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首都经济圈”这一国家战略，彼时，这个经济圈的核心——北京，正被膨胀的人口、拥堵的交通、居高不下的房价所拖累……

在中国经济成长中，由于行政区划对于区域经济的阻隔作用没有消除，“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京津冀”发展并不理想，这次提出“首都经济圈”与“京津冀都市圈”有何异同？对其前置的界定词“首都”如何理解？对这一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并存于各省级行政区之间的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相邻的地区，如何认识工业化、城市化的效益与弊端，从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重庆的“大城市带大农业”的空间模式对首都经济圈是否有实质性的借鉴意义？……我们采访了首都经贸大学张强教授。

 

NEG：如何定义“首都经济圈”，它与“京津冀”提法有何异同？您之前提过“首都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界定词是‘首都’”，如何理解？

张强教授（以下简称“张”）：总的来讲，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首都经济圈”是促进三地实现更紧密合作的战略性之举。首都经济圈是首都经济的影响圈、辐射圈，即围绕首都北京形成的都市经济圈。现阶段从规划上提出“首都经济圈”，所要解决的是这一大城市地区在高度发展阶段出现的“城市问题”，不是为圈而圈，为合作而合作。通过解决这个问题带动大区域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具有这些地区特点的增长极。

“首都经济圈”与“京津冀”这两种提法的关键差别在于，“首都经济圈”避开了长期阻碍跨行政区经济合作进展的所谓京津孰为中心的问题，明确要规划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经济圈；这个圈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不是重叠的同一个圈——其潜在意思是：京津冀地区并非只有一个都市圈，而实际上存在着若干个都市圈。

并且，在区分“首都经济圈”和“京津冀地区”两个区域概念的基础上，还可以更客观地理清北京、天津之间的经济关系。京、津的“双核”地位是指在更大区域——京津冀地区的概念，不应与首都经济圈的概念等量齐观。“双核”其实都是城市群或都市圈，京津之间的合作其实是两大城市群、都市圈之间的经济联系。两个都市圈的功能定位不同、产业方向和体系也不同。北京与天津之间存在明显的分工——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早已形成各自功能不同的完整体系，各有其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客观认识这一现实，并不是否定京津之间还要加强多方面的合作，而是说应实事求是地解释两个城市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宜为论证首都经济圈的“双核”而不加分析地做片面夸张；也不宜把京津冀（甚至京津冀晋蒙）合作规划与首都经济圈的规划混为一谈，那样无疑又会使问题复杂化。

如果按照以往的思维习惯再次陷入长期未决的双核关系争论，无疑将贻误以规划首都经济圈来进一步带动京津冀、乃至京津冀晋蒙区域发展的大好机遇。我认为，当前迫切需要的不是再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以首都为核心的首都经济圈规划的行动。

以首都经济来考虑首都经济圈的规划发展，才能看到冠以“首都”的经济圈，或以“首都经济”为前缀的都市圈，与我国其他经济圈相比，在内容上存在着显著不同。有一些历史上的重要结论不可忘记：

凡是不应该在北京建设的单位，不要挤在北京进行建设。凡是不应该扩大建设的单位，不许进行扩大建设；中央各部门已经摆在北京的企事业单位，凡是不适合放在北京的，都应下决心有计划地逐步地迁移出去（1964年3月李富春向中央的《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

经济建设要适合首都特点，不提“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工业基地”（1980年4月中央书记处听取北京城市建设问题汇报时，胡耀邦总书记作出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

城市建设的重点逐步从市区向广大远郊区转移，市区建设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199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首都经济是立足首都、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经济，是充分体现北京城市的性质和功能，充分发挥首都比较优势，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经济；是向结构优化、布局合理、技术密集、高度开放、资源节约、环境洁净方向发展的经济；是既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又体现较好效益的经济（1997年12月北京市第八次党代会报告）。

以发展高端、高效、高辐射力、低消耗、低污染产业为目标,增强首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2004年10月市委九届八次会议）。

