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是G20的当务之急
白 明
一、从大宗商品价格的稳定看G20的角色定位
去年在法国戛纳结束的G20国家峰会上，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问题再一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2011年以来，由于受到美债危机、欧债危机、日本地震、中东北非政局动荡等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形势不甚乐观。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在货币政策方面不敢把握得过于“紧”。现阶段，世界经济的确需要“保增长”，但也要看到副作用。2008年下半年，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各国也曾经依靠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但也导致了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轮番上涨。直到2011年年初，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势头还十分强劲，不仅原油价格再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关口，铁矿石、天然橡胶、棉花、铜以及部分品种粮食价格也创出历史新高。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11年4月世界初级产品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升32.8%，达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点。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大宗商品价格稳定的确对于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近期看，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上扬走势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世界经济运行的风险。正如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2010年末在给G20领导人信中所称，包括原油在内的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对穷国造成了令人担忧的影响，并可能对全球需求及价格水平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呼吁G20各国来的人采取措施抑制投机导致的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相比之下，法国总统萨科奇更为上纲上线，他甚至认为“不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是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威胁”。
对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要客观看待，要看到来自新兴市场的“刚需”增加、一些跨国公司垄断矿产资源供应以及稀缺程度等诸多因素推动着大宗商品价格涨势，不能够盲目谈“涨”色变。不过，在现有的国际市场运行机制下，近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显然超出正常幅度，说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出现某种程度的失灵。不可否认，当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主因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投机资本的疯狂炒作行为有关，而更进一步看，则当属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后遗症”，说明现阶段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各国货币政策关系密切，而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前提就是要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正如法国总统萨科奇在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元发行政策的“国内化”与美元使用环境的“国际化”之间矛盾将越来越大，美元也会由硬通货逐渐变成“软通货”，很容易酿成各种经济泡沫，反过来也导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处于失控状态。显然，现阶段要确保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相对稳定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需要有关国家的共同磋商，而作为一个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国际经济论坛，成立于1999年的G20 就是最理想的磋商平台。道理很简单，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不但与中国、日本、德国等主要进口国关系密切，而且也与巴西、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等主要出口国关系密切。相比之下，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同时扮演进口大国和金融大国角色的美国关系则更加密切。与上述国家构成高度吻合的是，G20成员国也基本上都是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大宗商品进口国、出口国或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关系密切的金融大国。在这一点上，萨科奇也同样旗帜鲜明地表态， G20国家现在应当采取一套共同的规则，管理与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有必要充分发挥G20的作用，由重构国际货币体系过程入手，努力消除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失控的货币基础。
就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来说，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关贸总协定的继任者世界贸易组织，其功能定位都难以覆盖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定价的整个过程。在这种背景下，利用G20机制来应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呼声越来越高。至于G20在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过程中的角色定位，现阶段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一些观点比较具有概括性，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全球将面临大宗商品价格全面上涨趋势， G20必须努力抑制价格波动。也有一些认识则更显得有可操作性，如2011年G20轮值主席国法国已经提出要将“如何抑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扬”纳入G20峰会正式议题，重心是减少价格操作、规范大宗商品金融交易。按照法国总统萨科奇在2010年年底接受采访时的表态，在2011年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时，法国将致力于三项重点目标：建立新国际货币体系、帮助非洲发展和控制原材料价格过度波动。显然，在上述三项目标中，“建立新国际货币体系”与“控制原材料价格过度波动”这两项目标是未来G20国家需要精心烹制的一份“套餐”，与G20建立的宗旨不谋而合，这就是要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利益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事实上，早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G20第三次金融峰会上，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指定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目前看来，在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方面，美、英等国是金融衍生品最丰富、交易最频繁的国家，抑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难免触及其过于放任的货币政策与金融交易机制，两国对此表现得不积极是正常的，但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示反对。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锚定”意味着美国在实施货币政策方面的自由度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然而，经历了虚拟经济泡沫的破裂，美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也在反思以往过于迷恋发展虚拟经济的做法。反之，如果由于美元汇率不稳而导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失控，也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由此可见，尽管G20个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但迄今为止，所有G20成员对于应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至少从表面上看有所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用G20这个平台，将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稳定与国际货币体系松散地“锚定”在一起不仅有必要，而且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可能性。
二、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与G20的基本出发点
