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食品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利用职权收受贿赂117万余元，指使他人诬陷上司，违法销售所著书籍、非法经营获利1600余万元。记者昨天获悉，北京市二中院以受贿罪、非法经营罪和诬告陷害罪三宗罪对张敬礼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
出书本来是作家和专家、学者的事，但不知从何时起，官员也热衷于“著书立说”起来，并且还形成一种“风尚”。于是，在图书市场空前繁荣与图书堆积空前繁杂的“文化气息浓郁”当中，一些官员被冠上了“专家型领导”、“学者型首长”的名号，获得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鸿途大展与风光无限。
按道理说，领导干部搞一点学术研究，写一些文章，出版一些书籍著作，并非什么坏事。但设若只是为了卖弄风雅、沽名钓誉，甚至借著书立说之机而变相索贿、蓄意敛财，那便是一种堕落、一种违法，一种自我毁灭。
张敬礼“著书立说”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更不是为了开阔人们的视野、陶冶人们的情操，而是利用自己在国家药监局任副局长的身份和权力，企图实现“生财有道”的“人生理想”。
报道说，由张敬礼署名或并列署名的著作，主要有《老年急症救治手册》《百年FDA：美国药品监管法律框架》《维护公众健康：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探索与创新》《中国食品药品监管理论与法律实践》《寿世补元》等等。设若按照“思路决定出路，心态决定状态”的逻辑推断，张敬礼显然是一个躬身于药监研究的学者，是一个悯怀苍生的医学专家。但事实上，他却是一个心口不一、居心诡异的小人。
检方认定，2006年至2009年间，张敬礼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在天津某公司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撤销被侵权药品注册号、了解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等事件中提供帮助，并于2009年底向该公司索要《寿世补元》一书350套，价值19.81万元。2008年底至2010年5月间，张敬礼承诺为北京朗天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投资筹建疫苗厂提供帮助，并于2009年底向该公司索要《寿世补元》一书500套，价值28.3万元。2009年间，张敬礼为北京某公司承揽处方药代理业务提供帮助，并于2009年底至2010年初，向该公司索要《寿世补元》一书550套，价值31.13万元。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张敬礼还疯狂捏造事实并指使他人诬告上司，企图以谋得更高的位置来获得更多的钱财。
关于官员出书的问题，著名作家贾平凹曾说：“谁都可以写作，我只看作品不看人。” 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试想一下，张敬礼著下一本《寿世补元》定价高达368元，设若没有权力之下的层层摊派销售，设若没有药企的巴结讨好与“曲线行贿”，价格如此之高的“局长书”会有人愿意看吗？——“该买”的人或单位，不想买也得买。这就是张敬礼著书立说、“生财有道”的玄机所在！
书以明志，文以救人。
官员靠出书、买书挣钱，未必就是丑事，但关键要看他出书的目的是什么，卖书的渠道在哪里，挣来的钱干啥用。与张敬礼以权谋私、到“天上人间”乱伦不同，还有一位官员叫张世贤，他是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和山西省作家协会的会员，也曾是山西省运城市政法委书记，2001年3月退休，享受正厅级待遇。张世贤退休后为了资助贫困生上学，凭借写作的特长走上了艰辛的写书路，每年春节都会坚持利用拜年访友的机会卖书。于是，从最初的《农村工作实践与思考》到后来的《足迹》《晚霞集》等，再到去年出版的《我与贫困生》，张世贤10年时间写了10本书，最终筹集助学资金140余万元，共资助贫困生123名。
同样是官员著书立说，同样是卖书挣钱。一个让我们看到了卑劣与丑恶，一个让我们读到了崇高与伟大。应该说，张敬礼的书是不值得一读的。试想，一个心术不正、道德败坏，甚至为了权力和金钱而不择手段、以身试法的官员作者，他又能够给公众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食粮？
——张敬礼获刑，咎由自取，大快人心；官员著书立说，且不可心口不一，权钱混搭！
（李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