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城市发展20年的数据来看，城市建成区快速增长，但城镇集聚的人口明显滞后，造成了城镇过度扩张、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城镇用地增长的弹性系数大大超过了合理预值。

　　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既有可能显性或隐性，也有可能主动或被动侵蚀18亿亩耕地红线，触及中国粮食安全底线，同时也有可能因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造成城市土地供应因寅吃卯粮而逼近土地供应底线，导致未来年代土地限供或断供，恶性推高地价，继而恶性推高房价，使房地产业的发展不可持续，使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战略推进不可持续。从而危及国民的基本福利：食和住。

　　因此，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今年3月25日在上海指出：要高度警惕城市发展中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他认为土地城镇化速度和人口城镇化速度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比值，这个比值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约在1∶1.12之间的预值范围。

　　土地资源极度短缺与浪费，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在中国同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土地资源浪费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土地资源约束，土地城镇化过快过度消耗水资源与耕地资源，严重恶化了粮食生产的自然资源保障。

　　数据显示，2010年底，中国人均耕地不足0.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但中国却存在非常普遍的各种浪费土地的现象。2008年全国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达1.231亿亩，工业用地开发强度明显偏低，容积率一般只有0.3~0.6。我国大中城市人均综合用地已超过120平方米，对照国际上的大都市，东京人均综合用地仅78平方米，香港才37平方米。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大中城市的人均综合占地，包括道路、广场、工厂在内，大概在70~80平方米，重庆、上海等大城市只有60多平方米，而目前我国大中城市人均综合占地一下子扩展到120平方米以上。很多城市出现了大马路、大广场、大草坪、大立交。中部地区一个人口仅21万的国家级贫困县在2010年年中确定的城市发展思路中，提出县城新区框架却要扩张至32平方公里。

　　相对于土地的大量被城镇化，我国的人口城镇化速度和产业增长并没有相应提高，不少农村集镇由于村镇规划严重滞后等原因，新建住宅大部分集中在村庄外围，而村庄内却存在大量的空闲宅基地和闲置土地，形成大量的“空心镇、空心村”。农村集镇土地浪费同样严重。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的专家在湖北、山西、广东、河南、宁夏等地的30多个行政村进行了调查，他们以大范围村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估算表明，我国村镇空置面积超过1亿亩，相当于全国耕地总量的1/18。

　　我国这二十几年的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是土地快速城镇化过程，伴随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房地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但其背后必然是以农业土地资源大量消耗为代价的。本来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由路径，但因为伴随这个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土地价格的极度低廉，人为推升了圈地的冲动，助长了土地浪费、非集约化开发的模式。

　　城镇化的表象是城区面积的扩大，但其实质是有效城镇化的人口同步向城市聚集和迁徙。同时还表现在城市自身的建设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提高，而这些要容纳大规模资本投入、形成集约化生产条件和提供大量人口集中生活所必须的基础设施、交通条件、住房容量、公共建筑都需要一个较长的建设周期。

　　因土地快速城镇化，城镇化建设缺乏长远规划和积淀，土地开发低效，加上被城镇化人口有效积累不足，不但造成了目前的城镇人均住房面积指标和城镇住房困难群体的比重明显不相称，很多住房资源又被闲置，同时又会为未来城市短期内再次大规模拆、改、扩、建埋下引线，造成新一轮的资源浪费。这些都会严重损害国民的福利。

　　虽然土地快速城镇化在危及国民福利，但城镇化之路还是要走的，因此探索城镇化健康发展之路犹未为晚。国土建设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点，提出要加快人口集聚，加强控制城镇用地规模的过快扩张。如通过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用地的极限，来促进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通过设立城市的发展边界和有条件的建设区，以优化城市布局；通过约束城乡建设用地的总量来开展增减挂钩，防止人地进一步的分离，从而化解土地快速城镇化所造成的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城市利益与农村利益的不断升级的矛盾和冲突。

　　土地的城镇化，像一面镜子，既照见房地产业的发展，也照见国民基本福利的未来。

　　在中国这场持久并影响深远的农村土地城镇化运动中，我们希望“成归城，富归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