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14日至9月26日，财经作家叶檀在《金融时报》中文网连续发表了七篇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第一篇题目是《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一）》，此后各篇的题目删去“增长”二字，变成《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二至七）》。我在8月16日写过一篇文章《叶檀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评论她的人口理论。看了9月26日叶檀发表《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七）》（以下简称《七》文）后，我打算继续评论她的反智人口理论。
叶檀把反对强制计划生育的理论称为“反智的人口理论”，其实她自己的人口理论才是真正“反智的”，因为她缺乏基本的常识。下面试进行具体分析。
叶檀在《七》文开头说，有一位40岁左右的温州企业家已有两个孩子，长子已经18岁。叶檀认为这是“早育多生”。我认为，即使勉强能说这位企业家是“早育”（22岁左右生第一个孩子，严格来说也不能算是“早育”），但生两个孩子绝对算不上是“多生”，原因是：即使全国所有夫妇都生两个孩子，总和生育率还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最终还是要减少的。
叶檀在《七》文中说：“根据CIA公布的2012年最新估算数据，新加坡，中国澳门地区、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TFR)占居了全世界倒数第一，二，三，四及第五位，分别为0.78，0.92，1.09，1.1和1.23。”
从上面一段可以看出，叶檀所引用的总和生育率(TFR)数据后面是不带百分号的，但叶檀在9月19日发表的《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六）》（以下简称《六》文）说：“从总合生育率来看，有统计结果（1）显示，在江苏、浙江两个经济发达省份这一指标已下降到将近1％，也就是说独生政策已达到目的。”在这段引文中，叶檀认为江苏、浙江的总合生育率（即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将近1％，显然是多了一个百分号，因为如果总和生育率只有1％，也就是0.01，这可能吗？但《六》文另外一处引用的生育率数据又不带百分号：“举例来说，至2000年，贵州的生育率仍有2.4，云南2，四川重庆1.44，广西1.75，河南1.6，浙江1.32，而江苏仅1.11.”
叶檀在《七》文中引用了“Bayesian probabilistic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all countries”一文的研究成果说：“其中关于中国的大致预测是，将来五十年内，中国生育率会从当前的1.6逐渐上升，然后徘徊在2左右”。我查了这篇论文谈到：“China’s TFR is below replacement level, and we project a slight continuing decline followed by a slow recovery, with uncertainty not dissimilar to that implied by the UN variants (Fig.S3). The total population is projected to continue rising and then to decline, with considerable uncertainty about the population in 2100, similar to that implied by the UN variants.”也就是说，这篇论文本身也承认对中国未来生育率和人口数量的预测是“uncertainty”（不确定），既然如此，怎么能用不确定的预测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依据呢？
叶檀在《七》文中说：“应用到人口统计中，强制实行节育的国家、有多子多福传统文化的国家，放松政策后，反弹的力度可能很大，生育情况可能更接近于倡导优生优育的印度与巴基斯坦，而不是日本、韩国等国家，这些国家在彻底放开生育后的总和生育率，才说明了国民真正的选择。”事实上，中国大陆属于东亚，生育文化更接近韩国、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而不是更接近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韩国、台湾以前也有多子多福的传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生育率与中国大陆基本相当，它们没有实行强制计划生育，但现在生育率也与中国大陆基本相当或更低一些。
叶檀在《七》文中说：“讨论人口问题，是为了对国家、对民族、对后代前途秉持负责的态度，我们绝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让后代承担我们不负责任的后果。”我想问叶檀：由每对夫妇自主决定生多少个孩子，怎么就变成了“不负责任”？难道实行强制计划生育才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后代前途秉持负责”？难道孩子不是由孩子的父母抚养的，而是由政府抚养的？
叶檀在《七》文末尾说：“坚决的一胎政策有待商榷，至于实行两胎政策，还是谨慎地、局部地、根据特定人群试点性展开为上。”我想问叶檀：难道你不知道中国早已有一些地方实行“二孩”政策试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于2008年12月出版了《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一书，对甘肃省酒泉、山西省翼城、河北省承德、湖北省恩施等多年来实行“二孩”政策地区的人口状况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深入调研，证明“二孩”政策试点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并没有超过2.0。
事实上，我认为仅仅实行两胎政策，即使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说也是远远不够的（由于存在不孕不育人口以及自愿不生二胎的夫妇，全国总和生育率不可能达到2.0，而对于中国人口来说，世代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是2.3）；况且，生育问题本来应该由夫妇自主决定，实行强制多少胎的政策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