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一直秉承：劳心者治人，劳力者制于人。因此二千年儒家的归途就是士大夫，即是今天所谓的官吏（官员）。这就将思想（业）与仕途（事），完全等同起来；虽然中国政府官僚科举进士，开放政权；白衣卿相累朝皆是；但两千年作为体制和主流，师道（思想），从属于政府皇权；根本谈不上思想自由（精神独立）。

　　夫子从政不得志，教育伦理思想意识为中国影响至今。然而，春秋战国，儒生便四处游走，求志于诸侯；这是中国的原始根祖；虽然那时的儒生意气风发，似乎尊严在诸侯之上。钱穆讲，历史上只有东汉和两宋，士人儒生地位之高；秦汉至今。笔者所见，不过地位高低虽然不同，但士人（儒生）的生计（经济来源），还是只有入仕仕途（做官）这条路径。

　　钱穆宗师和余英时先生，都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政治，士（知识分子），给与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中国的历史根基，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笔者以为，中国士人（知识分子）今天的归途，还是要告别与重建。借钱穆语言，知识分子的业（思想独立自由），最终要离开仕途，另寻他事（经济来源）。

　　新教有言：劳动就是祈祷。基督教始建立者保罗，亦做帐篷为生计。耶稣讲，恺撒当归恺撒，耶和华当归耶和华。思想自由，于平民而言；肯定有所生计。思想自由和服从统治，亦要坚持两条路径和原则；耶稣将其归为思想（信仰）给自己，对於纳税服从统治者。俄国人贡献给世界这个词汇“知识分子”；并不相同于中国的士人；知识分子归途民间（虽然多数是贵族），士人归途只有大夫（所谓士大夫官僚）。

　　钱穆讲，中国的士，到清朝已经革了他的命；不复存在。笔者的问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还存在吗？如果以思想自由人类关怀其原始定义的话。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光辉的。而且，那时的知识分子；其经济是独立的；其归途并非仕途。共和国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夜回到了蒙元老九地位；不仅如此，还要加之以臭所谓“臭老九”。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又怎样呢？

　　蒙元时期，社会分成十个级别；那时的儒生，被列入第九等级，仅仅比乞丐高一个等级。明人虽然没有民族歧视和压迫，但士大夫不被皇权尊重，终世廷杖不逮（钱穆语）；到了明末，更对於民间独立思想的东林党人，赶尽杀绝。清人建国，士大夫要三跪九叩还要口称奴才（明人士大夫上朝只有躬身而已）；你何以指望士大夫有独立的思想自由。满清文字狱，士人更是动辄见罪。只要愿意正视这些历史；中国文人传统士人精神，不是到了告别与重建吗？

　　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产群体；所谓中等收入国民群体。这和“中产阶级”有任何不同吗？同样，改革开放，高等教育飞跃式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生最多的国度；但这是否与中国这些大学生，是“知识分子”呢？这其实，还是钱穆所讲的事和业的关系；如果知识仅仅是“事”的工具和手段，包括公务员“事”在内；这只是技术官僚，哪怕这种技术是文化。否则就是“知识人”，“文化人”，“专业工作者”，“专家”等等这些称谓很准确也很形象说明了这个群体。同样，中产阶级；一定是耶和华当归耶和华；即思想意识属于自己，不隶属不服从于政府意识形态。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将1895年甲午日清海战，作为现代中国的开始之日。笔者始终持观点；自此1895年日清战败，中国开始了告别与重建之路，开始了新的中国孕育和发展之时期；一直到今天。借用国父中山所言，革命尚未成功；如果从告别与重建的道路而言，应该说，重建尚没有完成；这尤其笔者所指独立思想自由和知识分子形成。

　　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中国经济成就傲然于世界，独步于全球。这很是使得，共和中国政治满足。这离辛亥革命的宗旨，已经南辕北辙。满清立国之初，也是经济成就独步全球的；明人一代，几乎亦如此。现代中国所要走向的，不是回到过去的死去的历史英雄人物之光荣，而是跟随现在活着的先驱走向未知的明天；不是明清的复兴与光大；而是明清的告别与重建。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就是先驱；国父中山，三民主义也是先驱。共和建国毛泽东的平等权利革命，也是先驱（劳动者翻身脑体平权，土地革命财富平权，妇女解放女性平权）。事实上，今日经济成就，一方面因为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更肇始于1895年开始的告别与重建，新的中国发展历程。

　　如今，中国的经济条件；已经可以造就民间独立的思想自由知识分子。论财富多寡，没有尽头；知识人仍然无暇于独立自由思想发展。但以衣食无忧，很多知识人，完全可以转向独立自由思想发展，同时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使命所呐喊呼吁担当。实际上，社会进步；非端赖于这个群体的存在。这不是思想的汇集，更不是思想家的必需。西方文化启蒙运动的担当者，都是写评论随笔这样的；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对此有清楚具体的阐述。不是不能为，是不愿为之，无意为之；对於中国的知识人。

　　寄希望于体制内产生知识分子，这实在对于历史是太大的误解了。中国的独立自由思想，社会良心的担当；只能从民间知识人当中间产生。夫子言：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今天政治环境而言，更多社会良心并无可怪罪言论无自由，都还是宁肯回到过去的功名利追求。

　　现今和往后，知识分子其“事”其“业”；分离本常态。做“事”衣食无忧轻松；为“业”不离不弃不倦。非以天下为己任，亦无功利名贪图。不揾人不知，但尽作“业”足。这本是告别与重建的基路；一辈知识分子（如果自喻更不要说自诩），不如此，情何以堪。

　　2012年3月8日星期四；am3：26；于北京沙河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