波，这个我仅有一面之缘、目前还很陌生的城市在等待着我，不知到那里后，我又会有怎样的命运轨迹呢？
1989年4月21日 星期五
从上海开往宁波的火车途径杭州，早就听说过具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誉的风光名城杭州了，不过，我还从来没有去过。车停杭州站时，我在站台上买了一盒豆腐干和一包小蛋糕。此外，火车还经过了名城嘉兴和绍兴，不过夜间行车，什么也看不见；我听妈妈说过，我外婆是嘉兴人。
这趟火车虽是夜间行车，车厢里却是非常拥挤，站在我座位旁边过道里的一位中年妇女和我聊得非常投机：她叫沈芳，是宁波电视台的制片人，才从渡口市领了她参与制作并出演的甬剧电视剧《田螺姑娘》的戏曲电视剧奖回来。她很健谈，我又极喜欢影视，加上为了驱赶夜晚的困倦，我们俩一路上有说不完的话；路上有人下车后，我们俩坐在了一起，聊起来就更投机了，她还特意留给我她家里和单位的电话号码。
5点天就亮了，我从火车车窗望出去，满目的青苗和水面，让我赏心悦目。早上7点钟，火车经过了8个多小时的奔驶之后到达宁波站。出站后，我和沈芳都坐1路汽车，她从东门口下了，我到底再换5路汽车到宁波大学。
重新站在了宁波大学的校门口时，我忽然觉得没有第一次我感到的那么美了，主教学楼也没有上次我看到的那么高大了，也许第一次是新鲜给了我有些夸张地错觉吧！走在校园里，我觉得空荡荡的，只看到几个人，我直奔人事处所在的行政楼而去。
一到人事处报到，我先是填表。一会儿，法律系书记冯振堂来接我，安排我住进了校园里的小宾馆209号房间。下午2点，有两个学生过来，车停在小宾馆门口，他们帮我去火车站的行李房取我从西安寄到宁波来的行李。
晚饭后，法律系的同事邹日强来叫我去听北大龚祥瑞教授的答学生问。我听了一会儿，心还在飞，脑子很乱，也听不进去，就先走了。回到宾馆房间，给家里写信。正写着，法律系同事徐剑虹来看我，邹日强又来了，小徐说了几句先走了；小邹坐了两个多小时才走，他详细地给我说了宁波大学校里和系里的情况。
这一天，我经历的事太多、太乱也太杂，脑子里乱哄哄的，整个人都像是在天上飘着。
1989年4月22日 星期六
我要去宁波市人事局办人事关系的转移接续手续，也顺便在市里转转。早起我给家里写好的信，正好带到宁波市里的大邮局去发了。与我之前熟悉的繁华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以及省会古城西安的城区相比，宁波是座江南小城：它的整个城区，好像只有从最繁华的东门口到相对冷清的西门口这一条主要商业街。我一边转着，一边买了些生活日用品：肥皂、牙膏、洗衣粉，和两条棉毛短裤。
下午回到学校，我在校内各处科室转着盖章子。
晚上，法律系同事何松明和丁寰祥来看我，昨天我已经在法律系的办公室里见过小何了。
1989年4月23日 星期六
早上，我给在火车上偶然相遇而认识的沈芳打电话，我在宁波举目无亲的，和同事也还不熟悉，我想去她那里玩玩；她说她晚上要给父母过生日，让我一起去，人家家里的亲情聚会，我去插一脚不合适吧？我说以后再去。
下午，我又进城玩了：买了个藏青色的牛津布旅行箱，72元；买了件上海“康派司”牌的衬衫，28元，以前我买的衬衣大多是10元钱左右一件的。
晚饭时，我在“宁波汤团店”吃的小笼包子和酒酿鸡蛋汤。
1989年4月24日 星期一
我在小宾馆里住了三天后，今天，学校给我分了临时性的宿舍，校内6号学生宿舍楼405室：目前就我一个人住，内有四张床、两张桌子和四张凳子。这是新建的学生宿舍，89届新生入学要住的，我这是暂时住住。我今天一拿到宿舍的钥匙，我就搬了过去。
我在学校旁边的“宁大综合商场”里买了不少东西：两个塑料热水瓶、手纸、木夹子、鞋油、鞋刷子和尼龙板刷。
下午，我进城买了个樟木箱，75元。昨天和今天我买的两个箱子，都是在东门口的华联商厦买的。
晚上，我在新分配的宿舍里收拾东西，整理衣服和书籍。这样，我暂时算是安定下来了。
1989年4月25日 星期二
中午，我正在学校的小餐厅里吃饭呢，冯书记来叫我，说是去接新来的老师——从廊坊调来的翟宏图夫妇。我饭还没有吃完，就端着在车上接着吃。到了火车站，我们俩都不认识翟老师，要写个牌子才行：我们都没带纸笔，我找了两张广告纸，翻过来正好能用；又借了一支钢笔，冯书记把墨水挤出来、滴在我的手上，我用手指写了“翟宏图”的名字，我就拿着这张纸在出站口站着。接到了翟老师夫妇，也是安排他们在校内的小宾馆住下。
今天，我们法律系还有一个新老师来报到，是从西宁调来的胡明坤老师，翟、胡二位都是副教授。
1989年4月26日 星期三
