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除了世界杯、英超等足球赛事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足球比赛。它的基本特征是，参加比赛的一方所有权属于裁判，此人专门为自己的球队设计了大出对方一倍的球门，配备了多出对方一倍的队员，并规定只有自己的队员才可以吃肉，自己的队员踢人不算犯规，甚至在每次比赛前，先让自己的球队进5个球。这样的球赛有法看么？一定丑陋无比。为什么？竞争不公平。

　　这不正是当下中国国企和民企之间的“比赛”么？一方姓“国”，是所谓的“共和国长子”，好吃好喝，享有各种特权；另一方姓“民”(或者“私”)，差不多是后娘养的(此处决无歧视继母的意思)，依赖残羹冷炙度日，地位卑贱低下。差距如此之大，怎可能公平竞争？对于这种不公平的比赛，人们怎能不抱怨？如果真是体育比赛的话，不看也就罢了，大不了寻找替代性娱乐活动，然而，如果它涉及到人们的自由、权利和幸福指数，不可能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解决问题，那该怎么办呢？

　　理论和经验均表明，除了改变裁判对球队的所有权之外，没什么有效的办法。无庸置疑，只要让裁判拥有球队，他(她)就不可能不偏袒自己的球队，不论是通过扩大自己一方的球门，还是制定其他有利于自己球队的规则。这是既当裁判员又当球队所有者无法避免的问题，类似于人们熟知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困境。在这种格局下，指望裁判员公正执法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它违反了“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法官”的古老法治原则。

　　这意味着，要想改变国企和民企之间的不公平竞争格局，唯一的或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变国企的所有权，放弃国有，走向私有。只有这样，企业与企业之间才可能公平竞争，一些企业才不会受到特殊的待遇，才不会享有特权。在国企所有权不改变的情况下，指望民企与国企之间平等竞争，结果无异于《动物庄园》里的荒谬场景——“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更何况，在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社会里，指望政府主动束缚自己的手脚，放弃对国企的特殊保护，根本就是异想天开，因为它为寻租和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提供了几乎最佳的土壤和环境。

　　其实，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讲，国企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它们提供的物品不是公共物品，无论是石油、电力、电信，还是银行、铁路、邮政等，都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它们完全是私人物品，私人完全有动力去提供这些物品，否则，世界上根本就不会存在私有石油公司、私有电力公司、私有银行、私有铁路等。其实，对于国企掌控的行业，私人不仅有动力提供，而且大都是私人求之不得的肥美领域。

　　既然如此，何必让国企提供呢？何必设立国企这种组织呢？难道国企效率更高？产品和服务更好？更加令消费者满意？更加有助于公平竞争？更加有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答案都是否定的。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大多数中国国企的效率低下，赢利状况糟糕；少数国企的确赚得盆满钵满，但它们主要靠的是行政垄断、巨额补贴以及各种保护性政策。天则研究所去年的一份国企研究报告指出，即使对于那些赢利的国企(中石油等)，如果计算的是其真实绩效而非名义绩效——考虑到其在资源租金、融资成本以及财政补贴等方面享受的特殊待遇，它们的表现也差强人意。

　　国企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价格怎么样？先看看石油。且不论其质量如何，价格几乎总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如果考虑到购买力水准的话，尽管国际市场上的油价早已回落，中国的油价还经常是“高不可攀”。当然，油价高似乎不能全把板子打在“两桶油”上，价格管制部门无疑是罪魁祸首。不过，值得追问的是，国企的身份本身是不是价格管制者高定价的理由之一呢？再看看电信。电话、网络的特点都是收费奇高，质量奇差。比如，中国网速排名世界第90位(远低于平均水平)，但宽带费用却是美国的4倍、韩国的29倍、香港的469倍。银行业怎么样？收费成百上千种，甚至秘而不宣，服务却一塌糊涂，漫长的等待、落后的技术等让人望而却步。

　　国企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行政垄断，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政府补贴等)，对私企构成不正当竞争，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或者“逆淘汰”的后果。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所有的参与者平起平坐，享有同等的权利，然而，中国的国企却是一个“特权阶层”，享有私企不享有的种种特权，阻碍私企与其竞争。行政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因为它剥夺了人们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造成制度性歧视，扭曲乃至摧毁市场的运作，导致特权经济、命令经济和各种形式的权钱交易。尽管中国有《反垄断法》，但它被戏称为“垄断保护法”，为行政垄断撑腰张目。并且，政府对外企兼并或者收购中国的企业总是保持高度戒备，动辄以反垄断名义拒绝，而对中国国企的真正垄断视而不见。

　　国企还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推手之一。一些国企依靠垄断获得巨额利润，给本单位的领导和职工提供令人艳羡的待遇，收入远在其他单位的职工之上。既然是国企——全民所有的企业，本应把其获得的部分利润分给全体民众，而它们却“内部分赃”，甚至大肆挥霍浪费。尽管我们不应痛恨依赖勤劳和智慧致富的人，但国企员工这种依赖行政垄断和特权获得的财富令人无法容忍。如果政府真心打算缩小贫富差距，不妨从破除行政垄断开始，从减少和废除国企开始。

　　毫无疑问，国企对一个社会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无论是它低下的效率，还是它劣质的产品和服务，抑或是它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和贫富差距，都阻碍了真正市场经济的建立，阻碍了创新潜能和企业家精神。长期以来，国企是寻租和各种腐败行为的温床，是很多人升官发财或者养老享受的场所。国企的老板们只对掌握自己命运的官员负责，而不对消费者负责。他们怎么有改善产品和服务与积极开拓创新的动力？

　　有人说，国企的存在是为了保护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为了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民族主义”，甚至是一种令人作呕的“阴谋论”。如果说石油、电力、银行等关系“国计民生”，请问哪个行业不关系国计民生？粮食、蔬菜、猪肉、衣服、电脑、房子等哪一个不关系国计民生？是不是都要由国企生产呀？“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究竟意味着什么？让私企生产石油、电力、金融等怎会危害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如果真是这样，那些石油、电力、银行私有的国家岂不是相当不安全？不能不说，这种陈旧落后的观念贻害无穷。

　　也有人说，其他国家也有国企呀！是的，不少民主国家也有所谓的国企或者政府企业。但是，即使在民主社会里，国企的运作和管理也存在与中国国企一样的问题。二战之后，随着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兴起，不少欧洲国家设立了国企，但后来，发现它们效率低下，需要大量的政府补贴，还形成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的结局，于是，这些国家在六、七十年代之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尽管有些国企仍然存在。无疑，即使在民主社会里，国企固有的弊端也难以避免，民主的决策方式也不能侵犯私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财产权和交易自由。那些指望着民主变革解决国企困境的思路，不过是死路一条。

　　有人将中国的国企比作NBA超级球星科比•布赖恩特(Kobe Bryant)，并说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离不开国企，正如湖人队在比赛中离不开科比一样。不能不说，这个比喻实在不靠谱。科比成为球星完全是自身天赋和苦练的结果，并非湖人队给了他特权他才成为球星，也就是说，科比的崛起完全是市场自由竞争的产物，与靠垄断和补贴强大的国企恰恰相反。那些为国企辩护的人，还能找出更合适的比喻么？其实，对于那些不是靠竞争的洗礼变得强大的国企来说，即使暂时强大了，也不过是个吹起来的泡沫，早晚要破裂，化为乌有。

　　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企都给我们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应该尽快让其退出历史舞台。年初世行的私有化呼吁，以及最近美国的抱怨，都告诉我们，抛弃国企是一个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