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大葱涨价了，每斤高达5块钱，被戏称为是“向钱葱”。
为什么大葱涨价? 产量的大幅下降使主产区大葱的价格一路攀升。其实，大葱涨价行情的直接原因，是商品供需原理的再现，仍然是供销矛盾造成的，大葱生产不足，没有别的原因。
如果问，为什么大葱生产少了？那是因为大葱生产盲目性太强。为什么大葱生产是盲目的？那是因为农业产业家庭化带来的，大葱生产与市场经济体制脱节。再问，为什么大葱生产与市场经济体制脱节？那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果。如此推论的结果，就是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它不是进步，是倒退。
这样的结论，就可能犯政治错误了，谁否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否定邓公，这是不能碰的，经济问题追到政治问题，就动不了了，成为社会禁忌，这是中国社会普遍现象。
问题出来了，我们需要反思30多年的改革，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正确的，有的改革是正确的，有的改革是错误的。如医疗体制改革，不是正在反工吗？农业改革也一样，需要反工，需要再改革，当初“分田到户”如果是不得以而为之，是逆向思维的结果，再组织农业合作社，也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习惯于非正即错、非白即黑的两极化思维方法，要错就全错了，要对就全对了，这主要是新中国前30年的思维习惯带来的。那时的宣传是社会主义一百个好，资本主义一百个坏，现在看来，社会主义不全都是好的，资本主义也不全都是坏的。主流宣传不理性带来整个社会不理性，是民族灾难。
再从大葱供不应求价高推及整个经济，在中国，何止大葱如此，整个社会经济也是这样，任何商品都是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不平衡造成价格的上涨与下降。这如人饿了要吃饭，吃饱了就不想吃的道理一样简单。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任何复杂的经济问题都可以简化为供需矛盾。如中国的房价高得离谱，也是供需矛盾造成的。限购行政措施，就是人为压低消费需求，以缓解短时间内生产供给不足的矛盾，其实价格上涨本身也是压低消费需求的市场行为。如何把价格压下来，限购只是暂时没有办法的办法，主要是要想办法加大供给。
道理任何人都懂，问题是一到具体事情，人们就开始糊涂了。当生产满足不了需求，供给难以增大时，政府就想到抑制消费；当消费不足影响生产扩大时，就想到扩大消费，人为地破坏经济系统天然的协调性。其实，价格变动就是不协调的信号，排除人为因素，什么涨价就是什么供给不足或消费过望；什么降价就是什么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
人为的调控的结果，就是扭曲经济信号，在扭曲的信号下再调控，就产生更大的经济发展不协调，在不协调条件下，再一次调控，再破坏经济信号的真实性。于是，经济就必然向畸型方向发展，市场的力量最终要颠覆这一扭曲，颠覆的表象就是经济危机。市场颠覆扭曲程度不深的经济，叫硬着陆，市场颠覆时间长的深度扭曲经济，叫经济危机。我国目前的经济是扭曲的，但扭曲程度不大，如果房地产市调控手段和方法得当，市场颠覆带来的痛苦可能比较小，只是所谓“刚需族”多租几年房。如果房价大幅快速下降，避免不了硬着陆，房地产商、银行、地方政府都会受伤。
这就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把本来非常简单的事情弄得十分复杂，政府最终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中国的经济发展，从2006年起，就是处于这种状态。其中，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和促消费政策三者，是最大的“嫌犯”。
市场经济体制本来就崇尚经济自由，以市场的价格信号指引人们的投资消费行为，政府只是充当守夜人。“守夜人”是做什么的呢？就是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由政府管。
市场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是私人产品，“私人产品”是指那些具有效用上的可分割性，消费上的竞争性和受益上的排他性的产品。如吃、穿、住、行等私人商品、用品。
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如灯塔、路灯、公园、国防、秩序、环保、科技、教育、文化等。
私人产品由市场调节，政府一般情况下不应干预；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市场的作用在公共产品领域发挥不了作用。
纯粹公共产品是指同时具有边际生产成本为零和边际拥挤成本为零特征的产品。边际生产成本为零是指在现有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上，新增消费者不需增加供给成本，如灯塔等。边际拥挤成本为零是指任何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享用该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如不拥挤的公共桥梁、未饱和的政府车站等。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公共产品是非常稀少的。政府提供的产品中更多的是具有公共产品部分特征的产品。这些可称之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公共产品。
私人产品按其性质也可以分成纯私人产品和俱乐部产品。俱乐部产品是指虽然具有私人产品的基本特征，但却不十分强烈，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受益范围较小或有特定的规定，如通常的一些会员制的运动俱乐部、读书社、行业协会等。俱乐部产品也可以说是准公共产品，界定俱乐部是一种为分享生产成本、会员特权，或通过准公共产品利益排它机制取得共同利益的自愿组合。如个积累性社保、医疗保险、政策保险、城市基础设施、收费公园等。
中国政府对社会整个经济社会的管理，继承与延用了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实体与传统作法，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体。一方面，市场经济理论没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理论研究不深入，没有系统的市场经济理论指导，另一方面，政治上的继承性与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矛盾天然存在，经济问题始终在与政治问题打架。如劳动、资本、分配、按劳取酬、资本所得、共同富裕、社会政策是向资本家倾斜还是向普通大众倾等。
同时，在制定社会政策、改革原有体制机制时，顶层设计不够精细和犹豫不决带来许多矛盾和问题，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社保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农业体制改革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顶层设计不合理与犹豫不决的现象存在，引发社会怕改革、急切改革、阻碍改革、倒逼政治改革等复杂心理充盈整个社会。
现在是政府该提供的公共产品，没有做好，也没有一个长期的打算和规划，中国改革没有目标；市场该发挥作用的私人产品，政府也直接从事经营管理，甚至是垄断经营；而俱乐部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和拥挤型混合公共产品还没有认真研究、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使中国社会经济总量增长出现乏力，经济内部发展中的矛盾重重，倒逼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增大，经济平衡与稳定发展冲击社会政治生活的平静与稳定。反而宣传与舆论上，把矛盾推向国际经济，好象美欧日的经济发展不力，所以带来中国经济发展减速，其实，国际经济状态对中国经济有影响，但不是主因，主要的还是中国国内经济的问题。
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没有完成，甚至连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整体设计与粗线条的框架式改革方向指引，其处理办法，首先要把中国社会的私人产品、俱乐部产品、公共产品、混合产品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厘清，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就开始搞中央企业、垄断企业私有化。私有制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灵单妙药，俄罗斯不是私有化了吗？怎么没有高速发展，发展仍然困难重重？任何政治、经济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全是好的效应或坏的效应，有好有坏，只能是在都不太满意的选项中，选择不是最坏的办法。
经济体制改革在顶层设计之前，首先要把经济问题盘点定性，一个个地搞清楚，如果是因为政治体制矛盾带来的经济发展阻力，就改革政治体制，不是政治体制只要一改革，就一定会失放出巨大的发展空间。即使是政治体制改革，也要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是确立“宪政民主”之路还是走“威权主义政治”之路，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必须拿到桌面上来讨论。
这些，都是国家管理的基本问题，从经济角度看，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大葱之类的学问，即“大葱经济”。中国不是缺大经济学家，缺的是“大葱经济学”等基本常识。
2012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