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可以追溯至明代中叶耶稣会派遣传教士来华的年代，与其传教活动有关的历史人物有利玛窦、南怀仁、徐光启等。清朝建立初期，天主教传教士与清廷关系良好，之后由于礼仪之争，天主教活动受限，之后由于传教士和修会间的勾心斗角，导致部分传教士卷入宫廷政争，最终造成清雍正即位后明令禁教，直到清道光年间解禁，历时约有一百年。清末至中华民国建立，天主教在中国蓬勃发展，1942年又与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两岸实际形成了分治政府。播迁至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与梵蒂冈继续维持外交关系，解放治理大陆唯一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因为政治性原因，在1951年单方面宣布与梵蒂冈断交，至今中梵不仅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且由于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严重违反教廷主导天主教会的传统，中梵关系能否正常化已成为普世基督教徒和关心中国问题的人们不断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剃头挑子一头热

　　 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之后，终于对外打开国门实行开放，对内终止意识形态高于一切，主导一切的局面，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制度改革的方向。而在此之先，梵蒂冈于1962年开始了寓意深远的梵二改革，首次将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主流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精神纳入了天主教自身的信仰体系,让一向坚持唯我独“圣”性的罗马天主教会开始积极反思自身在世俗世界之中应有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以及自身对现代社会的真实意义与价值。正是基于中梵双方发生的重要改变，1981年2月18日前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马尼拉发表“向中国讲话”，表示希望与中国展开交谈。1999年，教廷国务卿索达诺枢机主教表示，教廷在台北的大使馆就是中国大使馆，如果北京同意，梵蒂冈可以在当天将使馆转移到北京。梵蒂冈释放的善意非常清楚，而且在下面悄悄的接受了绝大多数自选自圣的神职人员，使他们获得了合法的宗教身份。中国政府对梵蒂冈的作法采取默认态度，在政府外交层面没有实际接触。中国的一部分天主教徒常常说，梵蒂冈对北京不断妥协，没有坚持原则，其实在中梵双方没有实质性接触之先，梵蒂冈能向谁妥协？说句中国人喜欢说的讥讽话，梵蒂冈十多年来只是单相思，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二、自选自圣为了传福音

　　中国天主教实行自选自圣已经50余年了，在全世界面前开了破坏天主教传统制度的先河。中国政府为此做出的说明是：1958年中国天主教为了解决主教严重空缺问题，排除境外势力对我内政的干涉，顶住境外势力“绝罚”威胁，开始实行自选自圣主教。50年来，中国天主教共自选自圣了170多位主教，他们成为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的中坚力量，为中国天主教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领导成员，对政府方面的说明又做出了他们的宗教性的补充：自选自圣主教，完全符合天主圣意。圣教会最核心的利益就是传播福音。上个世纪50年代初，当四亿五千万同胞摆脱奴役和压迫，获得独立自主、自由解放的时候，作为以服务穷人和大众为己任的教会团体，却错失良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坚持错误的立场，迫使爱国的中国天主教神长教友坚定的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维护了圣教会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自选自圣应该是冷战时期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产物，当时的梵蒂冈反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坚决，作为共产主义阵营成员的中国政府，不可能无所作为坐以待毙。加之中国当时奉行的意识形态高于一切、主导一切的方针，无神论的共产党政权，很自然的把有神论的宗教视为反动阶级颠覆红色政权的政治工具，宗教是“精神鸦片”的说法在当时已经成为了定论。为了消灭宗教，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的统一做法就是持续打压宗教的生存空间，用行政手段完全控制宗教组织的一切活动。中国天主教的爱国会，基督教的三自，还有其他宗教成了的各类协会组织，都是变相的政府组织，真正的主旨是贯彻政府意志，完成党和政府安排好的各项政治任务。对天主教爱国会而言，它的具体任务就是“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不过冷战时期随着苏东解体，在1990年代终于结束。共产主义集团没有了，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但是经济改革的努力挤占了政治改革的空间，冷战思维还在某些领域中延续。“冷战思维”的特点是依照意识形态的同于不同划分敌我，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乃至对中国的态度等等，倒是第二位的。 梵蒂冈这个有神论的堡垒无论怎样自动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结果还是一样会被拒之门外。自选自圣为了传福音，这个借口愚笨的要死，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天主教不是基督教，它要传福音，却要在梵蒂冈的统一领导下传福音，离开梵蒂冈统一领导的这个大前提，就没有天主教，只能是基督教、东正教了。

