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人士对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提出的质疑，确实值得认真考证，重新厘定。但关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是班固”，“所谓《三策》是班固所伪造”，而“司马光则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正式泡制者”云云，却值得商榷。即使董仲舒确实向汉武帝进献过《三策》，也证明不了董仲舒向汉武帝提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独尊儒术”四字不但在《三策》中没有，在迄今所见董仲舒的著述中也未见。至于班固和司马光，也都只提过“罢黜百家”，而从并未提及“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是后人的揆度、敷衍之词。

　　“董学”是为适应汉代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从揉合“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入手，而精心炮制的一种专门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作理论解释的学说。从其融合阴阳五行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方技诸家的思想观点来看，要是按照习惯硬把它说成是“儒术”的话，那么这种“儒术”也绝非以孔孟为代表的原有“儒学”。董仲舒步李斯之后尘，在作为知识分子统称的“儒”者中，第一个主动帖服在君王的御座上，专门为君王专制统治的维护和延续而吹喇叭、抬轿子，并殚精竭虑地编造相应的理论和学说。董仲舒是学者争当统治者的御用文人，使学术屈从于政治，理论屈从于权势，从而进一步强化“官本位”的始作俑者。所以，清末民初的“国学”家如邓实，把这类学问就其实质而称之为“君学”，是非常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