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四月五日夜里，“据说”晴朗夜空突然之间转为雷雨交加。蒋介石过世了。

　　那当然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这个时代的结束，或许更早就开始了。五六零年的寒冷黑夜逐渐褪去，从七零代初开始，新的反对力量，新的公民意识，都成为晨曦中的点点微光。

　　蒋介石过世后，严家凎继任总统，三年前开始担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继续担任此一职位，但接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掌握实质政治权力。

　　蒋经国做出的改革之一是将核准新刊物发行的权力，由警备总部转移到行政院新闻局，当时局长是钱复，但警备总部和国民党文工会仍有取缔和关闭的权力。

　　真正巨大的变化是1972年进行的首次定期增额中央民意代表改选，让原本只能活跃于台湾省议会层级的非国民党人士有机会进入中央政治。该年选举，原本是市议员康宁祥当选立委，而稍早前的1969年黄信介则选上属于不用改选的立委，两人成为七零年代反对力量中的两大支柱。

　　另一方面，七零年代初期的知识份子论政刊物“大学”杂志在73年之后分裂，核心人物张俊宏退出，并在1973年离开国民党，与其他三人以“党外四人联合阵线”参与台北市议员选举，虽然落选，但他们的演讲却引起热潮。这次选举背后主要的策划和推动者就是康宁祥和黄信介。

　　1975年八月，在蒋介石过世后不久，由黄信介担任发行人、康宁祥担任社长，张俊宏担任总编辑的“台湾政论”创刊。

　　彼时岛内气氛正如逐渐沸腾的蒸锅，人们追求某种改变。“台湾政论”第一期就再版五次，到第五期时已经有五万的销售量。第五期正好是1975年底立委选举，杂志推出选举专号，揭露许多过去国民党在选举中的舞弊。该年康宁祥再度连任，另位两位老将彰化的黄顺兴和嘉义的许世贤也都以党外名义当选立委，老将宜兰郭雨新却落败，由于有三万张废票，许多人认为是国民党做票。

　　第六期原本是要报导国民党在这一次选举中出现的舞弊现象，但在送到印刷厂的第二天，就被处予停刊一年的行政处分。理由是在第五期中，有一篇澳洲昆士兰大学学者邱垂亮文章“两种心向”，引述一位大陆学者的论点，提到台湾人若想要当家作主，只有两条路可走，一种是武装起义，另外是团结起来奋斗争取和“祖国”统一。因此被视为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

　　“台湾政论”在发刊词中，很清楚地点出当时面临的环境以及他们的角色。当前环境是“石油危机造成经济沉重的打击，蒋公过世”，外交上越来越多国家与中共建交，所以台湾处于“一个新的艰难的局面”，他们希望杂志可以成为继“自由中国”、“大学杂志”之后，一个“民间舆论的发言台”。

　　康宁祥在创刊号发表“如何促进台湾的进步与和谐”，指出台湾内部存在三项重要差距：权力之间的差距──占有百分之八十七，四十九岁以下的人口是权力及发言权的绝对少数，经济分配的差距，以及相较于国民党籍、外省籍，其他人的工作机会明显有差距。因此要求执政党朝向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消除政治偏见和省籍歧视的方向努力。这几乎就是党外民主运动的三大目标。

　　“台湾政论”树立了日后党外政治运动以杂志作为发言基地，结合知识启蒙、政治与社会批判，与政治动员的模式，可以说是七零年代后期到八零年代所谓“党外杂志”的滥觞。具体来说，其和此前“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的主要不同有三方面：一、此前都是知识分子式的启蒙刊物，到了“台湾政论”开始和政治运动紧密结合；二、不像同为七零年代的“大学杂志”是期待政府改革，他们是呼吁形成新的反对力量。三、“台湾政论”也代表反对力量开始本土化。首先这是第一本由本省菁英主导的异议刊物──杂志名称旗帜鲜明地放上“台湾”两字。在杂志扉页上写着：“台湾，你爱我爱大家都爱；政论，你论我论人人可论。”

　　康宁祥曾说“藉着“台湾政论”这个桥梁，在从民国五十八年（1969）以来的几次选举，已经形成的新生代在野政治人物，与从“大学杂志”时期政治改革运动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才得以结合。这个结合使党外的力量素质提高了。”，在“自由中国”时期，雷震就希望打破原来“自由中国”的局限，结合本土政治人物，形成政治运动，组成“中国民主党”，但却遭到扼杀。但七零年代中期，台湾岛内和国际条件都大不相同。

　　当然，冰冷的白色恐怖仍然在空气中徘徊。“台湾政论”被禁后，副总编辑黄华被捕入狱，判刑十年；1975年参选立委的白雅灿因为印发“廿九条质问蒋经国”传单，要求他公布私人财产，被判无期徒刑；也在此年参选立委的党外人士颜明圣在76年与杨金海等邀请郭雨新举“国是与国际问题讨论会”，并筹备成立“台湾民主党”，两人均被逮捕，分别被判刑十二年与无期徒刑。

　　但党外人士继续前进，到了1977年的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更多人投入“党外”阵营选举，也有许多后来成为民主运动重要人物的年轻人在这次透入助选，党外候选人正式大规模组织起来，一个没有党名的反对党开始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