身份证照片的事好烦：我原来的照片，说是纹纸的不行，我洗了光纸的出来，又说侧身的不行；没办法，我今天下午专程去东门口的“东海”照相馆照了张正面的。
今晚，我一连写了五封信，给张玉洪、吴寿红、吴世龙、王太喜和王淑荣。
来宁波几天，发现怪事真不少。首先是我带来的全国粮票宁波不能用，听说办好户口要几个月时间，我就到膳食科去借了50斤宁波粮票，借是借了，难听话也说了不少；开始他们说让我去找私人借，我刚来，人地生疏，所需粮票数额又大，我找谁去借呢？我准备实在不行，就到定海叔叔家里求援去。
还有就是过来寄行李，买车票，花了170多元钱，西电只给了我100元的派遣费，当时说是多退少补的；可这里却说，多不退、少也不补。早知这样，书也不要都带来了，也不用寄快件了，真让人扫兴。我日夜思念的宁波大学，难道就是以这副姿态来欢迎我吗？人们对向往的事情总是期望值过高。
1989年4月27日 星期四
我还是在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读书时第一次吹头发，这基本安定下来后，我看到校园里有个小理发室，就想试试看；今天连理带吹1元3，服务态度热情，做活儿也认真，水平还凑合，这是我第二次吹头发。
下午我去市里取相片，顺便去立新浴室洗了个澡，4角5；洗惯单位内部的大澡堂了，我对公共大浴室感到很不习惯。宁波大学内洗澡不太方便，每星期二、六，中午12点-1点半，就这么一会儿时间。
1989年4月28日 星期五
我在西安时曾想过：宁大会不会有健身房？来这一看，果然有健身房：一套全新的健身器材，就像在电影、电视和画报上经常看到的那样；我每种都试了试，很有意思，比单纯地举哑铃、撑双杠要有意思多了。等心静下来，我想坚持练练，这真是难得的健身条件！
下午，我去轮船码头看看，“五一”节休假加上星期天就是两天，我想去定海叔叔家玩玩正合适。
来宁波最难得就是大晴天了，不是阴就是雨，风还挺大。
上个星期五，我一大清早踏进宁大的校园，至今正好一星期了，这一星期，我感到比平常时候的一年还要漫长，多种感觉交织在心头：新鲜、寂寞、希望、失望、猜疑、梦想、烦恼等等。搏击中的人，都要经历一番复杂的心理历程，有时是痛苦的挣扎！
系里发的票， 晚上，我在里厦礼堂看电影，捷克片《可爱的小村庄》。不知是我的心情原本就不好，还是影片本身不太好看，我觉得片子里的村庄没有丝毫可爱之外，真让我看不下去，我耐着性子，总算看完了。宁波大学连个像样的礼堂都没有，所谓的“里厦礼堂”，名字好听，其实就是一幢尚未拆除的村屋，大概原来是用来召开村民大会用的。
1989年4月29日 星期六
下午一点半，在阶一教室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学校书记讲了这一阵学生闹事的情况：学生们在晚上熄灯后，有人喊口号“打倒共产党”；别的地方学生闹事，也有点名国家领导人的。
我来宁波大学报到那天，一进门，就看到旗杆底座上靠着一个花圈；进到教学楼里，我又看到教学楼大厅里摆了一圈花圈和挽联。途径上海停留时，我从广播里听到北京、西安学生闹事的事。今天，校书记又讲了杭州学生闹事的事，和宁大校园里学生的骚动。
我记得胡耀帮在位时，很多人都对他邀请3千名日本青年来华参观表示不满，对他缺乏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风采表示遗憾，现在胡倒台了，却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心，死后赢得了一片赞颂扬声。这种现象似乎不可思议。我认为：学生闹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悼胡是幌子，以此表示对专制特权的强烈不满才是真意；改革开放打开的窗户让国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外面浓厚的民主气氛令青年学生们羡慕不已，可中国社会几经变迁后，时代不同了，中国的专制主义还是如此地强烈！这几年，国内领导人频繁地更替，可国内的民主进程却是停滞不前，官僚主义如此严重，学生心中的积愤日深，悼胡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借口！
我在宿舍里，昨天晚上11点（学生宿舍熄灯时）多，就听到学生们在放鞭炮、唱歌；早上出来，我看到学生宿舍楼旁边的路上，有很多摔碎的玻璃片。
下午，法律系办公室的秘书冯惠玲对我说，学校里有人打听我，问我想找个什么样的人？我刚来，也不知是谁在打听我。听说这个学校年青人一结婚就有房子，二室一厅，这对我太有吸引力了：有了房子生活才能安定，父母也才能接过来和我一起在江南生活。