对于G20来说，要积极推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自身形成“减震”机制。否则，即使没有投机资本参与炒作，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也充斥着过度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将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与G20的角色定位相互“挂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于怎样才能够将上述两方面更好“挂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法国戛纳对G20提出的“三结合”原则就很有有针对性。胡锦涛指出，关于控制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问题，二十国集团应该关注三方面问题，一是把稳定大宗商品价格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二是把稳定大宗商品价格同保障全球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结合起来。三是把稳定大宗商品价格同加强国际发展合作结合起来。实际上，在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方面，要将上述“三结合”落在实处，G20各方成员国共同努力的基本出发点应当着重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入手，尽可能抑制针对大宗商品的不合理需求增长。韩国企划财政部前不久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新兴市场需求不断上升且全球金融系统流动性充裕的背景下，不仅是农产品价格，连原油和金属等其他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压力也日益加剧。在抑制寻求过快增长方面，现阶段中国为国际社会做出了表率作用。从前不久公布的“十二五”规划不难看出，减少经济增长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已成为未来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甚至中国政府为此将经济增长的“保八”目标调整为“保七”目标。
其次，要从维护自由贸易的角度入手，努力消除一些国家大宗商品供应的不合理限制。尤其突出的问题是，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公司和力拓公司与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事实上已经垄断了全世界大部分铁矿石供应，造成了铁矿石价格的连续暴涨。针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公平贸易问题，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今年1月28日强调，Ｇ20需要解决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问题，建立一套更加透明的系统，让各国得以公平地购买大宗商品。除此之外，韩国方面也表示希望由G20出面制定针对粮食等资源产品出口限制的指导原则。
再次，要从规范交易秩序入手，限制国际资本对大宗商品的高度投机行为。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许多国家对于国际金融资本在国际市场上推高大宗商品价格的投机行为更加警惕。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呼吁G20出面，要求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IOSCO)继续致力于制定一个完善商品衍生品监管的规则草案。韩国方面则希望在G20与国际社会积极讨论如何加强对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的监督和管理以抑制投机交易，稳定全球原材料价格。
在应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过程中，如果要做到国际货币体系在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锚定”过程中更加默契，未来摆在G20面前的任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注重”方面。
一是要注重处理好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密切相关的国际关系问题。在现实世界，国际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过程难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这也是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失控的一个重要诱因。在这种情况下，要确保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向正常波动区间回归，已经不能更多依靠国际市场原有的价格形成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要透过G20这样的“外力”来实现。
二是要注重处理好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密切相关的经济协调问题。近些年来，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量化宽松、中国的宏观调控等相关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直接协调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定价难度较大，而透过G20机制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间接加以干预反而会更加有效。
三是要注重处理好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密切相关的危机应对问题。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还是北非、西亚政局动荡，或者是日本地震、海啸、核污染造成的自然灾害相互叠加，都会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带来显著冲击，而如果应对得当，G20能够较为有效地阻止这一系列危机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所带来的“次生”影响。
四是要注重处理好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密切相关的贸易发展问题。在当今世界，国际贸易发展对大宗商品价格所产生的影响往往会出现失真，如贸易区域集团化、跨国公司内部转移定价、市场垄断势力增强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发现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G20的努力，这些影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定价真实性和有效性的因素自身应当受到制约。
在应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过程中，正确发挥G20的作用并不是意味着要让G20包办一切，还需要进一步厘清G20的功能边界。
首先，进一步厘清G20的功能边界就需要做到“不越位”。对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合理波动，G20要在充分尊重国际市场的内在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力戒越殂代疱。
其次，进一步厘清G20的功能边界就需要做到“不抢位”。在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过程中，发挥好G20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应当顺应国际市场的变化，不能够使大宗商品价格成为“强扭的瓜”。
再次，进一步厘清G20的功能边界就需要做到“不缺位”。对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不合理波动，G20要及时加以跟踪，必要时主动采取措施加以干预。
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仅仅是G20的当务之急，而站在更高层次上看，最终目标则是要确保大宗商品价格在符合市场供求大体均衡基础上先行与世界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目标“锚定”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应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所带来的挑战，G20的作用发挥应当充分体现出以下五个“有利于”。
一是要有利于减少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对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的不确定性。通过G20这一平台，在防止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过度波动方面，有关各方需要更加有效地增强相互沟通，以避免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世界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造成剧烈冲击。
二是要有利于照顾到国际市场在大宗商品定价过程中的有关各方合力利益诉求。在G20框架内，通过相互之间进行平等磋商与公平博弈，主要大宗商品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的利益失衡状态将会有所抑制，而对介入大宗商品相关金融衍生品的国际金融资本而言，既要发挥其在价格发现方面的积极作用，适当兼顾到其合理的投资回报空间，又要防止其行为失控，加剧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价格泡沫。
三是要有利于转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大宗商品价格形成过程中的不利地位。近一段时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因此，如果G20能够在稳定大宗商品价格上有所作为，则有利于依赖进口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
四是要有利于推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G20有义务通过价格杠杆实现稀缺资源的动态均衡使用，防止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因此，即使国际货币体系与大宗商品价格相“锚定”，也并不意味着要压制大宗商品价格的合理上涨，而未来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也需要适当体现出对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溢价与对生态环境的补偿性溢价。
