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向异乡的747

飞机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的时候是中午十一点三十分。英航的人显然是按照英国人的习惯准备飞机上饮食的——突出的特点就是东西少，间隔时间长，以及难吃——算是典型的英国饮食的普遍规律。我便一直处于头晕的状态——最开始还是飞机起飞造成的，二十分钟之后便是饿的。吃完中餐之后，照例感觉有些饥饿，便把自己摊在座位上，边翻杂志边观察窗户外面的风景。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大群的中国企业家，浓浓的烟油味和鲜明的地方口音提示我这可能是一个可以观察世界的有趣的旅程。在翻看了所有飞机上的电视频道后发现除了一部中文片以外没有他们可以听懂的东西，于是我身边的老兄开始拖掉鞋子、和前后左右的同团的朋友们旁若无人地聊天讲话，活脱脱就是在他们家炕头上一样的惬意。

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好在从北京起飞的飞机上，以国人居多，大家都习惯了高声讲话，似乎谁也不会嫌弃谁。诚然，在嘈杂环境中安然入睡，是本人从大学时代练出的奇艺，因为我是唯一一个不喜欢棋牌娱乐的异类，哪怕是同寝室的另外七个人都在大呼小叫地“够级”，我也可以岿然不动地安然入睡。恐怕不仅是我，估计相当一部分国人都有这个本事。所以大家每天生活在共同制造的嘈杂中，也没有觉得有任何的不妥。

不过国人一旦散开到国外的各种不同公共场所，其独特性立即就能显现出来。曾经在欧洲之星列车上遇到对坐谈笑风生的两位国人，他们的大声谈话，几乎熬走了附近座位上一半多的客人，而剩下的一半则不停地用咒怨的目光盯着不远处的我。也曾经在悉尼塔的顶楼餐厅，亲眼目睹一个中国团几轮敬酒过后，当地白人落荒而逃的情形，几乎没有人有勇气继续留下来坚守。更过分的是在澳洲高速公路休息区，有几个同胞试图在上洗手间的队伍中插队，而在受到了别人谴责后，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悔意，反而表现出一脸的轻松与不屑。

说实话，我从来并不认为不同的生活习惯有什么水平高低之分，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挤公共交通不排队，乘坐电梯挡住左侧快行线，进地铁抢座位。凡此种种，它代表了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我们对生活的一种宽容和适应。在北京的街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不过同时，一种做法妥当与否，还要看周围其他人的认可程度，而不是靠一个亘古不变的客观真理。因此，我更认同入乡随俗的道理，到了人家的地方，不仔细研究人家的风俗习惯，犯了戒，被人怀疑指责就是难免的了。

这便是我今天要说到的主题。我们的很多人已经习惯于某一种方式，在遭遇到另外一种方式时却从来不肯想想如何积极应对。荷包充实的国人，飞赴世界各地淘金和观光。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只是整个中国人口的很小部分，可对于人家来说，这是一个巨大而可怕的数量。他们在外面的表现，也就代表着我们所有人的表现，外人对他们的评价，也就代表着对我们所有人的评价。

很多人都和我旁边的企业家一样。他们即将踏上异国的土地，但是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只是几个图画式、碎片式的场景。你可以想象，一群完全看不懂所在国语言的人，在一名导游的带领下，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手挽手团进团出，他们无法真正地去了解和体验当地的文化，只能从外观上去判断一件事情的样貌。对于旅行社来说也是一样，对于这样一群人的需求，你只需要每天把他们装进大巴，去到最著名的景点拍出几张照片，之后把他们扔到免税店去扫货，一切就都OK了。

于是，我就认识了一些朋友，十几个国家都去过了，对世界的印象还依然只是旅游宣传画和挤满国人的免税店。我从内心觉得，他们呆在巴黎的某一条街上，和呆在北京的某一条街上的相比，并无二致，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怎样真的像一个巴黎人一样呆在巴黎，用心去体验那个需要去一点点发现的巴黎。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以艾菲尔铁塔为背景的照片和“老佛爷”免税店（Galeries Lafayette）的包包和名表。

我们的困惑到这里也就自然揭开了。当我们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有能力在他们的土地上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他们不是我们曾经想象中的他们；他们也忽然发现，我们也不是他们曾经想象中的我们。这是一个大家都需要彼此重新发现和认识对方的时刻，放下内心已有的成见，更加坦诚地认真了解，才能给到彼此互相欣赏的机会。

所有的窗户打开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过东欧大地，展现在眼前的已经是西欧平原上满眼的绿色和密密麻麻的城镇。机长决定发放甜点拯救奄奄一息的乘客们，我有幸得到了一块救命的蛋糕。有东西垫下去，我渐渐从眩晕中苏醒过来，打起精神欣赏即将到来的传说中的不列颠。

飞过英吉利海峡，果不其然钻进浓密的云层中。航空公司开始向乘客发放入境登记卡，坐在我身边的老兄大约看得出我认得几句英文，主动开始和我搭讪，鉴于甜点的作用，我也决定热情地释放自己，耐心和他解释了“姓名、性别、地址”等单词的含义，在他个人身份一栏毫不犹豫地帮他写了“商务人士”，他好奇地问了我这个词的含义，我告诉他说就是单位领导的意思，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希思罗机场是我从北京到曼城的中转站，从第四航栈楼到第一航栈楼再跑到去曼城的登机口，机场的巴士足足带我围着机场转了两圈。在这复杂的的转运过程中，认识了四五个不懂英文的中国朋友，有两个是来曼城看留学的儿子，有一个是看定居的女儿，还有一个连中文都不认识的大妈表示来为儿子带孩子的。我试图替他们翻译移民局的刁钻问题，然后把他们罗里罗嗦的中文精简成对方能听懂的英文。最可爱的是来看儿子的老爷子嘴中一再唠叨着：这服务太差了，太不方便了，看咱们首都机场，服务员都会讲英语，指示牌也有英语的，多方便他们，他们就不会在机场都弄上中文牌子？叫他们服务员都培训一下中文？太差了。

两个小时后，老爷子和我一起登上了到曼城的飞机，看看座位，的确离他比较远，我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觉得舒爽了不少。

在我试图从空中找到曼城之前，飞机已经降落在这个昔日纺织工业城空旷的机场了。机场的工作效率超高，行李和人基本上是以相同的速度到抵达大厅的（相比我们的机场，如果那可以被称为大厅的话），我迅速地整理了自己超重的行李，深深地吸了口气，作为自己接下来没有电话的一个月崭新生活的开始。

刚刚走出大厅，看见来接我的庄博士已经像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地向我展示他的笑容了，而我则像个进城的傻孩子一样热烈回应着。整个曼城机场也因为这跨越大洲的笑容而显得格外喜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