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末,一位朋友要我以一句话表达对世界能源形势的看法。我答曰:在有诸多不确定性的世界上,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和能源消费增长的重心已经越来越明显地东移。加之大家已经熟悉的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中国持续稳定发展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世界经济发展重心东移:中国成为新引擎
进入本世纪以来,经合组织(OECD)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非OECD国家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两类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总体差距更进一步拉大。而后者整体发展速度最快的又是东亚和南亚地区,该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则是当之无愧的领跑者。世界经济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已经移到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南亚弧形地带。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料,世界按汇率计算的生产总值(GDP)在2000~2010年间世界总值增长率为6.92%,相比之下,美国、欧盟和日本低于世界均值,分别为3.95%、6.70%和1.58%,中国和印度却明显高于世界均值,分别为17.24%和12.35%,日本同期GDP年增率仅为1.58%。与之相应,美国、欧盟、日本各自的全球GDP份额从2000年的30.88%、26.40%、14.47%,降低到2010年的23.30%、25.88%、8.68%;中国和印度的全球GDP份额则分别从3.72%、1.49%,上升至2010年的9.34%、2.44%。
10年间,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贸易量由第6位上升到第2位、其中出口额跃居第1位,成为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和第2大对外净债权国。在中国高速增长带动下,东盟10国经济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就连属于OECD国家的澳大利亚也因大量向中国输出原材料而使2000~2010年间增长率达11.91%。中国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一起对世界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据野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Paul Sheard透露,2011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的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有42%来自中国,2012年其贡献率还要增大、与印度合计可占的近60%。综合看,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
全球能源消费重心东移:东亚南亚石油消费将超美欧
与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东移同步的是能源消费增长重心的变化。
二战后,作为“世界油库”的中东,其原油绝大部分流向大西洋(600558,股吧)两岸、特别是欧洲和北美。可以说是中东廉价原油帮助了西方的经济复兴。两次石油危机后,东亚的日本和继之而起的“四小龙”经济迅速发展,分流了部分中东石油的出口。而在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世界基础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电和核电,未计入新能源)消费总量的年增率为2.67%,北美、欧洲和独联体地区的这一增长率仅为0.20%,亚太区(不包括独联体和中东)这一数字却达到了6.34%。以2010年能源消费占世界总量计,北美欧洲和独联体共占47.53%,亚太区达38.34%。在亚太区内,同期日本的能源总量年增率为-0.29%,中国(包括香港,下同)和印度则分别达11.54%和5.18%。
以上数字表明,世界能源增长中心转向东方、转向东亚——南亚弧形地带,而这之中居前列的是中国和印度。这使它们占世界能源消费量的份额由2000年的9.02%和3.44%,分别提高到2010年的20.82%和4.38%。
更值得关注的是能源构成的变化。在2000年到2010年,世界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消费量年增率分别为1.09%、2.85%和4.84%。在北美、欧洲和独联体地区以上三个数字依次为-0.17%、1.20%和-0.74%,该区煤炭消费量呈明显降势,石油呈微弱降势,天然气增长高于本区能源总量增速却小于全球天然气增速。但在亚太区,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消费量年增率分别为2.63%、6.92%和9.34%,该区煤炭消费年增率明显高于其能源消费总量年增率(6.34%)。影响煤炭消费快速增长的首要原因主要在中国,同样是这10年,煤炭消费量年增率为13.21%,大于11.54%的能源消费量年增率,使其基础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的比例,由2000年的60.6%提高到2010年的70.3%,使煤炭消费量占世界的份额由2000年占22.4%提高到2010年的48.37%。印度是中国之外世界能源消费增长重心东移的一个重要因素,2000年到2010年的能源消费量年增率为5.18%,也远远高于世界水平。
能源消费增长重心东移直接影响到国际能源贸易格局,特别是油气进口的地区构成。从2010年与2001年世界石油进口量地区构成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北美、日本进口量呈降势,期间年增率分别为-0.14%和-1.51%;欧洲呈微弱增势,为0.01%,由于欧盟东扩新加入的原华沙条约国家仍处于石油消费和进口增加的状态,仅以“老欧洲”而论,其石油进口年降率比美国还大。东亚和南亚地区同期石油进口年增率为3.81%,估计东亚和南亚的全球石油进口份额可能在2013年左右超越美国和欧洲。
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与东亚——南亚弧形带经济快速增长相应的不仅是能源消费量、进口量的猛增,而且还包括其他原材料消费和进口的高速增长,这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对世界,特别是东亚——南亚资源进口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遏阻中国崛起意图明显
面对着经济上快速崛起的东亚——南亚弧形带,特别是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与之在经济上“论伯仲”的中国,美国正在努力削弱中国的影响,使自己成为该区的主导者。一方面,在政治经济上,拉拢该区有关国家成为盟友甚至可为之火中取栗的马前卒,与之配套的外交活动空前活跃,欲以APEC代替东盟,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干扰和取代东盟与中、日、韩(10+1、10+3)日趋发展的自由贸易区。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加强其在亚洲边缘的布局,强化东亚——南亚的军事存在。
美国的这些战略态势对亚洲各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有关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但是,美国要在战略上继续压制俄罗斯并在与俄的军备竞赛中保持领先地位,可以从伊拉克、甚至阿富汗撤军,但决不会退出中东。战线太长,可能导致这位“世界警察”战略重心东移的效果大打折扣。
另外,还有一些原因会对冲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如意算盘。首先,我国的综合国力空前壮大;其次,美国的利益出发,美中之间需要更广泛深入的经济合作,也需要基本平稳的国家关系乃至军事交往;再次,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连续打击下,美国及其发达国家盟友困难重重,美国虽仍是军事上无“对手”的霸主,但综合国力、特别是财力已趋下降,战略重心转移的经济保证面临压力;最后,东亚——南亚相关国家虽可借美国自重,也可为了选票而鼓噪民族主义情绪,但绝不会以坐失经济发展良机和危及自身的根本利益为代价,而中国已经成为可以影响这些国家发展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中国应以战略思维谋变
世界经济和能源消费增长重心东移、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将直接决定着未来中国战略思维的变化。但是,从能源发展的角度,我们还没有为应对这些重大的变化做好准备。
例如,对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近十几年来,节能作为能源战略的第一要义的观点并没有落实,能源总量总是提前达到发展规划的设想,致使多数年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0.5,2003~2005年甚至达0.93~1.60。讨论“十二五”规划时,不少专家上书疾呼希望能将能源总量控制在39亿吨标准煤以下,但规划初步定为41亿吨标准煤并留下口子:如各地指标不能下压则可能到42.5亿吨标准煤。如是,则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将为0.6~0.75,将可能等于或大于“十一五”的水平,节能计划(如“十二五”工业节能21%)将再度落空。这无疑为以后的发展和调整带来更大的困难。
再例如,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煤炭在今后仍居各类能源之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没有革命性的清洁用煤科技突破,煤炭消费增长过快的势头应该加以制止。
应对战略性的变化需要战略性的视野,我们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前瞻性判断世界经济、政治、能源格局变化带来的挑战和机会,加快经济、能源结构的调整,构筑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外交、能源战略,推动中国的和平崛起。
“三重东移”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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