五是要有利于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在应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波动的过程中，G20的作用还表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及时调整国际分工，从价格信号入手，引导大宗商品的贸易发展与全球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相吻合。
三、中国的发声
在G20框架内，如果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做到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近似于“锚定”，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发挥中国的不可替代作用，这也正是中国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定价过程中强化自身话语权的难得契机。作为当今世界上的贸易大国，自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中国的石油进口量不断扩大，目前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已经超过一半以上。2010年中国的大豆消费量是6719万吨，其中进口5400万吨，占全球贸易量的55%。2010年，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实际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中国在这一年进口铁矿石6.28亿吨，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左右，而在铜、铝、棉花、天然橡胶等其他大宗商品方面，中国的进口需求量也与日俱增，中国已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主要进口国。然而，在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方面，中国的话语权并不强，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过程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因而迫切需要寻求将经济总量转化为国际市场话语权的理想路径。
为了强化自身的话语权，近年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如对进口企业经营机制加以整顿、对不合理需求加以抑制、积极尝试开展期货交易、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发国外矿产资源等方面。固然，这一系列对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总体上看，并不足以彻底扭转我国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过程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不难看出，仅靠国际市场现有的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中国提升话语权的空间相对有限。相比之下，利用G20这一平台来寻求如何避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过度波动很有必要。对我国来说，如果能够利用好G20这一机制，争取对我有利的协商结果，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国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过程中提升话语权。
现阶段，中国有必要利用好G20这一平台，积极推进大宗商品价格成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锚定对象，但这种推进过程一定要最大限度体现出维护国家自身利益的需要。为此，在推动改造现行大宗商品定价体制过程中，要将着眼点置于以下四个方面的“服从于”：
一是要服从于维护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需要。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在大宗资源性商品方面的进口依赖程度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因而，维护进口价格的相对稳定与合理至关重要。否则，很可能会威胁到我国的国计民生，并且制约某些重要战略产业的发展。
二是要服从于提升我国在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维护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稳定方面，中国不仅要顾及到自身发展的需要，也要顾及到整个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要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三是要服从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站在中国的立场，在未来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过程中，需要不断发挥大宗商品价格信号在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的引导作用，扭转过于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而发挥好G20的作用恰恰有利于高效、清晰的大宗商品价格信号。
四是要服从于我开展经济外交的大局。在当今世界，大宗商品价格问题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特别是从国际战略层面上看，更多体现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因而需要与我开展经济外交需要相适应。
作为大宗商品主要进口国，在未来的G20磋商过程中，在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方面，与不同国家的磋商重点应各有侧重：对于G20中的进口大国来说，我国应主动协调和组织具有共同需求的国家形成联动机制；对G20中出口大国来说，要尽力改变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定价过程中的卖方占优格局；对于G20中主要金融大国来说，要下大力气抑制住与大宗商品定价相关的各种不规范金融衍生品交易。
应当看到，在G20框架下提升我在大宗商品定价过程中的话语权固然至关重要，但并不意味着要片面强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推进国际货币体系与大宗商品价格“锚定”的大局出发，中国在G20框架内强化自身定价权的过程要尽可能体现出共赢特征。一方面，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大幅度波动与供求失衡关系紧密。如果供求双方依然片面强调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定价的最大限度利己化，很可能为投机资本所利用，造成价格走势出现暴涨暴跌，最终会侵蚀到供求双方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抑制国际热钱对大宗商品的过度炒作，也并不意味着要将金融资本排斥在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之外，而是要使金融资本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价格发现功能。
随着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呼声越来越强，在G20平台上，中国发出的声音不仅要包括要提升自身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定价过程中的话语权，而且也应包括支持国际货币体系与大宗商品的价格趋向“锚定”。因而，未来中国在G20平台上需要强调以下八点主张：
第一，要积极推动纽约、伦敦、芝加哥、新加坡等地的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行业自律，在信息披露、交易规则、保证金、交割手段、品种开发等方面形成类似于ISO标准的国际规范。
第二，要针对各种突发事件进一步完善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有关的危机应对机制，促使各国从风险预警、风险防范、风险化解、风险救济等诸多方面入手，将各种突发事件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造成的冲击压缩在最小范围内。
第三，要建立有重要大宗商品出口国、进口国和世界上主要金融大国共同参加的覆盖整个世界的综合性商品组织，从制度上为各方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定价过程主张自身利益诉求提供平台，以克服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职能覆盖范围上的缺陷。
第四，要充分发挥相关国际组织的作用，进一步促进G20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和欧佩克、国际能源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专业组织之间的相互协调，以确保G20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各种努力能取得实效。
第五，要从强化缓冲存货机制、多边合同机制、平准约束机制、配额调节机制和共同基金等手段入手，增加20在应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过度波动过程中的备选砝码。
第六，要合理安排G20的人力、资金、时间等有限资源，在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过程中，促使G20更多关注涉及到各方切身利益的全局性问题，如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欧债危机、中东政局动荡、日本地震、澳大利亚水灾等因素重大事件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
第七，要强调提交G20讨论的问题应具有公平性，特别是要指出一些国家没有从可持续发展的大局出发，片面认为G20应讨论如何阻止中国限制出口稀土的做法，而对某些国家人为垄断铁矿石出口贸易却视而不见，这种做法与G20的“持续发展”宗旨相悖。
第八，要从阐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各国所处阶段不同出发，坚决反对某些发达经济体散布的“新兴市场国家需求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论调，并建议G20不要讨论这类无意义的话题。
（本文发表于《国际贸易》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