走高端产业发展之路，把现代服务业发展放在优先位置，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适度发展现代制造业（2006年1月北京市“十一五”规划纲要）。

建设“三个北京”、“五个之都”，服务型、总部型、知识型、绿色型的首都经济特征（2011年1月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

 

NEG：如果以首都经济来打造首都经济圈，那么作为一个国内较发达的地区，为什么要实现城市发展方式转型？您提出应全面地分析工业化、城市化的利弊，并且认为因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显露的弊端和缺陷而造成了“阶段转型”的必要性，能否具体说说？

张：我在几年前就说过，我国最发达的一些大城市地区，实际上已经走过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化过程，获得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效益，但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内在的弊端或缺陷也越来越突出了。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为追求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的主要问题有：（1）预期的城市功能不断添加，在很多方面，各个层级地区的政府都在追求成为多种多样的“中心”；（2）这些功能、产业的载体（包括就业、居住的人口和场所）又高度聚集在大城市地区的中心城地区；（3）产业高度聚集和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资源占用与耗费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中心城地区日趋严重的“城市问题”，对首都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客观上形成了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时间“边界”。人们要在增长带来的眼前利益与可持续的长远利益上进行艰难的抉择；科学的选择，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城市发展方式。因此，从工业化到工业化后，转型是必然的。

在阶段性转型时期，以首都经济圈的思路来解决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城市问题”的战略性路径是：一方面，按照可持续战略，改变原先的“快速增长”为适度增长，减缓要素向中心聚集和资源耗费的速度；另一方面，将已形成巨大的优质的产业功能能力以及就业、居住的人口等向外疏解扩散，在周边寻求继续发展的空间，避免生产力的浪费。这构成了首都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和城市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通过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经验考察，我们知道：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是有“边界”的。阶段性转型的必然性在于：它们不但造就了发展，带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进步，也酿就了大量的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产生出阶段转换的必然性。比如，在上述经济转型、升级等产业结构的变动中，不仅驱使原有产业的部分就业、人口缩减，也意味着新产业、新就业、新人口相对或绝对的增加，所占用空间资源也随之增加。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已有越来越多大城市地区完成了工业化阶段，陆续进入高度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门槛。其实，先行进入高度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大城市地区的要素向欠发达地区疏解扩散，不但是解决这些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带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未来50年，中国必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强国的崛起，需要与强国的世界地位和影响相对应，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世界级影响力的聚集区。首都经济圈是保障和支撑未来这一目标实现的空间载体。经济保障或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这一地区的经济规模、结构、布局、形态能够始终严格按照确保首都安全的方向发展，按照不断扩大我国在世界影响力的方向发展。加强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力，发展那些有利于提升在世界发言权的产业，这应是国家的功能和战略，也是北京市作为国家首都载体的发展任务。

 

NEG：您之前提过，重庆市“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空间模式对首都经济圈有借鉴意义，可以具体谈一下吗？

张：城市发展带动方式有两种路径：“行政区间牵动”和“行政区内牵动”。其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利用调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行政区划，来发挥城市在行政区内带动农村的作用，并不鲜见。重庆市不过是近年来较大规模的、较高级别的和将会较显效果的实例。从重庆市区划调整以后15年的经验来看，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而形成“大城市带大农村”的“行政区内牵动”带动方式，不失为一种在中国现行体制架构下的可行的思路。

