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的长期挑战，涉及到增长动力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改革攻坚问题，等等。但归根到底，是经济增长放缓问题。一个赶超型经济体，从高速增长“下”到中速增长，面临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增长减速，或者更“极端”一点的说法是高增长时代的结束，有点像“狼来了”。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有不少讨论，认为根据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增长将大不如前。当时对于中国经济能否在第三个10年 （即指2001年—2010年，一种粗略的说法）继续保持高增长颇为担心，而现在的关注点则是中国经济能否在第四个10年持续高增长。这次担心的理由主要是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与全球化红利都基本耗尽，增长下滑无法阻挡。显然，今天“狼来了”的说法似乎更有说服力了。

　　其实，对于中国增长会减速已基本形成共识，但何时减速以及减到多少，还存在争议。我们的看法是：一方面，经济增长下一个台阶符合长周期增长的规律，我们要尊重经济规律，因此须摆脱两位数增长的幻想和高增长依赖症；另一方面，增长放缓不是“狼来了”，减速论不等于悲观论。如果能够真正推进改革创新，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经济将会获得新一轮的改革红利、人力资本红利与全球化红利，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能，从而创造出第四个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较为强劲的增长。

　　一、从长周期观点看，高增长必然遭遇调整

　　“盛极而衰，否极泰来”，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是从自然界、万物生息中总结出来的周期律。在金融史家金德尔伯格看来，万物均呈现出有机的循环往复的规则变化。并且，这种规则变化可以从小的个体扩展到更大的生命单位，比如国家。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也有生命周期。通常，它是沿着一条S型曲线发展，一开始缓慢地启动，然后加速，飞速发展一段时期，最后减速。这种增长模式还被冠以其它名称，诸如：逻辑曲线、物质转换曲线、五阶产品周期以及技术成熟曲线等。金德尔伯格从国家生命周期推衍出霸权的兴衰与更替。同样，我们也可以从中推衍出经济增长的长周期变化，因为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国家生命力的最重要表征。

　　从长周期的视角，增长不可能以恒定的速度永远持续下去，尽管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可以假定外生的技术进步，从而获得稳态的经济增长。但这种稳态增长是“假定”出来的，现实中的增长有快有慢，有高有低，甚至有时候会停滞倒退，这才符合增长的周期。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并没有打破增长的周期，它只是通过知识、创意、人力资本等的报酬递增，使得原先被假定出来的增长有了一个更为可靠的理论基石、增长被内生化而已。从某种意义上，增长的周期就像是一种宿命，尽管你想千方百计修正它，但你所能改变的在历史长河中却是微不足道的。

　　由此，我们能看到全球范围内增长的差异：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大不如前，新兴经济体比发达经济体的增速要高出很多。不过，正如发达经济体不得不结束曾经的辉煌一样，后发经济体的高增长也有结束的那一天。这里的理由可以非常具体，比如：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库终有耗尽的时刻；制造业就业占比达到峰值，经济增长转而更加依赖提高服务业生产率的更艰难过程；更多的资本存量意味着更多折旧，这要求更多的储蓄来增加资本存量；随着经济接近科技前沿，经济必须从依靠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

　　借助国际比较，高增长必然会遭遇调整这一点就能看得更为清楚。由诺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领衔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年）总结出二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超过25年的13个成功经济体，它们分别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考虑到博茨瓦纳、马耳他、阿曼人口规模都非常小，这里不作考察。

　　余下10个成功的经济体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危机，这包括巴西19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日本1980年代末的金融泡沫破灭危机，以及其他经济体1990年代末遭遇的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分析发现，经历危机但成功跨越的经济体有：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而遭遇危机后止步不前的有：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巴西；中国是特例，没有遭遇危机重创，但也还没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外国专家学者预言未来中国遭遇危机的概率接近于1。

　　为了探寻高增长的经济体如何减速，特别是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第4个10年有怎样的表现，我们这里以10年为单位来考察这些经济体。研究增长率的变化，超始年份的选择比较重要。因为选择时间段的不同，我们所看到的每10年的变化就可能有差异。这里起始年份的选择参考了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年）的标准。但考察中国时并未采用他们提到的1961年，而是1978年，这应该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在以上数据基础上，我们制作出三组经济体的增长率变化图（见图1）：一组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组是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还有一组是中国。通过图1，我们发现：

　　（1）成功经济体40年的平均增长率更高；而不够成功的那组经济体，平均增长率要低。

　　（2）前三个10年，各经济体并不是一直呈现单调递减的态势，但第4个10年却无一例外地都跌下来了，且跌幅较大。

　　（3）日本是从高速增长直接跌到了低速增长，即到了5％以下了；韩国经济下滑较为平缓；第四个10年仍保持在7％以上的经济体只有台湾。

　　（4）与其它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增长保持得更加平稳，下滑迹象不明显。第四个10年的增长还是未知数，将在后文讨论。

　　以上经济体（除了中国）的案例基本支持了高增长时代终将结束的观点。但这些故事或许还不足以让人信服。 Eichengreen等人（2011年）于是将样本扩展到更多成功的经济体 。为了考察这些经济体增长的放缓，他们又增加了两个条件：一是在增速放缓之前（早期的增长是快速的）七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3．5％或更高；二是将七年的平均增长率至少降低两个百分点 （这种放缓是不可忽略的）确定为增长放缓。通过这一研究，他们不仅找到了更多曾经遭遇增长下滑的成功经济体，还通过经验分析找出下滑的临界点并与中国进行比较，如：

