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许多人不愿意和不认可，但目前大部分的企业文化建设活动，依然还是停留在理念的提炼+文体活动的层面。我给这样的现象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顶天立地”。本来，“顶天立地”是个好事儿，但我说的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顶天立地”，就是只注重理念的提炼和宣贯，还有就是搞搞各种文体活动，或者最多送送温暖，而对于与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最相关的企业经营管理过程，却极少关注；甚至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东西不是文化。

　　美国学者约翰·菲斯克著于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电视文化》一书，一直受到包括雅文化圈在内众多人的追捧。在此书中，约翰·菲斯克从观众看电视的行为和心理视角，分析了美国的一些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如《陆军野战医院》、《职业拳击》、《达拉斯》、《迈阿密的罪恶》等，同时也涉及了部分的电影、期刊甚至游戏。通过研究，约翰·菲斯克试图解释人们看电视所蕴含的种意义的复杂文化过程，即特定人群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为什么？电视为何如此深深地融入了社会生活之中？最后，菲斯克得出了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结论：文化不是什么美的理念和人类精神的形式，文化就是“意义在特定社会中的产生与流通”。

　　我理解，约翰·菲斯克的所谓“意义”，既不是褒义的，也不是贬义的，而是一个中性词汇。这个“意义”，基本与宏大主题无关，应该是“人们在庸常的生活中感觉有意思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契合了人们在日常中的感受，或者是缺失的，或者是一直需要的。比如，我经常说，国人爱看武侠，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现实中被压迫和被加害的太多了。由于现实的种种限制，我们无法摆脱这种被加害，但同时也诱发了一种力图加害别人以求得平衡的群体心理倾向。于是，武侠让我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意淫”的方式。

　　因此，所谓“意义在特定社会中的产生与流通”，就是希望在生活和工作的实质性的过程中、而不仅仅是理念上和文体活动的细枝末节上去研究和促进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比如，在一家企业调研，他们的员工在工作中的一个普遍感受是：“在外面感觉还挺好的，一迈进厂区，心情就沉重起来了。”我知道，他们“心情沉重”的原因，是这家公司令人防不胜防的对员工的处罚。有意思的是，在这家公司，我们都熟悉的一个词儿“考核”，已经被阉割成为“处罚”的特定用语。当我看到一个管理干部狞笑着对我说“他不听话，我就考核他”时，我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地沉重起来了。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顶天”也没有办法，“立地”更没有可能。唯一的办法是，将文化的观察和建设，置入管理的所有过程中。如龙应台在《文化政策，是什么》中所说，“文化不仅只是唱歌跳舞，文化发生的场所不仅只是音乐厅美术馆，文化政策也不仅只是大厅大堂的形象工程。文化是民生，是政治，是经济，是教育，是外交，是国防……”又如她引述的法国首任文化部长马乐侯所说，“文化不是一块石头投入水杯，而是一块方糖溶于整杯水，”“法国不是一个文化部，而是四十四个文化部。”“当文化部推动的文化政策渗入整个政府，成为所有其他部会共同投入资源协力推动的工作，就是方糖渗入整杯水的调和作用。”

　　其实，这样的将文化的研究与具体管理过程的研究相结合以发掘和培育文化，一直是文化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比如，文化学者托尼·贝内特在其“置政策于文化研究之中”一文中，就提出了四项主张：第一，在将文化作为政府的独特领域时，要将政策因素包括在文化的相关领域中；第二，在文化的总领域内，区分不同的文化区域；第三，需要识别和明确界定不同文化区域所特有的政治关系；第四，在内容和方法上，策划影响或维护相关文化内部可以识别的能动者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