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底，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华访问，本次访华的德国经贸团规格很高——二十多位来自西门子公司、思爱普公司(SAP)、大众汽车公司、蒂森克虏伯公司(ThyssenKrupp)和巴斯夫公司(BASF)的德国知名企业的高管随性。

30日，中德双方在京签署了《空客中国总装线二期框架协议》等十余个合作协议，涉及航空、汽车等多个领域。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就是工银租赁公司与空中客车公司的A320系列飞机采购协议，订购数量50架，合同金额大约35亿美元。

温家宝表示，他心里对欧债问题也有担忧，但对欧洲经济、欧元区以及欧元依然抱有信心，中方愿在充分考虑风险防控前提下，继续投资于欧元区国债市场。中国是德国出口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与2005年相比，2011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206%。

温家宝在随后陪同默克尔乘坐京津城际高铁抵达天津，见证位于当地的空客公司总装厂第100架飞机的完工。

 

默克尔来华访问之行无疑是为了缓解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的，不仅是为了德国的工业多争取一些订单的推销之旅，更是为了寻求中国政府对欧洲危机施以援手的化缘之旅。

默克尔，这个被誉为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的德国领导者，此番来华显然有些憔悴，但中国的诸多高层领导人还是给足了面子，不仅争相与其会面，而且让其满载而归。

从德国内部讲，默克尔即将面临选战，但她在国内支持声望并不高，能否连任依然是个未知数。其实也不能完全责怪德国民众的不给力，新出炉的德国劳工办公室报告显示，目前德国失业人数达到290.1万，失业率约为6.8%，德国联邦劳工局局长魏泽认为，未来德国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降低。

在整个欧洲，自从萨科奇下台之后，默克尔在欧元区就显得势单力孤，法德作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能量锐减，加之欧洲经济的主权债务危机，从希腊、西班牙逐渐蔓延到更大的经济体意大利等国家。诸如西班牙、意大利之类的欧洲传统强国，都已经陷入了举债度日，靠宽限还债才能缓解自身所承受的财政压力的境况。默克尔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按说法德是欧洲发展动力的源泉，欧洲是德法共同承担的责任，而奥朗德对于跟默克尔协作并承担欧洲大局的责任方面，显然就没有萨科奇那样的热情。

在法德共同拯救欧洲的格局中不给力，这也怨不得奥朗德，毕竟法国正处于衰退的边缘。法国已经没有力量给欧洲经济做贡献，也就意味着欧债危机进一步向欧洲核心国家侵蚀。

毕竟法国劳工部8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7月失业人数已连续第15个月增加，达到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预计9月失业人数会更多。

为什么默克尔不去游说英国呢？这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当前情况下，显然英国不仅是肯定不会趟欧元区这个浑水，甚至反而会是幸灾乐祸的态度，这不仅是从伦敦和法兰克福之间在金融方面的竞争关系所决定的，而且是被历史见证过多次的。

1965年到1967年，英国一直在抵制英镑贬值，但最终以一切努力的失败告终，11月，英镑宣布贬值14.3%，这个失败让英国损失1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难怪撒切尔夫人反对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的态度如此之坚定。

虽然英国曾经短暂地加入欧洲汇率机制，但1992年9月，英镑再次遭遇灾难，并损失了数以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起因就是当时的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施莱辛格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发表被理解为“大肆攻击英镑”的信号的言论，使得英国立即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并再也没有回来。

其实原本英国在基本观点上就有朝美国倾斜的倾向性，同时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后遗症，以及在英国濒临绝境，向德国恳求援助的时候，德国的态度却是袖手旁观。

虽然很多事情都是此一时彼一时，商人坚信，没有永远的朋友，却有阶段性的利益伙伴。但政客与商人都记仇，恩怨之下，也难免会新帐旧账一起算。所以假如默克尔去英国，结局大概是注定的。

同样，诸如美国、日本之类的外部传统强国，都对欧洲债务危机持隔岸观火、袖手旁观的态度，在如此国际环境之下，中国又何以火中取栗呢？

 

当欧洲人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中国的时候，我们虽然难以影响领导者的决策，但依然要止不住理性地问：中国有什么理由去救助欧洲？中国拿什么去救助欧洲？那么救助欧洲，对中国有哪些切实的好处？

所谓中国救助欧洲的理由，大概是基于欧洲是中国商品出口的重要市场，中国要靠欧洲人购买中国商品来解决中国人的就业问题，避免资源出现浪费与消耗，当自己的客户都没有钱消费了，都没有心思消费了，自己的产品卖给谁呢？

现实决定了我们无法对欧洲见死不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道理很简单。为了让欧洲人有信心并有钱消费，也要我们伸手援助一把，毕竟地球村上的居民，彼此之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虽然本质是拿中国人的钱消费中国人的产品，但毕竟这会造成繁荣的状况。

