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是近几年社会的热门话题。政府也极其重视，一直在努力推动经济转型，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也喊了很多口号，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受各种矛盾的制约，中国的经济转型正陷入囚徒困境，经济结构失衡越来越严重。

　　保增长与经济转型的矛盾

　　从表面来看，经济转型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扩大内需，让经济增长从出口和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二是产业结构升级，从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为主的低级形态升级到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虽然政府也在向这两个方向努力，出台了很多措施，但是目前经济的发展模式与经济转型仍然是背道而驰。

　　经济高增长是每一界政府的主要政绩，同时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而要保障经济增长水平维持在政府预期范围之内，就必须得让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要高增长，政府和国有企业就必须通过各种手段获取足够多的收入，利率也必须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然后还要通过举债扩大投资规模。

　　在这种背景下，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贫富差距也会随之扩大，最终使得普通居民收入增长乏力，再加上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不足，居民获取有限收入之后也不敢于消费，使得消费不振。产业结构升级必须依赖效率更高的非公有经济，但是受高税负以及公共资源被政府主导的投资所挤占等因素影响，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制约，产业结构升级自然也难有起色。

　　如果要转型，必须通过实质性且大规模的减税等手段增加居民收入、增强非公有经济的竞争力，同时约束国有企业的扩张、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但是这些方式也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经济增长下台阶。很多企业会因此陷入困境，特别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周期性行业将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银行不良资产率会显著上升，并且还将伴随着失业率上升等问题。这些是转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每一届政府都不愿意、不敢于在自己的任期内付出代价。

　　 “万能”政府与经济转型的矛盾

　　从更根本的制度建设上来看，经济转型的方向应该是市场化，让资源的配置主要由市场来完成。反过来也可这样理解，要实现经济转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大前提。

　　市场经济就好比生态系统，其自身会不断进化，也会自我修复。在市场化的环境中，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口、矿产、土地等生产要素开始稀缺，要素价格越来越昂贵，企业也初步完成了技术、资本和经验的积累，很多低附加值的产业逐渐变得无利可图，企业必然会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升级，也有能力实现产业升级。同时政府有能力提供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劳动力稀缺性的体现也会促使居民收入保持高增长，再加上人口的逐步老龄化，消费自然会获得相对更好的表现。而固定资产投资因为产能过剩和成本飙升，资产回报率大幅下滑，相应减速。但是现在的中国，政府才是“万能”的，政府主导了资源的配置。

　　政府掌握了土地、矿产、金融等重要资源，同时还拥有行政审批、无约束的收税权力，再加上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自然拥有对经济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所以政府希望利用自己的权力，在催成经济转型的同时，保障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但是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反而破坏了市场经济本身的自我修复、进化功能，加剧了经济失衡。

　　从事低附加值产业的企业因为高税负、缺乏融资渠道、繁复的行政审批等，没有能力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无望；而普通居民则因为收入有限、社会保障不足，也没有能力提升生活水平，扩大消费无望；而在政府的直接推动和积极促进下，本已失去吸引力的固定资产投资却继续保持高增长。

　　危机或可打破囚徒困境

　　面对经济转型的囚徒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政府将“权力”还给市场。要实现这一点，或许只有当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终结，政府不再“万能”的时候。所以一次经济或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于中国来说也并不全是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