所谓“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带动方式，是指将较大幅员的欠发达的乡村地区划入大城市行政区内。重庆自1996年9月代管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1997年3月经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设直辖市。全市幅员面积增加到8.24万平方公里，辖40个行政区县（自治县）、19个区。当年年末，重庆市总人口达到3 042.9万人，农业人口占将近80%，非农业人口约占20%。重庆市依托两江新区的国家战略，规划了“一圈”（主城区为中心的一小时经济圈）带“两翼”（渝东北翼以万州为中心的三峡库区，渝东南翼以黔江为中心的乌江流域和武陵山区）的战略。2011年，重庆市成为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相对而言，2011年，北京市已经形成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城市人口占80%以上的发展水平，1.6万亿元的产业能力、3000亿元的财政能力。如果能够借助于首都经济圈的提出，在国家层面考虑适当调整行政区划，使首都行政区向制约首都水源、能源、生态、食品安全而又相对欠发达的冀西冀北方向适当扩展，将已经形成的超过现行区域承载力的生产力向外扩散，虽然会暂时拉低行政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但可以扩展城市发展能力的有效作用空间，为有效解决上述诸多问题创造更有利条件；这也不失为形成合力来解决所谓“环京贫困带问题”的一个可选择路径。

 

NEG：国外的经济圈发展是怎样的？对我们国家有何借鉴？

张强：众所周知，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是一个以城市群、都市圈发展为城市化突出特点的时期。都市圈的空间结构，本质上是由若干主要城市和这些城市周边的郊区构成的。从国家政治的或统计的层面对城市群、都市圈的确认，又形成了都市区的概念，使国内的空间首先区分为“都市区”和“非都市区”（乡村地区），在都市区内又形成了“主要城市”和“郊区”。进入工业化后和高度城市化阶段以来，都市区内的郊区化与都市区外的逆城市化相呼应，使产业、人口、收入等分布趋于区域间更加协调的走向。

就美国看，自50年代以后显著的郊区化趋势，使之到21世纪的时候，有一多半的城市人口居住在郊区，少半人口居住在主要城市，10%左右人口居住在乡村地区。因此，有人也把美国称为“郊区国家”，把美国的21世纪成为“郊区世纪”。主要城市和郊区的双重空间结构，形成了都市圈和都市区的典型特征。

国外的城市行政区(包括世界级城市)与我国的城市行政区相比，其规模一般较小（诸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世界级城市，其行政区面积和人口只相当于北京市的中心城地区），都市圈主要是在市场机制下自然形成的，各个城市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因此，都市圈往往是由多个城市行政区之间构成的。因此，在行政区所划定的城市之间、依照经济活动内在联系而形成的都市圈是其主要特点。

 

经济圈	面积（单位：平方公里）	人口（单位：万）	数据年份备注
北京中心城区	1368.22	1171.6	2010
北京	16400	1961.2	2010
首都圈	36900	4333	2010
东京都	2188	1301	2010
大东京	13556	3583	2008
内伦敦	624
大伦敦	1579	859	2008
巴黎	105	200
大巴黎	12000	1100
纽约	786	836	2008
大纽约	17405	1918	2008
纽约大都会扩展区	30671	2196	2007

反观我国体制，明显特点是：城市行政区规模较大（北京、天津的行政区半径都在50公里以上，面积相当于上述国家的大都市圈）；大小城市之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比如地级市下有县级市，直辖市下有区县城（新城）。所以，中国的城市群或都市圈很多是在行政区划内构造起来的，一个大的城市行政区内部往往包含着诸多城市。就面积、人口等规模而言，北京、天津其实都是城市群，都具备都市圈的“主要城市+郊区”的空间结构特征，都相当于国外的大都市圈。北京既是一个行政区，自身也是一个城市群或都市圈，是在一个行政区划范围内形成的包含大中小城市的都市圈，是一个具有1.64万平方公里、2000万左右人口和包含中心城、11个新城、100多个小城镇的都市圈。只不过我们过去没有这样来认识而已。但是，当我们开始规划设计首都经济圈的时候，就应注意到这一个特点，不一定把是否跨行政区作为衡量大都市圈的主要标准。

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主张“按照行政区划界定经济圈的范围”，但是在研究中国的都市圈的时候，应当了解都市圈的中外共性是什么，不同之处是什么，不应无视国情而盲目照搬。应该说，对首都经济圈内在机制的深刻认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