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拥有从未间断过的五千年文化传统，对此我们要有文化自信,但文化自信的基础是高度的文化自觉。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金融企业掀起了一股创建金融文化的热潮，我认为，中国的金融文化建设，要秉承“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的理念，既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又要有海纳百川的精神，汲取西方的金融文化精华，两者不可偏废。

　　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的经济伦理与商业文化积淀，而其核心是义利观。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关于义利范畴的论述，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和伦理思想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语》中记录了不少孔子对“利”以及义利关系的观点。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孔子的义利观集中体现在“见利思义”和“义以生利”这两个观点上。“见利思义”，即是当一个君子面临利益关系时，要以是否合乎“义”为标准，来判断是否获得或占有这些“利”。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自律原则。这就是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否则就是“见利忘义”。对于那些损害他人和社会道德准则的获利机会，则一个正直的君子应毫不犹豫地放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一些投资银行以高风险债券欺诈投资者的行为，就是“见利忘义”，结果是自己也最终丧失了“利”。

　　我们再来分析“义以生利”。这个命题很有意味。我认为，“义以生利”的观点，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也有很深刻的合理性。“义”作为一种道德准则体系和行为规范，如果被行为主体切实实行，必然为行为主体带来极大的社会声誉，其社会信用度和美誉度会极大提升，从而积累极为珍贵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比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知识资本更重要，是决定行为主体经济效率和经济利益的重要变量。因此，如果一个行为主体在经济运行和金融体系运作中遵循了“义”，模范地执行了道德准则，则其社会资本就会增多，其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是说，“义”直接带来了“利”。这就是用现代经济学和社会资本观点来重新阐释的“义以生利”。现在金融体系中实行的“赤道原则”和“全球契约”，其中倡导的金融社会责任，恰恰可以为赤道银行带来极高的社会资本，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这是孔子“义以生利”的生动体现。

　　自荀子以来，秦汉以降迄于宋明，出现了一批敢于批判和矫正旧的伦理传统、肯定人的利益需求的功利主义学派。战国后期荀子提出了“义利两有”的价值观,汉代司马迁也提出了顺应自然的人性观和功利主义经济伦理观,即善因论,南宋永康学派的陈亮和永嘉学派的叶适倡导功利之学,反对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

　　我们来谈谈我国古代商业伦理的实践。被后人尊称为“商圣”的范蠡，是一个将经营才能与伦理道德完美结合的商人典范，他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而在功成名就后激流勇退，化名陶朱公，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并三散家财，成为我国儒商之鼻祖。范蠡提出了一系列“富国之术”和“积著之理”,但他的财富观更加值得学习和赞赏。《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他虽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却“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司马迁说“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他的财产都散给了自己的穷朋友和穷亲戚，这种善行无疑给范蠡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声望。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还提到另外一个大商人白圭，此人约与孟子同时，有很深刻的商业经营管理思想，他以“治生之术”教人，并以“智、勇、仁、强”四个条件作为选拔学生的标准，认为：“其智不足以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对于“仁”的解释是“能以取予”，即懂得并善于处理“取”和“予”之间的关系。现在人们常常说，能舍才能得，就是这个意思。从事商业活动和金融活动一定要有利润，但利润不是凭空取得，而是通过与交易对手的交换以及通过自己团队的努力而获得的，因此在从事商业活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正确地处理好与商业伙伴、企业员工的关系，这也是现代管理学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精髓。白圭深刻地理解“取”和“予”之间的辩证法，只有很好地“予”，才能更多地“取”。对交易对手，要秉持诚信的原则，要给人最好的商品（即“务完物”），对于自己的助手和员工，他认为要“与用事童仆同苦乐”，这才能“以取为予”，这不能不说是较高的经商智慧。

　　我国古代商业伦理实践累积了丰富的伦理遗产，这些伦理遗产的核心是公平交易、诚信从商、重视信誉、秉持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和财富观，以及对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高度关注。这些优秀的商业伦理，值得我国在构建现代金融文化的过程中挖掘和弘扬。