　　三、圣统制究竟是什么

　　圣统制，拉丁文为hierarchia，意思是神圣的权利。根据天主教会法律规定，圣统是教会的制度，以此规定了教会的结构。按照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的思想，它是圣统性的共融，教会中只有一个圣统。圣统有两方面的规定：一是规定了神职及神权的秩序；一是规定了管理及领导的治权。两者最后在教会的圣统最高权威，即在教宗与世界主教团体上结合为一。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颁布的教会宪章指出：“因而神圣大会正式确认，在祝圣主教时授与圣秩圣事的圆满性，这在教会的礼仪习惯中并按教父的说法，称为最高的司祭职、神圣职务的顶点。祝圣主教时，连同圣化的职务，也授与训导及管理的职务，不过，这些职务，按其本质，只有在与（主教）团体的首领及成员有系统的共融下，才能运用。（《教会宪章》第三章）”

　　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的牧函中也指出：“教会在中国一如世界各地一样，是由主教管理的。他们是由有效祝圣的主教们祝圣，并接受训导、管理、圣化之职，照顾在个别教会内托付于他们的子民，藉圣秩圣事的恩宠，有着来自天主的权力。然而，训导及治理的职权，按它们的本质，除非在与教会首领以及主教团的圣统共融下，是不能运作的。”

　　天主教圣统制由来已久，也是天主教与基督教、东正教区别的最大特点。正因为如此，当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以圣教会最核心的利益就是传播福音来证明它的自选自圣的正当性的时候，梵蒂冈的回答就是：“牺牲了信仰的、教律的重要元素，根本就不可能有福传。”将心比心地说，中国共产党人不也是坚持认为，在中国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所以说，圣统制好不好要由天主教自己来评定，天主教的核心利益是什么，梵蒂冈和广大的天主教徒应该比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明白的多。可以肯定自选自圣主教不合乎天主教的教义规定，所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虽然还在坚持自选自圣路线不动摇，终究是事与愿违，虽然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却已经众叛亲离，中国广大的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已经越来越不能忍受一个政治性的由国家支持的行政团体凌驾于教会之上了。应该说，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成长，这个过程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

　　

　　四、梵蒂冈不是教廷

　　梵蒂冈是今日世界上最小的国家，该国是根据1929年的《拉特朗条约》而成立的；它位于义大利首都罗马城内，面积仅有0.4平方公里，步行不到一小时就可绕完一周；全国人口约一千．教宗是梵蒂冈国的最高主权者。很多人在习惯上把梵蒂冈与教廷等同，可是梵蒂冈并不等于教廷；梵蒂冈发挥的是政府职能，教廷发挥的是教会职能。

　　教宗身为梵蒂冈国元首和教廷领袖，统辖该国时，不但为了该国本身利益，还是为了普世教会更高的利益。

　　梵蒂冈的外交更是有其独一无二的特质，即它不是以梵蒂冈国政府身份与他国建交，而是以天主教会领袖身份与他国建交。因此，梵蒂冈的外交被称之为教廷外交。通过这种教廷外交，人们不难发现，梵蒂冈国只是教廷手中掌握的一个工具。教廷才是全世界天主教会的领导核心，教廷掌握了梵蒂冈，就有了完全独立的政治地位，于是也就确保了天主教会传教活动的最大自由。这是全世界其他宗教根本无法享有的、得天独厚的属世资源。