1989年4月30日 星期日
我早上5点起床，乘头班5路汽车，赶到轮船码头；可惜，6点50分去定海的车客渡汽车票已经卖完了。我只得排队买船票，站了半小时队，总算买到了下午1点半的票。
时间还早，我去中山路上转转，不知不觉地，我来到了城隍庙。又到这里了，去年来宁波大学联系工作时，我来这吃过小吃，来去匆匆，可我一直难以忘怀。上次来这里，我要了一碗牛肉汤面、一碗牛肉粉丝汤、喝二两生煎包子；这次是一碗牛肉汤面、一碗牛肉粉丝汤，没有生煎包子，买了一笼南翔小笼（2元）。
轮船下午2点钟才起航，上次是铺位，这次是座位。我的票是上舱的，我却跑到中舱去了；直到4点钟，别人告诉我是上舱票我才知道，真是笑话！。我找到了我上舱的位子，有人坐着，我让他走开，他很不高兴。我看到我面前的桌上放着一个空的饮料罐，我随手扔在了地上，然后，放上我买的糕点；这空罐是那人的，那人蛮不讲理，硬把我的糕点塞给我，然后放上他的空罐。乘船就一会儿时间，为放点东西针锋相对真不值得。我看他的妻儿就在旁边，我说：“就你这样子，孩子将来教育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他笑了。
我敲响了叔叔家的门，大妹文霞开门后楞了一下，我笑道：“不认识了？”她很快就认出我来了。也难怪，我们1981年到现在有8年没见了！房间里聚集了不少年青人：小妹明霞和男朋友陈华强，文霞大学的同班同学揭清和男友严建华，还有文霞的一个同事。桌上放了许多菜，我还以为是几个年青人在搞聚餐呢，原来是文霞明天要举行婚礼了，我来得太巧了！
文霞的同事先走了，其他人一起去叔叔家位于西大街85号的老房子里，叔叔和婶婶见了我很冷淡；晚饭很丰富，几个年青人说说笑笑地好热闹，揭、严二位，是专门从金华赶来参加文霞的婚礼的。
晚饭前，我特意去隔壁的小叔叔家里看看，小婶婶一个人在；我1981年来过，她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 见了我，她冷漠地就像是对经常看见的邻居。
晚饭后，我和揭、严去看文霞的新房：全套组合家具、席梦思床、转角沙发、冰箱、彩电、双杠洗衣机、录音机、电风扇、吊灯、壁灯，按现在的标准，可谓“一应俱全了！二人还专门去上海采办结婚用品和衣服。我说：“全部加起来要一万了吧”？文霞说：一万不止。
堂弟宁宁去普陀山玩了，今晚没回来，我一个人睡。
文霞结婚，父母去年就寄给叔叔50元钱，可现在50元太少了，我来了正好碰上，来时只拿了十几元钱的糕点，还是再给50元礼金吧，我就又给文霞50元钱。文霞客气了一下：“二伯伯已经给过了”；我说：“这是哥哥给妹妹的。”婶婶在一旁笑出声来。
晚饭时，我提到了粮票的事，可没人说给我拿些浙江粮票。婶婶说，他们领的都是定海粮票；我记得上次我来定海时，妹夫宁建给过我浙江省粮票的，可他吃晚饭时也没有响。晚饭后，在我给了文霞50元钱后，明霞拿给我20斤浙江省粮票说：“这是我以前存的，就这些了”。这也许是婶婶让她给我的吧？
文霞的同事先走了，其他人一起去叔叔家位于西大街85号的老房子里，叔叔和婶婶见了我很冷淡；晚饭很丰富，几个年青人说说笑笑地好热闹，揭、严二位，是专门从金华赶来参加文霞的婚礼的。
晚饭前，我特意去隔壁的小叔叔家里看看，小婶婶一个人在；我1981年来过，她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 见了我，她冷漠地就像是对经常看见的邻居。
晚饭后，我和揭、严去看文霞的新房：全套组合家具、席梦思床、转角沙发、冰箱、彩电、双杠洗衣机、录音机、电风扇、吊灯、壁灯，按现在的标准，可谓“一应俱全了！二人还专门去上海采办结婚用品和衣服。我说：“全部加起来要一万了吧”？文霞说：一万不止。
堂弟宁宁去普陀山玩了，今晚没回来，我一个人睡。
文霞结婚，父母去年就寄给叔叔50元钱，可现在50元太少了，我来了正好碰上，来时只拿了十几元钱的糕点，还是再给50元礼金吧，我就又给文霞50元钱。文霞客气了一下：“二伯伯已经给过了”；我说：“这是哥哥给妹妹的。”婶婶在一旁笑出声来。
晚饭时，我提到了粮票的事，可没人说给我拿些浙江粮票。婶婶说，他们领的都是定海粮票；我记得上次我来定海时，妹夫宁建给过我浙江省粮票的，可他吃晚饭时也没有响。晚饭后，在我给了文霞50元钱后，明霞拿给我20斤浙江省粮票说：“这是我以前存的，就这些了”。这也许是婶婶让她给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