　　（1）当快速增长的赶超型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按2005年不变国际价格计算的17000美元左右时 （中国应该会在2015年或稍后达到该水平），他们的经济增长会显著放缓；

　　（2）在制造业就业占比达到23％时高增长会放缓，中国正在接近该水平；

　　（3）当后发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技术前沿国家人均收入的57％时 （中国很可能稍晚些时候就会达到该水平），经济增长会放缓。

　　二、理论预测往往落后于现实发展

　　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无法摆脱减速的命运，上述的经验考察确乎揭示了这一 “铁律”。但有时候，历史经验并不能简单外推，因为理论预测往往落后于现实发展。从实践看，人类在不断地跨越增长的台阶，同时也在不断地更新过去的成见。

　　首先，在工业革命之前，类似于现代经济增长这样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

　　人类历史从最早期直到19世纪初左右，世界人口以及商品服务的产出量（或者以现代流行的GDP来衡量），均以大致不变的速度缓慢增长。 18世纪欧洲普通人民的生活水准与同时代的中国人或古罗马人差不多。然而在最近的200年中，世界人口和产出的增长都急剧上升，其中产出的增长要远快于人口的增长，于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第一次开始持续提高，从根本上突破了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在新增长理论奠基者之一的小罗伯特·卢卡斯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发现。并且，正是这样的一个发现，使得关注增长问题比任何其它问题都变得更为重要。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不可能从过去的历史中外推出来的。

　　其次，战后日本的增长打破了传统思维。在当时，人们宁愿把它当作一个特例。

　　即便有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经济增长，但人们也不敢有过高的奢望。比如，凯恩斯在1937年曾经说：“根据过去的经验，生活水平每年平均提高1％以上是不现实的。即使有很多发明创造，能够提高得更多些，我们的社会对于1％以上的增长率也是不能轻易地使自己和它相适应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英国大概有过一两次生活水平按年率1％提高的时候。但是，一般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按平均年率计算，总多少要低于1％。 ”凯恩斯的演讲是在阴暗的三十年代中期说的，他在讲演之际或许在心理上受到了当时悲观主义的影响。然而，历史却可以证明，大英帝国从1860年到1913年这光辉的半个世纪里，每人实际收入平均年增长率只为0.9％。因而，当时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怀疑凯恩斯的这一看法。

　　然而，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完全突破了这一观念。日本在高增长时期，持续20年年均增长率达到10％。正因为如此，当时日本的增长被当作“奇迹”，当作特例。

　　第三，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影响人类最重要的发展事件之一是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的经济增长（始于中国，目前扩展到大部分亚洲经济体，并日益出现在发展中世界的其他部分），而这一点在开始的时候并未被看好。

　　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工作小组成员PaulRomer曾经提醒大家：当年日本经济以这种速度增长时，评论家们也曾认为那只不过是战后复苏所催生的一个特殊案例；当东亚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追赶上来的时候，怀疑者们将其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船小好掉头”；而当中国超越它们的时候，人们又把这解释为“船大好扬帆”。这实际上表明了，人们对于增长还没有理解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卢卡斯认为提到增长，别的事就都可以放在一边了。这不仅仅是不同经济体增长的差异和趋同，还在于，一些成功的增长（无论是经济增速还是持续的时间）往往在超越理论设定的边界。

　　第四，关于中国的增长，自改革开放伊始一直有许多预测，但往往都低于实际的增长。

　　较早对中国增长进行预测的是世界银行。 1997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2020》完成出版。在该报告中，世行先是对于以往低估中国经济增长作了一番“自我批评”。如图2所示，1982年、1983年、1985年以及1992年世行的预测都比实际GDP要低。特别是1995年的实际GDP是世行1985年预测值的两倍。按说有了这些前车之鉴，世行对下一阶段的预测一定应该会大胆些。即便如此，实际增长的结果还是超出了世行的大胆预测。表1显示，世行对于1996年—2000年的增长预测是8．4％，与实际增长8.6％非常接近。但对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2001年—2010年）增长的预测就不到7％了，而实际增长是10．5％，有非常大的出入。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世行报告形成的时候，还没有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因此可以想象，这些预测是较为乐观的。如果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间，我们认为其预测值将会更低。

　　过了15年，世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又联合推出了《中国2030》。其对未来的预测是，从2011年—2030年这20年中，每五年的增长会下一个台阶，即8.6％、7.0％、5.9％和5.0％。 2011年—2020年的平均增长达到7．8％，远高于《中国2020》预测的5．5％。这算是一个心智的飞跃吧。

　　其实，不仅仅世行对于中国新世纪第一个10年的增长预测大失水准，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显得过于谨慎。这既可能受到世行《中国2020》的影响，更可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所形成的悲观氛围的影响。在经历1998年—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七上八下”的过程中，人们对于未来增长显得信心不足。比如，王小鲁（2000年）估算出2001年—2010年的增长率为6.58％，2011年—2020年的增长率为6.21％；如果参照日本的情况，这一结果实际上还是非常靠谱的，但和中国现实相距较大。江小涓（2004年）通过国际经验比较，也指出高速增长20年后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难度加大。她指出，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没有一个国家取得过连续40年平均7％ 以上的增长速度。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使GDP比2000年再翻两番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是要在过去20多年高速度的基础上，再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40年平均增长速度要达7％以上。从全球经济发展的经验看，仅有极少数经济体有过这种实绩。

　　依据这样的认识，中国增长一定是会下台阶了。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当时的判断是过于谨慎了。中国的增长不仅没有下台阶，甚至比以前更快，“十一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1．2％，远超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