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贯穿着森严的等级区别的“分”，荀子认为是不齐之齐，不平之平，是合乎“人伦”，顺乎“天理”。荀子看到了“明分”对“使群”的必要性，肯定了社会等级制的存在。但是，他又认为这种等级的“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他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颁而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之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可见，在荀子的眼中，“分”固然重要，但职位的高低、贫富贵贱的等级差别却是可以改变的。变与不变，就取决于是否能服从礼义和是否贤良。他说：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儒效》）

　　只要掌握礼义、实践礼义，贱可变贵，贫可变富，上可成为圣人，下可成为士君子。这种“分”的改变，谁也禁止不了。由此可见，荀子的“明分”既具有肯定社会等级制的内容，也含有社会等级制可变的思想。这样，就将“明分使群”说建立在一个较为进步的基础上。讲荀子的“明分使群”说只强调其肯定等级制的一面，忽视其等级制可变的思想，是有片面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