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化鲁
有一句古训讲，“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谁都是这种小人。任何一个人的意志指向，都是变化不拘的。同时，一个人的意志指向，也必须随着外部环境实际的变化而调整改变。不撞南墙不回头，撞得头破血流也不知回头，这就成了傻瓜，而不是意志坚定。
所以这句古训应该改为，“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众人心。”
中国人的一个最大特性，就是脑袋灵光，善于变化。这一特性，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创新经营时，往往是一个莫大的优点。所以有人说，犹太人很聪明，而中国人比犹太人还聪明。其原因就在此。但这个特点相对于企业组织的管理而言，则成了一个弱点。它使做上司主管的感到下属员工不好把握。就像作者所服务的一家很知名跨国公司的中国公司一样，高层主管照搬母公司的管理模式，重视下属员工的沟通，也很能沟通，并且通过沟通也达成了共识，双方都有了承诺，但后来，一多半事都落不到实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管理方式不适应中国人这种多变的特性。
其实易反易复的发特性不仅仅中国人有，全世界的人都是有，只是程度的不同罢了。中国人的这一特性之所以特别突出，并不是一种人性缺陷，而是进化的结果。在中国连续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专制统治占据绝大部分历史。在专制统治下，专制的皇上陛下可随心所欲，也随心所欲，一切依他的意志为转移。而他又不会固守一个原则不变，而固守一个原则不变就只能像宋襄公一样。
东周之前，打仗也有规则：战前要宣战，偷袭则被认为是不义行为，并且也不能趁他国有国丧之机开战，否则被认为不仁。公元前638年，宋襄公为伸张仁义出兵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成王不去救郑国，直接派大将带领大队人马直接去打宋国。宋襄公没提防这一着，连忙赶回来应战。宋军在泓水的南岸，驻扎下来。
两军隔岸对阵以后，楚军开始渡过泓水，进攻宋军。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楚国仗着他们人多兵强，白天渡河，不把咱们放在眼里。咱们趁他们还没渡完的时候，迎头出击，一定能打败他们。”
宋襄公不答应，说：“咱们是仁义之国，仁义之师。敌人渡河还没有结束，就打过去，这算什么仁义呢？”
说话间楚军全部渡河上岸，正在列阵。公子目夷又对宋襄公说：“不能再等了！趁他们还没摆好阵势，咱们赶快出击，否则就来不及了。”
宋襄公责备他说：“你太不讲仁义了！人家队伍都没有排好，怎么可以打呢。”
一阵工夫，楚国兵马已经摆好阵势。战鼓一响，楚军像水溃大坝一样那样直冲过来。宋国军队败下阵来。宋襄公大腿也中了一箭。幸亏有一个将军带着一兵马，拼着命保护，宋襄公才算保住性命逃回国都商丘。
宋国人都埋怨宋襄公不该跟楚国人打仗，更不该“仁义”地打。公子目夷把众人的埋怨告诉宋襄公。宋襄公还辩解说：“讲仁义的人就只能这样打仗。比如说，见到已经受了伤的人，就别再去伤害他；对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能捉他当俘虏。”
宋襄公重伤难癒，过了一年就死了。临死时，他嘱咐太子说：“楚国是我们的仇人，要报这个仇。”宋襄公不知易，不知变，不仅自己战败身亡，而且还被人们当作愚蠢的典型被历史列为笑柄。
专制的统治者多变，属下也必须学会多变，否则除了像宋襄公一样蠢死外，就只能像庄子那样，与人格格不入，怀揣大才大志而穷困潦倒一生。中国人的多变特性正是在这种适应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
正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意志中都有这种易反易复经常变化的特性，所以企业组织架构，就不能仅仅是划成几个部门，分成几个单位，而必须以文字的形式把每个单位、每个部门、每个岗位，要承担的刚性职责、弹性职责，以及所享有的权力、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都以文字的形式明确界定，变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约束。只有这样，才能抑制这种“易反易复的众人心”，从而达到先小人，后君子，先不断，后不烂的管理约束目的。
每个人的意志行为，只有在这种以文字界定的制度规范的约定下，才能保持相对稳定。在现实的企业组织运行中，经常发生有过相互推委，有功相互争夺的组织内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忽视了作为人的每一个员工，在意志行为上都存在一种多变性，没有对应于这种多变性事先以制度的形式约定行为的责任。
有利就争，有责就推。这是人性所然。本来很容易做好的工作，如果没有明确的职责界定，或者有空白没有把必须做的事界定给具体的人，这就不可能有做到位的事。这也是企业组织运行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