　　梵蒂冈加圣统制，就像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土地、房产、宗祠、家法，然后开枝散叶，漂洋过海，走遍五湖四海还是一家人一样，谁要别出心裁另搞一样出来，那他只能选择出籍离教，或是遭到驱赶绝罚，丢人败兴还是他自己。

　　五、中国的形象很高大吗

　　苏东的解体宣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已经没有关系，发展才是硬道理。可是曾几何时，发展变成了只讲经济发展，只顾提高JDP。其实，“发展”应该包括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等等。人类社会从开始时的野蛮状态到现代文明，就是不断发展的结果。

　　中国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人尚文的特性，南怀瑾先生就说只有中国人才讲文化，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文化发展的历史，西方的历史则是一部真正的战争编年史。西方最早的荷马史诗，讲的都是英雄打仗的故事。西方人喜欢读圣经，作为一部宗教典籍，圣经中的战争故事起码占了五分之一的篇幅。而中国人的诗歌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人情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

　　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人革掉了自己的文化，西方文化也没有学到手，逢到了改革开放的好年头，中国人文不文、武不武的只是一味地朝钱看了，利字当头，价值观被颠覆，对内欺软，对外怕硬。许多人以为中国只要不差钱，就可以成为世界大国，一雪前耻耀武扬威了。前些时候有报道说，中国按国际汇率计算的GDP已经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二，相当于美国的39.3%。《纽约时报》提供了一个形象的数据，上海的摩天大楼已经相当于纽约的两倍。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成就。

　　200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提到的就是大国视野的问题。

　　真正的大国，不但有经济实力，也有文化实力，政治实力。与梵蒂冈比较，中国地大物博，有明显的经济优势。而梵蒂冈没有工业、农业，也没有科学技术值得炫耀。中国十多年来没有与梵蒂冈发生够级别的外交接触，瞧不起梵蒂冈未必不是最直接的理由。与梵蒂冈改善关系直至建交，好像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利益，反而是有利于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直到目前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无神论的立场，西方宗教则被视为西方搞渗透的当然工具。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影响，再加上利字当头的考虑，致使中国不仅一再忽略梵蒂冈的示好，而且有可能协商解决双方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分歧时，偏偏又要采取极不理性的自选自圣主张。

　　天主教的圣统制规定了主教任命权是一个宗教的神圣权利，是教会的制度，以此规定了教会的结构。在世界范围内，除了过去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把主教任命权当做国家主权予以维护外，其他各种类型的国家都认为主教任命权属于宗教权利。就是在曾经限教、禁教的清王朝，中国的天主教也是实行圣统制的天主教。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圣统制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优先，政教无法真正分离， 统治集团必须掌握了宗教，才能推动行政组织实现它的管理目标。在中国，天主教和其他的宗教组织，都是半自治的行政单位，结果政教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宗教人士倒是有了“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的机会。

　　中国的经济实力这些年是在大幅度的提高，可是中国的形象实在不佳。简单地说，中国这些年没有朋友。梵蒂冈却在广交朋友。在大国视野里，是不是朋友越少越好呢？中国既然选择了改革开放，为什么就不能放下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宗教总是放心不下呢？中国人接受无神论的多年教育，一提到天主教、基督教，就会联想到鸦片战争、中世纪的黑暗，却不知道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现代教育、医疗事业起步中，担当了开路先锋的角色。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天主教在中国开设各级各类学校达8034所，并且创办了震旦、津沽、辅仁三所大学；基督教开设各级各类学校7386所，创办14所大学；天主教创立医院800余所；至1949年，教会医院占全国医院的70%。

　　在文化软实力方面，中国这些年来无所作为，与梵蒂冈比较恐怕远远不及它在世界范围内更有影响力和号召力。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佳，在宗教政策方面丢分最多。

　　中国需要发展，可是必须用两条腿走路，在搞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要搞政治改革，文化改革，要有自己的价值追求。中国人曾经是一个尚文的民族，也许在文化的重建中，中国人才会获得大国视野，才能重塑自己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