很多中国人原本就是跟欧洲人的生计息息相关的，比如那些跟欧洲人做进出口生意的，那些跟欧洲人有文化、旅游、娱乐影视、教育培训业务相关的，那些跟欧洲人在工作与生活上存在依存关系的，那些需要欧洲人继续对自己进行投资，而避免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都是不希望看到欧洲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

至少比如家乐福的员工，做法国红酒生意的人，开德国车的人，做欧洲奢侈品贸易的人，是不希望看到欧洲人陷入绝境的。这就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怪圈：为了让财主能保持旺盛的消费承受能力，就必须要舍弃自己的力量，也要维持如此习惯性的依附关系。

在国际化人士看来，中国所承受的这样的怪圈不仅适用于欧洲，当然也适用于美洲、非洲与亚洲，比如日本、越南、印度与菲律宾之类时刻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

但贾春宝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幼稚可笑的善良，我们就变身为那个把恶狼放出口袋，甚至是用自己的身子把冻僵的毒蛇救活过来的农夫，明知这种幼稚可笑，却依然要乖乖就范，如此就充分显示了我们的无奈。

 

中国拿什么去救助欧洲？

来到中国的国际团队，不管是否由政客率领，其核心目的都是推销；而走出国门的中国团队，不管是否出于政治目的，核心目的是采购，来来往往的都是为了订单，都是为了能让外人得到更多的商业利益，在信心满满、牛气哄哄的背后，依托的都是中国庞大的市场支付与承受能力，实际上都是为了得到面子而损伤切实的利益。

不管是扩大进口，还是提高投资，或者是在IMF上提高份额和话语权，或者是免除到期债务与工程援建，无疑都是要动用国内财政力量，或者是要以中国自身的市场作为支撑的。

 

正常情况下，政治与军事、文化与教育都是对自己的民族利益进行保护的有效工具，需要有相应的策略的。

一国之总理如同一个商业机构的总经理。市场经济的总经理是为自己的机构争取利益最大化的，而给自己塑造慈悲形象的，往往不是总经理的职责，而更多的应该是董事长的责任。是推销者就需要承受外界的压力。

其实不管是总经理还是总理，核心职责是作为推销员。让别人多买自己的东西，而不是推销自己的市场容量，我们需要多推行自己的品牌价值，少为购买别人的东西而支付更多的资金。

中国的产品频繁遭遇不公正的待遇，不管是产品被诉倾销还是民众支付高赋税，无疑都是强加在中国身上的，对此表现出的丝毫无助于软弱，都说明作为政府的无能。虽然在谈判的时候可以做到“法外开恩”，暂时不做过多的追究，但毕竟是会多收取的。

就如在逢年过节之类的销售旺季到来的时候，我们总是看到商品打折优惠酬宾，却忽视了在那之前的暗自提价，以及加大市场投放的库存。

 

遗憾的是：中国人民从来都是被代表的，从古代面对藩属列国的朝贡，到当今救助别人的慈悲心肠。在无上的荣光背后，必然要丧失切实的经济利益。

俗语讲：God can only save the ones who save themselves。不要奢望别人来救助自己，假如你不能自救，那么神都无能为力。我们可以表达自己对别人的信心，以示礼貌，但真正推动那些陷入困境的相关国家走出低谷，摆脱危机的，是陷入危机的国家自身。

 

当政者，不管是来求助的，还是被求助者，都认为这种救助有充足的理由支撑。当国家领导人在对外承诺与态度方面，慷慨大度，不计成本，那更多的是在滥用职权，当我们不仅感觉不到不舒服，反而感觉很正常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悲哀呢！

更为可悲的是，面对国际力量的索取，我们基本上是丧失了抵抗能力。甚至以争宠的姿态去面对，这就是最大的悲哀了。

当那些生活在农村的老人们，每个月只能领取55元的生活费，还要为此而感恩戴德的时候，我们投入巨大的力量去救助那些社会保障相当完善，并可以用等靠要的方式，用示威游行的方式去抗议自己的政府承担国际责任。当我们的政府承担了如此的国际责任的时候，他们所必须承担对国内责任如何呢？

我们并不是在拒绝承担国际责任，也不是在为推卸责任而寻找理由。

 

救助欧洲，对中国有哪些切实的好处呢？

说白了，中国救助欧洲所投入的真金白银，以及切实的市场开放，并不会得到丝毫的切实好处，中国所得到的都是一些名至而实不归的口头褒扬，甚至仅仅是高高姿态之中所流露出来的一丝短暂的赞许和友善。那种态度变得比“六月的天”还要迅速。

至少欧洲是否会放过中国光伏产品，是否会淡化航空碳税，是否会适当放宽对华武器禁运，是否对华放宽市场，是否会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否会对中国不再进行各种调查与制裁，是否看中国时能摘掉那带颜色的眼镜？这一切都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